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傳媒一致宣稱戰鬥機駕駛員王偉是英雄，是美國EP-3偵察機故意撞擊中共戰鬥機，迫使王偉偏離航線並墜入南中國海，幾乎沒有中國大陸網民能夠看到美國國防部「眼見為實」網頁上關於中共駕駛員挑釁EP-3偵察機並對美國機組人員做出下流手勢的內容。
因為我們是一家美國公司，我們的寬頻互聯網入口相對比較暢通，撞機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來到辦公室，發現一個中國同事獨自在辦公室下載並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關這個主題的美國報導。當我問起那些列印紙張，他羞怯地承認是他的，並安慰我說美軍機組人員可能很快被釋放。然後他突然開始長篇大論，談起台灣是大陸的一部份，好像這樣可以掩飾他的所為。只有極小部份的中國員工在辦公室有這種方便條件。從一些中國人對世貿中心遭受攻擊的早期反應，可以看出他們普遍缺乏這種條件。沒有CNN包羅萬象的報導，整個事件必然更抽象難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學生，要麼麻木無情，要麼乾脆表示幸災樂禍。
也許美國新聞記者們沒有注意，其實僑居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只要花一點費用，使用Anonymizer這樣的網路代理瀏覽器，就可以像駕駛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遊網路。大部份這些程式使用安全傳輸協定（SSL），一種高級加密措施。在美國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這類程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對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資訊。在中國大陸，他們可以躲避政府機構檢查使用者的網路漫遊歷史，同時可以有效躲開公安部門的Sniffer程式追蹤，因為沒有任何簽名資料。但是這些程式必須在線上付款，才能啟動；即使中國大陸用戶可以看懂這類網站的英文說明，有信用卡的用戶也是寥寥無幾。公安部門更是捷足先登，最後Anonymizer也被封鎖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岡大學逗留一天，在物理學家徐道輝（Stephen Hsu）的辦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畫圖講解中共的防火牆和它的弱點。他講解得非常清楚。九個月前，他與人共同創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網」（SafeWeb）接受邀請，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的科技創投公司（In-Q-Tel）開發一套安全的互聯網通訊系統。對徐而言，公司獲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從中國大陸逃亡至台灣，這可能與他對中國大陸的特殊關注有一定關係。當他談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伺服器，並通過它為中國大陸網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訊系統時，他興奮地眼睛發亮！
徐解釋說，三角指的是大陸網民、防火牆外的眾多伺服器以及統領這些伺服器的主機，而主機是中共當局找不到的，已經有數萬的中國網民連上這套系統。在「三角男孩」系統二十個最受歡迎的搜索網站中，有五個是中文網站。中國大陸網民每天會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電子郵件，這些位址能夠讓網民匿名連上他們原本無法連結的網站。甚至可以讓網民建立自己的網站和網民組織，成為政治運動的前身。徐宣稱，如果有足夠的經費支援為數眾多的伺服器，這套系統可以說是無敵的，任何對它的攻擊，尤其是針對主機的攻擊，都需要龐大的資源才可能達成。
徐很樂觀，因為美國之音已經開始正式資助「三角男孩」，每月一萬美元。美國之音的官員找到安全網是由於沮喪所致。美國之音網站被中共列為封鎖目標之一，他們每天給八十萬個中國大陸郵件信箱傳送的新聞，幾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計，向一百萬中國大陸網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統（一個月大約可瀏覽六億網頁），每年所需經費約為一百萬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預算三億美金的美國之音，當然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援。
徐讓我印象深刻，我帶著興奮的心情離開校園。美國人的創新智慧可以擊敗中共的防火牆，也許這個訊息可以傳播過去，只需要一點外界的幫助。然而當我與麥克．羅賓森通信後，才瞭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論上仍有破綻，伺服器易受假網站、或類似「紅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擊。此外，圍繞「三角男孩」的公開宣傳已經傳到中國大陸，將引發麥克所謂的「梅鐸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麥克解釋：一九九四年，梅鐸宣稱衛星電視是「對各處集權統治的明確威脅」，中共當局深信其言，於是立即掌控有線電視、拆毀全國的衛星接收碟型天線，並把梅鐸的星空電視列入黑名單。我想如果梅鐸可以預見對「三角男孩」發動攻擊的話，那中共網控當局一定已經開始了攻擊行動。
從美國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網」更致命的問題是「燒錢」（資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他剛起步的資訊公司）。當徐要求更多資金時，美國之音的工程師開始將「三角男孩」視為新經濟時代徒勞無功的產物。結果，事與願違，不僅沒有拿到資金，雙方的合作細節反而改為將「三角男孩」的地址透過美國之音的郵件系統推廣。別忘了，美國之音的郵件系統早就被封了，同時它也是中共當局網控警察最先檢查的地方。總之，這個結局讓雙方都高興不起來。就這樣，中共安全部門很快就鎮壓了這一反抗（在中國大陸「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蹤影）。
由於美國之音不信任「安全網」這樣的公司，下一波攻勢的重任落到了駭客肩上。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師組成的鬆散結盟，致力於保證全球互聯網的大門敞開，暢通無阻。駭客喜歡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網（FreeNet）這樣的匿名網路向中國大陸散發《天安門文件》，同時挑戰中共網路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馳神往。因此，當「安全網」消失後，美國國務院、美國之音以及眾議院政策委員會的人士開始與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統的設計者秘密接觸，商討攻破中共防火牆的對策。
這些程式設計者中有個別人與Hacktivismo團體立場一致，這是一個少年電腦駭客團體，正式名稱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們的聲明有點反政府傾向，但是我想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也會有所轉變；從前幾個聲名狼藉的電腦駭客最近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幫助一些公司保護網路安全，防範他們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頭領歐司伯．拉費（Oxblood Ruffain）見過面，談論如何爭取電腦駭客理想主義者與美國政府合作，為共同目標努力；這顯然很不容易。電腦駭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們不是笨蛋，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行為浪漫且放蕩不羈；他們貪婪權力，但是當同伴看到他們與蠢笨的美國政府合作時，他們一下子呆若木雞。
我想也許華盛頓已經從保羅．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處獲得所需。保羅是Peekabooty的主要開發者。他在Hacktivismo系統外運作，不受公司束縛也花費不了多少錢。他住在多倫多，喜歡穿著黑色服裝、總面帶著悅人的微笑，好像是個騎馬剛進城的少年鏢客。「我從未遇見比我更好的程式設計師。」他提供的程式碼被確認是點對點系統（peer-to-peer system）。與「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伺服器，Peekabooty主要藉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個電腦到另一個電腦，老用戶介紹新用戶，整個系統有機地擴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間，破壞也很有限，頗像地下黨的單線聯繫，不致影響整體運作。
這種點對點特性會增進信任，但也可能發生叛變。也可能開始不錯，爾後卻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達到相當的數量。美國之音未能接受，保羅於二○○二年春天回到多倫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收到一位名為劉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東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劉雅雅是一位來自香港的人權活動家，現居住在南加州。劉在異議人士中作為網路代理人。這個股東提案是從環保人士那裏學來的。理論上講，一旦某家公司在公眾面前蒙受羞辱，它會採取行動補救的。
劉非常瞭解互聯網對異議分子之間的溝通至關重要，她也感覺到活動的高潮即將來臨。在二○○二年春天，中國大陸互聯網引發的爭論已在美國網路上硝煙四起，釀成網路火災。Slashdot網站（又稱書呆子新聞）就美國公司協助中共建置防火牆一事有過火爆的討論。一些評論性文章開始出現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幾個史丹福大學學生開始談論把思科從史丹福大學的工業合作夥伴計畫中剔除，並說服校方取消了從思科訂購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網路電話設備。
在一份一頁的備忘錄中，劉抨擊了思科在中國大陸市場運作的道德墮落，並建議思科為股東準備一份特別年度報告，就目前出售給外國國營實體，用於設置國家防火牆或網路監控的所有思科產品的詳細資訊。
七周之後，思科的律師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頁的回應文件。律師拒絕了股東提案，理由是無法執行且具煽動性，股東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實，並且危險地誤導大眾。思科無法充分告知股東有關所有產品銷售的細節，因為顧客的秘密會遭受侵犯；而且，美國安全部門也在美國監聽恐怖分子的行動。難道這項股東提案意味著思科必須向大家報告美國司法單位和國家安全單位現在正在使用的思科產品嗎？雖然證券交易委員會允許劉的提案可照程式進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數股東投票否決。
然而劉在下一年還會回來，思科否認的事情則是北京的產業界人士眾所周知的事實。思科的利益衝突是被迫要考慮美國的民主理念，同時又要滿足中共的需求。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公司數名律師要用幾個星期來反駁一位憤怒股東的一紙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則是思科回應二○○二年春夏兩季出現在華盛頓的政治氣候。
國會下屬的中國事務執行委員會等機構已開始探究中國大陸的互聯網議題。美國企業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新美國世紀和蘭德公司等智庫均在提供研究報告和證人。國家民主基金會因遭到質疑，被指責與中共當局關係密切以及忽視中國異議團體要求的基金補助申請，因此急起直追，宣布舉行若干聽證會。國務院的一個機構在做審慎調查，由兩黨議員組成的美中安全審議委員會私下盤問了思科和北電網路公司在中國大陸經營的情況，以便著手起草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這個年度報告主要涉及美中貿易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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