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年，太宗皇帝對大臣們說：「當國君的原則，必須以百姓的利益為先，如果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滿足國君自身的慾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充飢，肚子雖填飽，人卻死了。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國君必須先修養自己的品德。從來沒有身正而影斜、自身品德修養好了而民間卻亂起來的道理。我常想，傷害自身的並不是外物，而是個人的嗜好和慾望太多所引起。如果國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餚，沉迷於歌舞美女，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損害就越大。既妨礙了政令的通行，又擾亂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國君再說一些違背事理的話，老百姓就會人心渙散，並隨之產生怨恨，離叛的事情也會出現。我常想著這些事情，就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諫議大夫魏徵回答說：「古代聖明的君主，都能夠先重視自身品德的修養，因此才能通曉萬事萬物變化的因果。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問其治國的要領。詹何卻告訴楚莊王修身養性的方法。楚莊王又問這樣治理國家的效果會怎樣？詹何說：『沒聽說自身的品德修養好了而國家還會混亂的。』陛下所闡述的道理，跟古人說的一樣。」
貞觀二年，太宗皇帝問魏徵：「為什麼國君被叫做聖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
魏徵回答說：「國君之所以聖明，是因為他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國君之所以昏庸，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先賢曾經說，有疑難的問題可以與普通平民商討。』上古的賢明君主堯、舜治理國家時，能廣開四面八方的大門以納賢士；廣泛聽取各方意見，通曉遠近情況。所以國君的聖德才能昭然於天下，共工、鯀這樣的人就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語及乖張行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則是深居內宮，只相信趙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真到天下都造反了，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侯景舉兵叛亂，攻到京城時，竟然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各路的叛匪攻佔城池、搶掠鄉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國君多聽各方面意見，採納臣下的建議，權臣就無法阻塞言路、蒙蔽國君；而下邊的民情也能順暢的上達。」太宗非常讚賞魏徵的話。
貞觀十年，太宗皇帝問大臣們：「帝王的大業，創業和守成哪個艱難？」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在國家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時，各地群難紛紛起兵，必須功破城池才能使敵人投降，在戰場上取勝了才能使敵人歸順。由此說來，創業艱難。」魏徵回答說：「帝王起兵，必然借世道衰敗混亂的時候，消滅掉原來昏庸狂暴的國君，從而得到老百姓擁戴，天下人都來歸附；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因此創業不難。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後，志向趨於驕奢淫逸。百姓希望過上安穩的日子，而徭役卻無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匱乏了，國君的奢侈事務卻還不停止；國家的氣數衰亡常常是這樣引起的。由此說來，守成更難。」
太宗說：「玄齡過去曾跟隨我平定天下，備嘗艱辛，出生入死，所以認為創業艱難；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擔心驕奢淫逸的弊端出現，使國家從蹈危亡的境地，所以認為守成艱難。現在創業的艱難已經過去了，而守成的艱難我會與諸位一起慎重的對待。」
評講：從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兩位賢臣的對答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賢明的君主及朝臣都非常重視百姓的生活，並致力於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而要讓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空話，國君及朝中大臣必須克制自己「耽嗜滋味，玩悅聲色」的慾望；也就是要重視個人品德的修養，只有重德修身才不會出現驕奢淫逸的弊端。
唐太宗嘗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貞觀政要·任賢第三》。既然是以古代的歷史為鏡，可以知道一個朝代的興盛與衰亡，那麼，我們就以貞觀之治這段輝煌的歷史為鏡來照一照現今的中國大陸。
如果有這樣一個政權，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還非常窮困匱乏的時候，統治者仍花費大量的財力大搞形象工程，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那麼這樣政權的結局必定如唐太宗所說的那樣「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摘自 正見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7/27/45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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