【大紀元4月4日訊】
尊敬的議員先生：
在國際社會由於西藏事件而聚焦中國人權問題之時，我以一個澳洲公民的身份向澳洲的全體議員寫這份呼籲書，提請全體議員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關注澳洲對中國人權問題採取的態度和立場。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人權記錄最差的國家之一。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共當局下令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開槍，一夜之間屠殺了幾千人。
1999年7月開始直到現在的對億萬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造成80多萬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據不完全統計，已證實的迫害致死的人數是3,135人，更多更多的是無法統計的。我本人就親身經歷了8個多月在中國勞教所的非人道的殘酷迫害。
目前在西藏發生的動亂，中共毫不顧及國際輿論的壓力，加大力度鎮壓，並把鎮壓說成是自衛。中共的媒體一字不提有多少西藏人被打死，卻說18名平民在動亂中被藏人打死。
中國是一個由中共專制暴政統治的國家，中國人沒有民主和自由，整個國家機器包括司法體制，媒體宣傳都可以是中共迫害任何個人和團體的工具。所以國際輿論和壓力是促進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是近十年來，中國的快速的經濟增長，巨大的市場貿易和市場投資潛力，被中共用來誘惑和要挾國際社會，任何國家包括澳洲，在被吸引與中國進行巨額貿易時，會接收到中共的暗示，有時甚至是直接的警告，不要告誡中共有關人權問題。
國際社會一直以來，由於經濟利益而對中共的人權問題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表面上各國都與中共保持經常的人權對話，卻只有形式而沒有實質。對中共來說，這樣的人權對話只是它欺騙國際社會的一種手段。對國際社會來說，這樣的人權對話也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行為。
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澳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澳洲的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對澳洲的影響越大，澳洲就越依賴它，也就越不敢面對中國的問題，怕得罪它。在這裡我舉幾個例子:
幾年來，由於受中共方面的壓力，前外交部長每個月都簽署一份證書，限制法輪功學員在中使館前的和平抗議，法輪功學員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狀告法庭，才解決這一問題。
當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曝光時，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的調查報告發表後，澳洲很多議員都表態應對這一嚴重指控進行調查， 澳洲政府卻顧慮重重，不作任何表態。
鑒於我因修煉法輪功而在中國遭受的8個多月的殘酷迫害，我向新南威爾士洲高級法院提出起訴，以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原兇江澤民，羅干和610辦公室。我以澳洲規定的外交途徑向被告遞交了訴狀，在法院的兩次開庭上，被告均未到場，也沒有派任何委託人到場，在法院準備考慮我向法庭提出的缺席審判時，澳洲司法部在中共的壓力下，最近向紐省高院遞交申請干預我的訴訟案，並且向法庭提出運用《1985年外國國家外交豁免法法案》使被告免於起訴的要求。
我很擔心我們政府在處理中國人權問題時所表現的態度和立場。我們的政府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在用原則去交換經濟利益，在偏離良知和正義；而良知和正義是我們社會的基礎，如果我們在摧毀而不是去維護這個基礎，我們就是在消亡自己的國家。
司法部要在法庭上幫助那些正在中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中共官員們，這是否把澳洲的司法推離正義？但我們的法庭應該是獨立的，是維護自由、真理和正義的。
我起訴江澤民等被告是希望藉助澳洲獨立司法制度伸張正義，幫助制止迫害。司法部要求法庭允許為被告提供外交豁免，是否是在幫助迫害者？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持續8年了，如果迫害者得到的是幫助而不是譴責，迫害何時能結束？
二次世界大戰後，沒有一個納粹戰犯因為他們的職位而躲過正義的審判，為什麼澳洲司法部認為因為被告的職位，他們就不必承擔對被迫害之死的和還在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的所負的罪責？人類法律和法案建立的目的是維護人類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和平，任何法案都不應該為人權罪犯提供庇護，包括《1985年外國國家外交豁免法法案》。
我向全體澳洲聯邦議員發出呼籲，為我們國家的誠信，為我們的正義良知，讓我們不再對發生在中共獨裁暴政下的痛苦、酷刑和謊言視而不見。
我向全體聯邦議員呼籲，我們的政府要為正義說話，不干涉澳洲司法的獨立，不讓中共利用商貿利益的幌子去破壞我們國家的基本原則。
我向全體澳洲聯邦議員發出呼籲，盡你所能去幫助制止在中國的對西藏人和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
如果您贊同和支持這麼做，請你寫信給律政部長闡述您的意見和觀點。
您忠實的
章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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