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將這種花言巧語當作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見到，比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打出「美國國會議員呼籲人們加強對中國的理解」的標題，下面附上國會議員西蒙”G奧維茲（Simon Orvitz）的厥詞：「中國的發展真是突飛猛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與中國相比。」當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代表來中國訪問時（無論以何種標準，這裏連人類都不適合居住，更甭提動物了），北京政府辦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會的代表們坐在一個支援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標語橫幅前，擁抱著吉祥動物熊貓。
（註：還是有個別不向中共叩頭的政治家（當然他們也不會上中國報紙的版面）。例如，我曾花幾天時間陪同國會議員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訪問北京。儘管所代表的選民來自明顯傾向民主黨自由派系的舊金山西南的選區，由於生於匈牙利以及自小就參加反納粹抵抗運動的背景使他保持著某種旗幟分明的正直。儘管放鬆之後不那麼莊重，他依舊在北京表現得充滿反叛的精神。我太太帶他逛故宮時，他非要穿上全套皇宮的打扮；我領他上長城時，他提起劍與裝扮成元朝士兵的人裝模作樣地比劃一番。他像別的國會議員一樣玩得非常開心，但當我們驅車穿過田間談起現代中國時，他極為坦率，立刻流露出對中國政府和它的盟友的鄙視。他對美國駐華使館安排的活動同樣不感興趣，他曾要求使館官員安排一次與中共官員的高層會談（會談期間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的人權劣跡）。我試了好幾次希望他會見美國商界的高層人士，都被他推辭了：「我不想見這些人」，美國商會的這套功夫在他面前，一籌莫展。他最反對通過中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是民主黨國會議員中對採取約束中國政策的最不妥協的批評者。）
甚至在最糟糕的形勢下，媒體還是報喜不報憂。當SARS在中國鬧得最凶的時候，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導人比爾”G弗萊斯特（Bill Frist）帶著一個八人組成的國會議員代表團去了日本、南韓、台灣和北京，試圖找出事件的真相。弗萊斯特來中國是因為疫情發展到那樣的地步，任何一個美國政治家，特別是受過醫療培訓的政治家，都再也不能迴避事情的存在了。中國領導人掩蓋SARS疫情已經長達五個月之久，情況已經開始失控，但北京和廣州軍方醫院和SARS治療中心的醫生卻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對病房進行調查（還謊報病例數）；一個在中國感染SARS的美國商人居然被無禮地要求轉到香港醫院治療，結果他死在途中；北京的SARS病人被送上卡車，拉到破舊的殯儀館藏起來。好像世界衛生組織醫療隊是聯合國武器調查員，而SARS病人是生化武器彈頭似的。這就是驚慌失措的中國政府向世界展示SARS已經被控制，以及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荒謬舉動。
當弗萊斯特抵達北京時，新上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做出學者們稱之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三百個SARS病例，並許諾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與SARS疫情做鬥爭，還革去了衛生部部長和北京市一名副市長的職務。在那之前，弗萊斯特還在堅持指責中國政府忽視SARS的嚴重性，以及指責中國政府所謂對「疫情監察不夠」只是掩蓋真相的一部分。雖然如此，當弗萊斯特到達北京後，他卻同樣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我向胡主席致以最崇高的問候，因為他在過去四十小時中致力於與病毒做鬥爭的勇敢和無畏的舉動。」
如果胡錦濤是「勇敢和無畏的」，中國領導人在其他方面又都做了些什麼呢？他們試圖迴避在香港已經發生的事實，承認疫情擴散等於自我隔離、接受制裁、勞動力流失，外國企業也會把資金抽走。但一切都太晚了，謠言充斥著整個北京，網路提供的消息快過新聞管制封殺的速度。搶購狂潮開始出現，不僅僅是中藥，連麵粉、大米都成了暢銷貨，供銷系統出現嚴重危機。生產力和消費者的信心在持續下降。根據美林公司的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在第一季度保持了9.9％的增長率後，國民生產總值開始下滑。廣東行動電話的銷售量下降了40％，而占國民生產總值6％的旅遊業則幾乎陷於停頓。外國駐華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雇員和西方投資者紛紛撤離中國（摩托羅拉公司位於北京的十八層樓高的總部有好幾個星期都人去樓空）；世界女子足球錦標賽和女子冰球錦標賽決定不在中國舉行。一位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向中國官員指出，如果不盡快徹底從根本上改變目前處理疫情的做法，美國很有可能會聯合抵制二○○八年在中國舉辦的奧運會。即使中國領導人內部的估計也暴露出這種恐懼：如疫情失去控制，SARS會成倍地增長。就像一個退休中國官員對《華盛頓郵報》記者約翰”G馮弗雷特所說的那樣：「我們在與外界打交道中一直遵循一個原則－－矇騙外國人。但這樣做再也不起作用了。愚弄外國人的結局是愚弄了自己。」
為什麼其他一些嗅覺敏銳的政治家來到北京後會失去原有的洞察力呢？一位前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向我解釋，參議院和代表團成員一從北京國際機場入境，使館就啟動重要人物接待機制，目的是使他們的活動盡量保持在使館的視野內。通常會向他們做關於中國的簡介，提供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現狀的資訊；之後，使館開始進入導遊接待環節，安排觀光車輛，啟動使館的外部資源和「關係」，以確保整個旅行完美無缺：
你們都知道，國會議員們其實是來休假的。我相信他們會參加一些高級會晤。但這些只是像吃野餐一樣輕鬆，他們的來訪都抱有私人目的。美國軍方有專門的機構全職做這些勾當。他們隨從國會議員到處遊蕩，盡心盡力，為慷納稅人之慨。這些軍方人士花錢如流水。
有時候你會遇上像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這樣的人，一位前使館工作人員，一想起他就頭疼。你隨時隨地都要為魯賓準備好冰鎮畢雷礦泉水和新鮮的柳橙，甚至到了偏遠的桂林也不例外。沒過多久，我的朋友就對這一套程式感到厭煩。這些國會議員不是正經八百來幹事的，而只是來選擇合作關係，或是縱情消遣，旅途中熱中於收集盜版DVD影碟、珍珠飾品以及各種小玩意（我曾經幫助一位前國會議員收藏大量盜版的DVD影碟，幹這種差事不言而喻）。
接待國會議員是使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因為，正如前使館官員所抱怨的，「我們總是被華盛頓指責為中國的同情者，我們一般會對華府說，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中國不能這樣做，中國政府不會贊成某個提議或者是某件事。然後華府會對使館說：你們是中國的同情者，太過於親中了。」如果來過中國的國會議員從中起作用的話，使館在華府中就會得到支援，占據一定的主動，不僅僅是在人員的資金、立場等方面，還包括進行軍事交流方面的聯繫，為赴美國訪問的中國重要人士提供簽證上的便利以及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技術轉讓、延緩對台灣的軍售等對中國政府至關重要的一些問題上，影響華府的政策走向，同時亦有助於使館在與中國同行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駐華使館和商界總是試圖把目標統一起來，但是如果一個美國企業不能利用使館提供的資源時，它就會轉向負責公共關係的公司，比如我工作的那家。我們在中國做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公共關係活動、推銷形象和企業分析，但是對在中國進行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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