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第四章 理想中的黃金國(28)

伊森‧葛特曼
font print 人氣: 17
【字號】    
   標籤: tags:

再往下,貝彼得還寫到:
中國長期以來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動態市場經濟和由民主政治掩蓋起來的一黨統治模式。當這個模式的締造者,著名的李光耀總理,最近宣布要進一步民主化並盡快結束人民行動黨的獨裁統治時,這對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龍安志修改為:
中國長期以來羡慕新加坡國家主導下的動態市場經濟模式,但認為,發生在新加坡的經濟奇蹟也能夠在當今中國規模相當的任何大城市發生。

另外,貝彼得曾經寫道:
互聯網所帶來的現代通訊技術對黨的統治來說是一場噩夢。它是否能夠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阻止政治意見的交流和反對團體使用這項新技術,而又不影響在網路網路上進行的經濟、技術、科學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資訊交換。

龍安志是這樣修改的:
互聯網所帶來的現代通訊技術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阻止負面政治宣傳的交流以及商業信用卡的偽造,而又不影響在互聯網上進行的經濟、技術、科學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資訊交換。

隨後,龍安志把文章的剩餘部分都做了徹底的刪改,完全變成了共產黨的口吻。我印出一份對照版本,前往貝彼得的辦公室,一言不發地交給他。他一邊看一邊輕輕地搖頭,然後微笑,最後是大笑,直到笑出淚水,沿著他的兩頰滾落下來。

後來,我與龍安志就修改稿在紅都俱樂部又做了幾次深入的討論(貝彼得和我屈服了,龍安志立場堅定),龍安志對稿子還做了最後的修改(但拒絕給我們看修改後的內容)。最後,貝彼得將他的文章撤出了《中國世紀》。
(註:當龍安志就修改進程接受採訪時,他說:「除了一些部長主動作序和朱總理親自撰寫前言外,中國政府沒有參與該書的任何籌備工作。同樣的,對每一位投稿者而言,不論他是跨國公司的執行總裁、學者還是傳媒評論員,都有決定文章內容的自由。在撰寫各章節文章的過程中,每位作者都不知道其他人寫的內容,除我之外,因為我是這個專案的協調人。這是有意在創造一種完全獨立的思想環境。許多來自商界領袖的評論對中國政府政策和方法的轉變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他們從專業的角度分析認為,中國政府要想取得既訂的發展目標,仍需要對目前的政策做一定的修訂。同樣的,中國方面的投稿者中具有傳媒評論背景的人士很坦率地指出,中國在新聞方面仍需進一步解放。所以,這沒有『糖衣』之說。我確實要求投稿人具備冷靜的頭腦,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他們所寫的內容才顯得對中外讀者都有價值。」)

那些沒有將他們的文章撤出的名人有:柯達(Eastman Kodak)董事長喬治.菲舍爾、西門子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海恩里奇.皮埃爾、洛克威爾(Rockwell)(國際)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唐.戴維斯、韋斯丁豪斯公司(Westinghouse)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白、德國拜爾公司(Bayer AG)主席曼弗雷德.施耐德、高盛國際公司(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主席兼行政總裁彼得.薩瑟蘭以及星空電視(Star TV)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梅鐸次子詹姆斯.默多克。他們得到了一次拓展關係的絕佳機會作為回報:朱鎔基總理的接見。那本書的發行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它提醒人們夏皮羅和李敦白時代並沒有完結,而是在同時並進。那個左膀右臂依然能夠把五環路外面的人拉到中國政府的軌道上。

我僅就對龍安志《中國世紀》的第一章節談談自己的看法。龍安志站在中國領導人的立場上,在每個章節的開頭加上差別不大的、有關背景的敍述,行文具有中國式的風格。他的開場白如下: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昨晚下了一場大雨。雨在黎明前停止,秋風驅散了薄霧。當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準備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慶典時,太陽已經從雲層中綻露笑臉。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等高大建築物上的紅旗冉冉飄揚,映襯著廣場。看來,今天是一個晴朗的、陽光燦爛的好日子。

這只不過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宣傳」原則的一個小例子罷了,所有的中國記者已經遵循這個原則五十年了。龍安志的文章背叛了美國精神,在文章中人們總會看到清晨八點響起的鐘聲,晨霧最終散去等諸如此類的描寫。龍安志一開始就編織了一個燦爛陽光的謊言。

頭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甚至引起傳言,說黨的領導人為了避免雨勢影響遊行,特意讓雨提前下完。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站在一個外交公寓的陽台上,手裏拿著啤酒,看著正在建國門大街上集結的裝甲車隊。天空堆滿了雲,陰沉沉的,讓人感到沉重。那種老天也應該順應共產黨的意願而行的說法實在可笑。就像奧林匹克委員會來北京的時候,當局在草地上噴灑綠色塗料,這也沒有什麼壞處;但是在書中(每個章節的標題都讓人心驚肉跳:「史無前例的創舉」、「中國,再也不會如紫禁城般封閉了」、「柯達和中國:七年的柯達紀元」),難道龍安志的小謊言只是開場白嗎?這難道不是編者為了讓讀者接受各種更大的謊言之前所進行的熱身準備嗎?

那又怎麼樣呢?遊行的場面(包括天空)被無數攝影機拍了下來,以便後代子孫們可以觀看。但是,從龍安志坐的觀禮台望下去可能是無數中國人的笑臉。他早已不在乎這些了,他一直形隻影單地這樣做。現在,他的家不在美國,甚至也不在中國,而是在二環路內的理想黃金國。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更多訊息……
(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中國政府將這種花言巧語當作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見到,比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打出「美國國會議員呼籲人們加強對中國的理解」的標題,下面附上國會議員西蒙"G奧維茲(Simon Orvitz)的厥詞:「中國的發展真是突飛猛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與中國相比。」當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代表來中國訪問時(無論以何種標準,這裏連人類都不適合居住,更甭提動物了),北京政府辦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會的代表們坐在一個支援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標語橫幅前,擁抱著吉祥動物熊貓。
  •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法制、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絕不會忽略中國政府部門。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具龐大人脈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透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
  • 在中國很容易結交朋友。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見了艾德。
  •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與世隔絕和黨內鬥爭,顧不了廣泛利用外國人為中共利益服務的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將夏皮羅等人從「國際友人」貶為「極左人士」(指沒有緊密跟隨黨的新路線的人)。現在,中國之友的定義取決於能否帶來金錢(或者至少能否帶來技術、政治上的信譽);因此,能夠得到回報的標準從以前的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共的忠誠,轉變為能否積極拉攏到具有商業、政府或軍隊背景的外國人。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隨著對外國人旅行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國人開始湧入中國,去重新探索這個古老的國度。
  • 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經過了五十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 《龍安志的中南海》一書以中國的權力中心命名,聽起來分外莊嚴,但部分章節使其看起來在刻意吹捧中國領導人。
  • 外國僑民住在什麼地方跟他們的身分有很大的關係。從北京東北面的首都機場開始,一直到五環路外,當你仔細觀察,在高速公路的兩旁你能看到一派鄉村的景色:被樹林分割開的田野,貧窮的農村和少得可憐的耕地,破舊的廠房,然後你的視線被高牆隔斷,裏面是不斷在增加的大量外國僑民的住宅。美國的商務代表就住在這樣的地方。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國企業的基礎來發展個人事業,雖然他們被視為外國僑民中的佼佼者,但許多人還是選擇住在這種便於搭機旅行的房子。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機場高速公路兩旁的空地上,遠離喧囂的北京市中心,龍苑別墅便是其一:
  • 沒有去做的個人原因可能因為他們是身在中國的記者,但還是可以做出下列歸納。在中國做新聞報導也許沒有像在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那樣困難,但是CNN的報導還是經常遭到封殺,記者被拒發入境簽證,想要進軍中國的大傳媒機構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場(比如,白克爾和林和立同為中國方面的專欄作家,但當《南華早報》決定開創中國市場後,他們都被解聘了)。因此,新聞機構在北京不得不規範他們記者的「操行」。他們用正面消息(《紐約時報》對中國首次地方選美大賽的報導)來沖淡負面新聞(《紐約時報》揭露愛滋病在中國一個內陸省份蔓延的情況)。他們把那些看起來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權和民主觀念灌輸給中國的語句刪掉(這些語句不「客觀」)。
  • 搬進來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業煙霧在白天已從城市的南邊散去,北京真實的地理特徵開始顯露出來:由於缺乏樹木和植被,這個沙漠化的城市晝夜溫差比較大。當太陽消失在鼓樓後的天際時,中午的炎熱已經從屋頂的瓦片散發掉,開始吹來習習的涼風。一隻蝙蝠(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物,與「福」字諧音)在走廊上飛來飛去;一群流浪貓受到爐台飄出的菜香和一隻發情母貓的吸引,聚集在屋頂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響,妻子擺弄著雞尾酒攪拌器,四周飄散著高級雪茄的香味,屋裏傳來陣陣約翰.麥克考馬克的愛爾蘭思鄉民謠。
  • 為什麼我們要在中國領導人中區別好人和壞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國商會董事會的成員,頭腦相當靈活,告訴我這很重要,因為事實上中國暗地裏在與美國以及其他現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為什麼這樣說呢?他最近與夏皮羅在龍安志的紅都俱樂部一起吃飯。夏皮羅,一位堅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國籍,他現在是全國政協負責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員。夏皮羅告訴我的朋友,在美國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因此,人們認為這樣是民主的;在中國也有各種黨派,但它們不能夠稱之為政黨。在這裏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羅能夠分辨出與他打交道的官員是屬於保守派還是改革派。因此,他們有沒有驢子和大象的標誌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也照樣存在競爭。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