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國公司因為中共血洗天安門而裹足不前，中共領導層那時已經意識到美國公司的圓滑特徵。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領導人採取了憑藉密切的經貿關係，來影響美國政府和國會放鬆對華的技術轉讓，即以「貿易手段處理貿易議題」（這個政策後來又用來對付台灣）。替中共遊說的美國公關顧問們為了充分利用這個新政策，在他們的宣傳中毫不臉紅地把這些目標稱之為「中國關於區域安全議題的先進政策」。
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方面這個攻勢集中在如何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早先叫做正常貿易關係，更早之前叫做最惠國待遇）。二○○○年辯論是否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時，辯論圍繞美國工商業是否會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獲得商業好處，並以加入世貿組織來取消每年圍繞美中貿易關係展開的辯論。然而，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本身就意味著對以往年復一年的就正常貿易關係議題爭鬥的認可，那種爭鬥就好比曠日持久的陣地戰。
美國勞聯—產聯（AFL-CIO）是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主要團體。每次辯論，他們都準備周全。一九九四年那次辯論他們帶去了三大箱材料，包括國會聽證紀錄、新聞剪報和雙方的宣傳材料。中共的遊說者那時開始運用我在這本書中提到的論據：中國正在變化；美國商家是促成變化的先驅；美中貿易是雙贏；另外我們究竟要和誰談論人權呢？這些論據最終成了上報國會的標準化材料，只不過每年稍有變化而已。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一方包括工會左派和政界的保守人士，他們總希望有所突破；一年圍繞中共監獄產品出口，另一年是關於洛拉爾的醜聞或者賣到美國街頭幫派手中的中共AK-47自動步槍。他們年年在最惠國待遇的投票表決中敗北，到了二○○○年，國會將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進行一次關鍵的投票，準備的材料不到一箱，好像雙方已失去了興趣。如果你問工會活動家他們敗下陣的原因，他們會翻翻眼睛說，「鮑比•柯白（Bob Kapp）。」
在一九九四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請了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鮑比•柯白作為主席。中共遊說團體終於找到了他們的理想人物：「天安門之後，時至今日，一張照片一直在我身邊，上面身著白襯衫深色褲子的男子面對一長串坦克。這一幕將永遠銘記我們心中。這一幕將不會因為我們的疏忽導致重演……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參與世界經濟起重要作用，也是我們見證中國社會進化到更人道和更寬容的政治環境的最好希望。」
完美且認真，大膽並欣然，持反中共立場的慷慨激昂就這樣被剔除了（甚至借用天安門屠殺來冠冕堂皇地支援正常貿易關係）。
柯白把美國商會、柯林頓政府、學術團體、智庫、非政府組織和工商領袖組織到一起。一九九六年他們以「工業草根倡議」的方式影響國會通過中共的最惠國待遇。波音、洛克威爾、摩托羅拉、通用電器、ＴＲＷ、通用汽車、福特、伊士曼化工（Eastman Chemical）、耐克等參與中國投資的大公司分別負責向所在州的國會議員遊說。季辛吉（Kissinger）和斯考特羅夫特（Scowcroft）等政治元老坐著輪椅出去為他們畢生的使命－打開中國－作最後的宣傳（鑒於季辛吉的顧問公司豐厚的盈利，他此舉也是在為他的生存作宣傳）連駐華大使詹姆士•薩瑟（James Sasser）也在督促美國公司總裁們去遊說國會支援最惠國待遇：「由國會議員所在州或選區的總裁前來問候或打來的電話對議員最有影響力。」
在這場精心組織的遊說給最惠國待遇的「敲門」活動中，北京美國商會的代表準備談話提綱時，甚至考慮到可能出現更嚴重鎮壓法輪功而造成的更尷尬局面。為了確保北京主辦二○○八年奧運會，工商領袖們靜悄悄地傳播他們的奇想，奧運會可把台灣海峽和平局面至少再維持八年。他們甚至從華盛頓發公報給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督促中共暫時收斂對台灣採取任何恐嚇行動，先以國會投票為重。到二○○○年，在表決前的最後幾天，「商業圓桌」這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重要支援團體顯然有足夠鈔票可燒，出資在華盛頓街頭散發免費十分鐘的電話卡，上面印有「正確的呼喚：請支援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那天晚上，柯白因勾劃出樂觀的前景而獲勝：改變了的中國與更富有的美國並存。（註：柯白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他沒有忽略反對派，不管其如何微不足道。二○○一年，我給《亞洲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美國商界在中國的介入。柯白被文章內容某些地方「激怒」，曾試圖要求在華盛頓的公司總部解雇我。我近水樓台，率先得到柯白派駐北京代表的口信：我在「咬那只養活我的手」。公司最終站到我一邊（儘管升遷或平調其他地方的機會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公司一個擔任過國會議員的高級主管請柯白出去吃早餐，緩和關係，情況才好轉。為此，我專門飛回華盛頓，親自向這位臉繃得緊緊的前國會議員表示歉意。）他沒有明確提及，但他卻藉助美國人普遍的看法，即中國問題實質是共產主義問題；中國每偏離共產主義一步，就更接近自由市場，這就是商業戰略成功的證據。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一派似乎只能提供灰暗的選擇，好像是孤立主義的東西（柯白這樣評論他們）或者像那個年輕人面對一串坦克的那種悲慘的場面。
柯白的自由市場世界在我逗留北京期間的確存在，現在也一樣。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一種日漸明顯、充滿敵意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為確保這不是我的憑空想像，我訪問了一個在北京期間頗為熟悉的中國公眾輿論專家。他很願意和我會面，並根據一些未公開的民意測驗資料，證實了所有中國年輕人（十八至三十二歲年齡層）民族主義情緒明顯上漲的趨勢，城市和沿海地區尤為如此。他把這個現象看成是近來所有焦點引發的自然增長所致，這些焦點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獲得奧運會主辦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外國到中國投資的浪潮和中國引人矚目的航太專案等等。然而，所有這些自尊並沒有軟化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態度，涉及台灣時尤其如此。台灣人被視為「典型的心胸狹隘、吝嗇鬼、周扒皮一類的地主。」但這已不重要了，因為大陸不再是「窮親戚」了。台北現在與上海相比，一副「敗落的模樣」；大陸首輛百萬美元的賓利車（Bentley）剛剛銷售出；越來越強大且繁榮的中國會證實憑藉一切手段收復台灣只是個時間問題。他滔滔不絕地解釋了為什麼英國特意設定目標，吸引中國學生赴英國大學讀書，和德國向中國遊客招手的原因。「我們終於打勝了鴉片戰爭！」他興高采烈地喊叫著。
我也看望了王，就是那個在一九九九年帶領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的學生。他現在是個專業人士，他急切地向我渲泄民族主義的內心世界：台灣將被收回、民族主義象徵著自尊和自重、我們一定能競爭過美國。「這個國家潛力大的無法控制。誰也控制不了，」他說，「……用不了多久，我們一定能趕上，那時美國人不得不用中國製造的手機，商標可能是『科健』什麼的。」王笑了笑：「也許那時美國消費者會遇到拼寫麻煩……那時衝突就會出現。」
唯利是圖的美國人早已失去了抱怨的權利。畢竟是他們協助給新疆回教徒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王說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結果……我想沒幾個美國人真有信仰。他們不在乎理念。他們只看到數字。外國公司也許應該把一些價值、一些經營理念帶進這個市場。但他們投降了。」
王透露，用代理伺服器，他從網路上下載了一些政治內容的東西。兩個影片對他非常重要。他問我是否想看？頭一個是天安門大屠殺的恐怖錄影。他承認直到他看到之前，他無法理解解放軍究竟如何野蠻地殺戮；第二個錄影是台灣立法院的兩個女立法委員對打耳光，大聲尖叫的場面。播放時，他配上了一段刻薄嘻笑的口白。
王不恨美國。他恨打著民主旗號的虛假空談。事實上，王張口說「民主」一詞時，總顯得有些畏縮。王和其他的中國人都清楚為什麼整個世界都在敲打中國的大門：中國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市場和一個龐大而廉價的出口平台，誰也不想真的打破現狀。
既然如此，又產生了新問題：超級大國中國會向世界提供什麼呢？鑒於中共恐怖的歷史，毛的大饑荒、文革、天安門、還有其他一系列中共無法處理好的事件，他們又有什麼理念、什麼目標、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的信號可以向世界輸出呢？據報導，一位原政府高級智囊人士曾這樣表示：「我們什麼也代表不了。我們不是民主體制，我們也不是共產主義體制。我們只是大了些。」
這也是柯白的世界：一個政權的初級階段，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沒有內涵的民族主義、沒有理念的擴張主義和沒有民主體制約束的美國技術之上。中共領導層是一群不負責任且孤立的人物，他們對全球合作前景做不出什麼保證；當自己的使館受到轟炸後，他們居然拒絕通過熱線回話；當海南軍隊指揮中心向他們彙報一架蘇-27戰鬥機遭到蠢笨的EP-3偵察機攻擊時，他們居然串通一氣搞欺騙。中共領導人公開聲稱台灣是他們主要的領土訴求，但是收回台灣卻與德國對蘇台德區的訴求相似，可能是個試金石。正如布萊克所說，「中共領導人不突破美國的保護領地，是不可能擴大其影響力的。下一個落腳點就是關島。」
事後諸葛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可能抓住柯白這樣的人不放，讓他對失敗的社會實驗負責。中共商業遊說者許諾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會帶來中國的政治改革，提議聽起來頗有道理，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然而，現在我們必須自食其果，未來十年我們被迫要把中國視為軍事競爭對手。我們不得不繼續就武器擴散到伊朗（甚至可能包括「基地」這樣的組織團體）（註：中共向伊朗提供過防空系統，並且看起來好像途經基輔把一套雷達偵測儀運往伊朗。美國情報顯示中共還向塔利班提供過裝備：蘇制SA-7地對空導彈（根據印度情報，他們還提供了火箭炮和防空炮），而中共的公司還為卡布林建造了通訊系統。儘管如此，當中共口頭表示中方情報機構將向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給予協助時，美國國務院官員仍然表示讚揚，稱這一舉動是朝著成為值得信賴的世界公民的方向又前進了一步，同時美方同意中共把新疆回教分離主義分子定為「恐怖分子。」中共加入反恐活動的主要效果似乎是對回教處以死刑的人數持續上漲。）與中共較量。我們還要面對一個擁有美軍戰場通訊技術、航太技術和表面說的過去的核武恐嚇以及有能力對上述各種技術不斷更新替代的軍隊。
「我們無法制止。」布萊克雙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暗示該說的都說了，會面到此結束。旅店咖啡廳已經沒幾個人了，我們也喝到第三杯，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這次我們周圍沒有衣冠楚楚的中國人全神貫注地聽我們談話。布萊克漫不經心地擺弄著最後的幾個細節；有什麼例外？也許加密技術算個例外。在民用商業方面，偷盜盛行。但他們在一些科研機構搞了一些高水準的開發。一百二十八位，我們就去搞一千零二十四位，底線是突破他們的加密。我們能否把技術轉讓的限制與我們的突破能力掛鉤？他承認，限制不住。這是個防洪閘門：「情報機構深陷困境之中。設定的難題太大，太隱密。要解決開銷太大。」
布萊克告訴我，現在的所有作法，如出口限制，媒體對勞洛爾、波音和摩托羅拉的調查，國會各委員會和小組的聽證，政府甚至對中國北方工業的懲罰等等，好比隔靴搔癢，無濟於事。
倒轉回那個空軍基地。拆散「橫空出世」電影棚之後，我搭車回北京，坐在運送食物卡車的後面。與我同行的是位政府宣傳機構的筆桿子，對這部片子貢獻很大。人很精明也很健談。我們先就使館轟炸一事唇槍舌箭一番，這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話題，也是他趁機衡量對方是否態度認真或是另一個唯唯諾諾的外國僑民的時機。
放鬆之後，他變得口無遮攔。卡車疾駛，把遍布北京西郊的摩天大樓迅速抛到後面，腳下豆腐筒不停地發出液體晃動的響聲。他告訴我中國現在問題非常嚴重；領導人的子女腐敗墮落，巧取豪奪，而政府卻勒索百姓填補虧空的國庫，已沒有什麼安全感可言。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改善自身狀況的機會，只有失業和落魄。完了，整個制度破產了；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和全面的改革，或發動毛澤東式的革命。
「毛澤東式的革命？」我問到，車子在加速，我眼睛注視著前面變換的車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毛澤東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他說。「沒有別的選擇。」奇怪的是，他膽大包天，居然說出了僑居此地的外國商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這種無名的怕冒犯中國人的恐懼牢牢地封住外國僑民的口。使館裏不敢說，辦公室裏不敢說，在僑民東倒西歪的酒吧不敢說，大概在沒有限制的家裏也同樣不敢說。
也許我應該就革命或中國經濟發展或如何避免重蹈恐怖事件的覆轍爭辯一下。但我沒這樣做，因為我的一部分思想同意他的觀點。他扮演官方的喉舌，我扮演一個馬克思主義教授。不久之後，我又要扮演商業投資顧問的角色。無論喜不喜歡，我們都在橫空出世。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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