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作為一個反對任何以暴易暴的共生主義研究者，對於「3、14西藏暴力事件」，我首先對強權政治深深悲哀。
從歷史經驗來看，一次暴力事件的主要解釋權，往往在強者，但強權的解釋大多是掩蓋真相，就像一個「大人打小孩」事件，事件的起因也許是小孩不聽大人的話，甚至是小孩先失去理智動了手，但最終惡化事態，造成悲劇的根源，一定是大人，在強弱懸殊的暴力衝突中，大人永遠要負激化升級的主要責任。如若不信，且看一例——漢文帝處理「西藏問題」時化干戈為玉帛的智慧。
以「聯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決南粵
或問，「西藏問題」最早出現於唐代，漢文帝時只有「匈奴問題」、「南越問題」，哪有什麼「西藏問題」？不錯，整個漢代都沒有「西藏問題」，但「西藏問題」的實質不過是「自治問題」，而「匈奴問題」、「南越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如何處理「弱者自治」（少數民族自治）。在這一意義上，從秦朝一統華夏，中國就一直陷入「西藏問題」的困境——要麼是強權朝廷以極大的窮兵黷武成本征服夷荻，要麼是強大的蠻夷以非理性的復仇心騷擾腐敗的中原，其間最理想的狀態只有一些短暫的「文景之治」——與夷荻真正實行「聯邦自治」。這類歷史紀錄，其經典可推《漢文帝賜南越王書》。
西元前179年，登基才兩年的漢文帝，決定以「聯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決南越（粵）分裂獨立問題。其時朝廷主旋律認為，南越（嶺南廣東、廣西一帶）乃前朝秦朝的領土，而今漢朝取代秦朝，南越王趙佗理當歸順新朝稱臣，然而南越王趙佗卻趁秦漢易代之機獨立，實屬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應當按呂後時的既定方針辦，堅決對其進行武力鎮壓或保持武力威懾。但崇尚「黃老之道」，信奉「無為而治」的漢文帝，卻力排眾議，決心「上兵伐謀」，「不戰而勝」，對「化外之國」南越實行「聯邦自治」：只要南越能去帝號，「奉漢約」，稱臣納貢，就可封王自治。於是修書一通，派與南越王趙佗有交情的能吏陸賈出使南越勸歸。許多人對這一「勸匪自治」的結局高度懷疑，但卻出人意料，大獲成功：南越王趙佗讀罷《漢文帝賜南越王書》，心悅誠服，當即寫了《報文帝改帝號書》，從此南越和平歸順漢朝，多年沒有什麼大反覆。
待夷以誠，真心共生
總結起來，漢文帝能以一紙書簡解決「西藏問題」，有兩條重要經驗：
其一，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擇善而從。
在漢文帝之前，有兩種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一是漢高帝劉邦的「和輯百粵」寬容政策——漢高帝開國時，面對「自立為南粵武王」趙佗，採取了「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部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
二是漢高帝駕崩後呂後執政，故意壓制南粵經濟發展。「高後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這一看似可以防止南粵強大為患的妙計，卻以背信棄義之違約行為激變南粵憤而由自治重行獨立。「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後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並王之』，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後遣將軍隆慮侯灶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領。歲餘，高後崩，即罷兵。』」
漢朝國力在呂後執政時與文帝在位時沒有什麼明顯差異，何以呂後以兵威不能壓服的「西藏問題」，在文帝手上卻能不用一兵一卒就圓滿解決？關鍵是漢文帝從這歷史經驗中看到，還是平等待夷，以誠求和，寬容為上是上策，像高後那樣「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和母馬母牛母羊，只會逼夷造反獨立。故而有了以「聯邦自治」破「化外之國」的高明。文帝棄呂後尊高帝，實在是一「和諧真經」。
其二，待夷以誠，真心共生。
有人曾以為，漢文帝能以一通尺牘解決「西藏問題」，關鍵在信寫得好。此言似是而非。誠然，《漢文帝賜南越王書》的確寫得既謙虛誠懇動人，又講事實擺道理暗藏威懾。但如果信中「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皆言不由衷，所雲「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是假話空話，並沒有處分對南粵逞霸道的長沙將軍博陽侯，並沒有「為佗親塚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趙佗斷不會上當受騙，馬上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願奉明詔，長為籓臣，奉貢職」，「去帝制黃屋左纛」。說到底，文帝以一短簡代替百萬雄師安定南粵萬裏，關鍵在於誠心誠意想讓南粵自治，而不是以有名無實的「自治」行騙。
誠所謂，真誠所至，金石為開，古今中外，凡真心想與人共生者，皆能心想事成。凡將他人當傻瓜，存心「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最終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國共一百年來的數次合作何以一再破裂？皆因國共兩黨皆無真誠平等共生之心，總是將「合作」當作拖延時機，積蓄力量突然襲擊對方的陰謀詭計！
「北京空話」並非只對於夷人
「西藏問題」之所以五十年來多次反覆，不能說藏人團體沒有失誤和私心，但其主要責任，當在於「北京空話」——「西藏自治」始終是有名無實，藏人從來沒有真正當「一號人物」，從來都是北京做主，西藏聽令。當然，公平地說，「北京空話」並非只對於夷人少數民族，它是一視同仁，不僅僅在邊緣地區實行，就是對待許多漢族地區，說是「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又哪有真正兌現過呢？到處都是官僚政府，永遠都是「代表官人」。
比較起來，我以為近五十年來北京對西藏的許多「信」，不僅遠多於文帝時代，而且遠比文帝處理「西藏問題」的《漢文帝賜南越王書》寫得動人，像什麼「毛主席的光輝像金色的太陽照亮拉薩」，「和諧西藏和諧社會」，實在是激動人心。可惜，實際上都是空話或假話。
為何「和諧西藏」結果變為了「恐怖西藏」，「和諧社會」最終帶來「恐怖社會」，這適得其反，需要我們深深反思！
對照漢文帝處理「西藏問題」的智慧，今天的執政者，是否太愚不可及？
有一則新聞，「西藏自治區負責人說，近日，拉薩極少數人進行打、砸、搶、燒破壞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我想，從短期來說，也許這樣說不無理由；但是從歷史來看，從未來觀之，這樣的診斷未免太片面，太簡單，太草率，不論怎麼說，就如「9、11」事件一樣，不論有多少原因，美國政府都要對「9、11」事件的實際後果負主要責任——「3、14西藏暴力事件」中的主要責任者，毫無疑義是西藏政府及其背後決策者：至少有激化矛盾或防範不力之過。這從漢代南粵稱帝事件中呂後與文帝兩種不同應對方式產生不同的結果，足以證明。
今日北京政府能否學習文帝從處分長沙王入手解決南粵問題，先追究西藏政府有關負責人之過？
2008年3月31日於深圳早叫廬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