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認為解放軍將玩弄核武器、準備打核戰視為最起碼的恐嚇條件。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說的過去。布萊克說，「他們運載導彈的卡車使用低頻通訊手段，他們必須假設我們能發現他們。如果他們監視我們的話，他們會知道我們的陸基導彈也會有所行動。但是他們擁有潛基彈道導彈之後情況就變了。這個時候潛基導彈就會出動。」美國的弱點是她過於趨前的地理位置：「你無法使用『戰略防禦計畫』保護關島和夏威夷。」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布萊克接著說，「中共對『戰略防禦計畫（SDI）』不太在意，他們認為這個計畫要等十年才能進入部署階段。但是，從戰術角度上講，他們非常憤怒，因為我們可以在十八個月內為台灣建立一個防禦中共常規導彈襲擊的安全網。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有竊取我們『戰略防禦計畫』的動作，而他們要做的是使用反衛星的辦法來破壞我們的這一系統。反衛星的辦法確實存在，他們能夠把我們的衛星搞得七零八落。」
中共正在開發空中預警系統的殺手，採用的是蘇聯那種可追蹤信號的彈頭。他們研製的導彈射程驚人，也擁有了用於迷惑對手的電磁脈衝武器。布萊克預測解放軍很快會擁有封閉美國指揮中心的電子干擾能力，把它從台灣海峽衝突中隔離開來。「他們現在研製的是一種逼迫美國避開的軍事能力。」
最後呢，中共軍事演習使用了非常規的戰術：「榴彈炮架在船隻的甲板上和其他愚蠢的招數，讓我們不好類比。航空母艦的麻煩仍是個問題。我們可以擊沉『無畏』級驅逐艦，只要它敢開第一炮。然而，他們認為他們就需要一炮。」
布萊克搖了搖頭，對這種一廂情願的軍事戰略和危機造成的變化莫測表示了一種無奈：「他們將跌跌撞撞地闖進這場戰爭。」
中共的軍費開支大約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而且沒有良好的航空電子工業。中共從蘇聯那裏學到一課：不要與美國比花錢。他們預算有限，怎麼能希望建立空中優勢呢？據估計，中共製造一枚巡航導彈的費用比美國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共國防問題專家估計，美國防禦中共一枚導彈攻擊的費用高達中共生產一枚導彈費用的九倍。解放軍現有四百五十多顆常規彈道導彈，每年部署七十五顆左右，到二○一○年將有九百顆常規彈道導彈，足以對台灣的機場、指揮和控制中心與其他軍事目標率先發動全面攻擊。即使開銷不多，解放軍仍然相信他們可以在四十五分鐘之內獲取空中優勢。布萊克認為，「解放軍相信他們可以迫使台灣在四至六天內屈服。」
（註：這種看法，即台灣人軟弱且貪財的性格決定他們槍一響就投降，在中國大陸已鼓噪多時。許多在華美國人也持這種看法。在中國大陸居住久了，這種對台灣民主力量的鄙視就會潛移默化地在發揮作用。與阿道夫•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曾嘲笑英國為「小商販的國度」如出一輒。）
中共導彈戰略雖然看起來嚇人，但也許正是它整體對台戰略最薄弱的環節。布萊克告訴我，「四百枚導彈，數數看，發射一顆少一顆，這又有什麼呢？台灣人經歷過恐怖的大地震，心理震撼不會帶來空中優勢的。解放軍還不明白這一點。」
最終，解放軍必須越過嚇唬人的導彈部隊，直接出兵入侵台灣，這時候「第四代戰爭」情況出現了；像其他許多戰術用語，這個詞義不甚清楚。但中共明白其基本要點。他們知道蘇聯的人海戰術已經破產，所以呢，要放棄密集隊形，選擇小巧玲瓏的機動特點，配合炮火協同進攻。（這需要獲得海軍內陸電纜、移動錄影、保障通訊安全的光纖技術和複雜的加密演算法）。「他們讀到什麼就相信什麼。甚至相信湯姆•柯蘭塞。（註：湯姆‧柯蘭塞（Tom Clancy），美國作家，著有《獵殺紅色十月》（Hunt for Red October）」布萊克笑著說。「我們有即時戰場圖像，他們還沒有，他們急於得到這一技術。他們知道它的份量。」
不加上附註是很難理解的：我們自己是促成這一切的部分原因。我們認為軍民兩用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內燃機是機械化戰爭的必備條件；噪音小的潛艇驅動器依賴於複合材料；商業雷達、衛星資料也可以用於巡航導彈的導引控制系統。不管我們如何看待它，中共已從美國手中得到了上述技術。
廣義上講，在八十年代我們把它當作盟國，允許有限的殺傷武器和民用技術出口給中共，沒有引起太多的麻煩。九十年代，我們開始發現它是個武器擴散國，於是我們開始對敏感的高科技採取控制措施，不過為時已晚，漏洞太多，防不勝防。雖然我們搶先一步制止了洛拉爾公司（Loral）把軍用衛星出口給中共，但他們提供的技術還是改進了中共的火箭性能；瀋陽的波音公司（Boeing）分廠在收到停產命令之前，一直在為蘇-27提供民用航空配件；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s）想盡辦法向中共出售超級電腦，而中共電腦製造業的老大－－聯想集團接著就把這些超級電腦轉手賣給解放軍。中共有個技術採購單子，其中被拒絕的有晶片定制技術和演算法（晶片很難仿製）、隱型技術和軍事應用軟體等等。
在北京的美國電訊公司和其他高科技公司的總裁們一般都認為中共不是我們潛在的敵人，他們認為只要不賣導彈的控制導引系統，「正常」商業交往不會傷害美國利益。另外，中共資訊系統的技術協定必須要基本符合美國標準，否則，全球商業通訊會是一團糟。在這個階層中，至少有兩位專家另有主張。他們都願意見我，但同時又像布萊克那樣要求身分嚴格保密。我暫時稱他們為『懷特』（White）（若干跨國電訊公司的顧問）和『格雷』（Grey）（技術和互聯網分析家）。
懷特認為現代軍事技術正經歷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完全取決於互聯網的發展：「中共致力發展資訊領域的優勢將對美國構成最大的威脅。」他指出，中共一年可產生一百萬工程師，他們輕而易舉的打下了基礎。資訊加密技術「相當於太空領域的科技角逐」，中共用五年時間已從零數位發展到二百五十六數位加密。他對美國技術公司普遍存在的傲慢頗有看法，他說，那種以為我們技術革新的速度快得使中共無法採用商業辦法複製微處理器的想法荒唐可笑。（儘管按美國標準是很慢，中共最近還是搞出了他們自己的第一個微處理器，龍芯。他們聲稱研製花費一百三十萬美元。令人好奇的是，英代爾（Intel）公司去年為中共高等院校的贊助費用也是這個數字。）懷特說，「一涉及互聯網，軍用和民用之間就很難劃分。美國軍方直接使用剛下貨架的膝上電腦，所以中共的資金花在哪裏最上算？在鋼鐵上呢？還是在資訊戰上呢？…中共能承受多少個登月計畫和曼哈頓工程呢？只能承受幾個，但他們能做成。」
懷特分析了中共的具體作法。獲取尖端技術的一個作法是從以色列等國購買。吉拉特（Gilat）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加密性能上乘的電腦、先進演算法、軟體、晶片、聲音擾頻器和所謂的「可設定地址的加密」技術。加拿大是另一個薄弱環節，溫哥華高幹子弟的關係網提供了許多可乘之機。另一個作法叫作螞蟻啃大象。有超級電腦最好，如果沒有，可以串聯許多電腦來處理大型計算專案，這種事在中共那裏就方便多了。
中共的資訊產業部廣撒大網，充分利用處在美國安全機構監視之下的眾多超小型公司來運作。對此，布萊克特別加以證明，他說，「中共為購買這些技術，做出巨大努力。儘管購買清單隨時間不斷變化，中共主導的採購行動從沒有放鬆。赴美訪問團體數目不斷上升，大部分團體是美國公司贊助的，可優先拿到簽證。…駐北京公司的代表忙著改善公司形象，發出邀請的美國公司並沒有賣任何東西，但提供了接洽管道。這些中共人士一旦拉上了關係，他們會另找合適的公司來訂購相關技術產品。」
二○○二年十一月，據報導，證交所雇員詹美玲（Mylene Chan）被迫辭職。這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士把她經手的一些公司為證交所撰寫的秘密報告轉交給中共，其中不乏涉及國防和情報領域的承包商。但證交所一直沒有把此事上報給聯邦調查局，令人懷疑好像在掩蓋什麼。
這條消息出現後，我在北京一些新聞界的朋友對此嘲笑不已。主要是因為最先報導的記者是《華盛頓時報》的比爾•格茨（Bill Gertz）（被認作是專找中共麻煩的記者），其次是因為報導使用了「間諜」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有些過時。不過我想既然這些秘密報告涉及保密專案和公司財政狀況，這些不正是國家安全部想知道的情況嗎？在一次與布萊克的會面，他立即證實了這件事，並指出這件事恰巧反映了中共的興趣所在。
道瓊指數低於一萬點時，正是中共尋找受傷動物的時候，即那些混不下去而又有先進軍事軟體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接觸他們的公司往往看起來與中共軍方沒有任何瓜葛。
格雷證實了布萊克的說法並補充說，「中共挑選的不只是小公司，那些願意幫助中共的大公司一樣受青睞。北電網路（Notel）和朗訊（Locent）一落千丈時，中共成了他們的救星。中共希望他們支撐下去。」最有價值的民用技術應用到國防領域一直在悄悄進行；或者直接轉換門庭，或者通過仿製的方式，這些從未見諸報端。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中共相關部委有許多推波助瀾的機會。
但好處是雙向的。格雷認為，「科技公司的總裁受到的歡迎程度會遠遠超過中小國家首腦來訪的待遇。」這些公司得到的回報不僅是招攬到投資和引發股票在華爾街上漲，還包括技術轉讓。這是由於中國缺乏透明度和沒有證交所這樣的機構造成的。懷特問我，有辦法制止嗎？什麼辦法也沒有。不許出售？在這樣的市場潮流下不許出售？現在的問題不是不許出售，而是如何出售。如果洛拉爾倚仗同政府的密切關係可以出售，那還能制止誰呢？
我們已經看到摩托羅拉在一九九五年用於賄賂的款項一年高達六千萬美元，約占預算的百分之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從那時起中共官員越來越貪得無厭。美國公司正努力應付這種挑戰，不過他們用於賄賂的數目畢竟沒有他們在當地為中共建立研發機構的開銷大。
例如，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社曾在二○○三年報導：「摩托羅拉軟體集團為擴大它在南京的軟體中心再傾入一千萬美元。」但這只是摩托羅拉在大陸建立的十八個軟體中心的其中之一。據報導，另有七個工廠正在施工，這些都不是小廠。摩托羅拉在蘇州的工廠有七十位高級半導體專業人士。SARS高峰期間，摩托羅拉（因為媒體對於它臨時關閉了在北京公司總部的報導，覺得有失顔面）宣布計畫追加投資九千萬美元，用於在北京的研發設施，並在未來五年之間再投資五億美元。摩托羅拉還計畫把它在華投資總額提高到二○○六年的一百億美元。屆時從業的研究人員和工程師的總數可達五千人。
然而數字反映的內容很有限。據觀察家和專業人士介紹，摩托羅拉在華設立的研發基地都是一流的設施，與摩托羅拉在美國本土的設施不分上下；唯一的區別是有些研製專案的目標來自中共軍方。許多美國公司都曾表示要在中國開闢研發中心，不過尚未付諸行動，仍處在公關階段。而摩托羅拉的研發中心早已參與了科技部863工程的尖端專案：第四代無線通訊，使用每秒千萬位組的傳輸速度、可同時用於商業和國防的移動通訊技術、半導體和生物工程……這些都是軍民兩用技術。摩托羅拉在華的許多經理都是美籍華人，各自出於不同原因，回到出生地中國工作；當地雇員至少占百分之八十，公司多次證實絕不會對中國工程師作背景調查。
「這為他們提供了最佳的培訓場所，」布萊克談到這些實驗室時這樣表示，「這像一種賄賂，一種已寫成劇本的賄賂。我們對此沒有任何辦法。」我問他誰能進去呢？包括黨員嗎？包括解放軍的鼴鼠嗎？有沒有保護公司專利的防護措施呢？「沒有措施，所有技術直接拱手送出。」
摩托羅拉只是眾多美國公司在中國開設研發中心的一個。最初，懷特解釋說，這種作法被認定為公司的一種慈善表現，可促進與中國政府發展關係，「是的，我們願出資七億五千萬美元用於研發，但我們還沒有找到地方。」在過去兩三年中，不知在哪裏發生了變化，它從公司的公關手段變成了那些期望在中國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爭先效法的模式。IBM的主要研發中心設在北京清華大學內，英代爾的研發中心在它旁邊；蜂井（Honeywell）在天津設立了研發中心；微軟（Microsoft）投資一億三千萬分別在蘇州、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研發中心，同時允許中方「有限度接觸」它的原始碼。通用電器（GE）在上海的研發中心據說是它在世界上第三大研發中心；朗訊建立了四個研發中心，並保證再投資五千萬美元用於研發。阿爾卡特公司（Alcatel）正在為中國航太技術研究院開發第一顆大容量衛星，它正在建立的研發中心將雇用三千五百名工程師。（阿爾卡特公司有一句口號，叫做：「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我問布萊克為什麼美國公司要走這條路？他回答，在華的美國公司（還有外國公司）都在下賭注。他們轉讓技術的速度已超過了他們發明創造的速度。建立一流的研發設施一方面為了與中國政府拉好關係，另一方面為了建立中國政府對公司的技術依賴，儘管這種依賴非常短暫。對於這些公司而言，由於中國工程師相對便宜，這種投資看起來還算值得。然而，在中國嚴守工業秘密常被視為愚腐之舉；儘管摩托羅拉在矽谷也會發現這類洩密事件，但加州根本無法與國家安全部相比。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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