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選讀的部分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封德彝等大臣的精彩政論。這篇政論的大致內容在《資治通鑒》、《舊唐書》、《新唐書》中皆有記載。由於涉及到一個紀年問題，故在此先予以辨正。
這篇古文主要內容是唐太宗向魏徵詢問國家剛經過戰亂後如何治理的問題，由此引發了魏徵與封德彝的一番辯論。封德彝名倫，字德彝，當時是尚書右僕射。根據文章的內容可以知道是貞觀初年發生的事情，可是《貞觀政要》卻寫明了是貞觀七年。這不僅與文章本身的內容有矛盾，而且與其它的史書也有矛盾。因為據《資治通鑒》、《舊唐書》、《新唐書》的記載，封德彝是在貞觀元年6月份去世的。如：
《資治通鑒·卷192》記載：（貞觀元年）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舊唐書·列傳第十三·封倫傳》記載：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
《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五·封倫傳》記載：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
因此，封德彝怎麼可能在貞觀七年跟魏徵辯論呢？那麼，會不會是史書對封德彝的去世時間記載有誤呢？筆者認為不可能，因為貞觀三年，關中糧食大豐收。貞觀四年春，太宗皇帝派兵部尚書李靖出奇兵殺得幾十萬突厥軍全線敗退，最後更是生擒了東突厥的大酋長頡利可汗，一舉平定了西北邊境。也就是說，由於貞觀初年太宗皇帝接受魏徵的建議施行仁德之政，只是短短的三年時間，就初步實現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樂業、外患懼之的成度。到貞觀七年，大唐盛世已經出現，即使是封德彝還在世，也不可能跟魏徵辯論了。筆者認為《貞觀政要》的作者吳兢記載錯誤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中唐後的歷代皇帝及文人也都讀這本書，不可能不發現錯誤。估計是明清兩朝從新刻本時出現的錯誤。由於筆者受條件所限無法看到明清兩朝的刻本，請有條件的讀者不妨對照看看。為忠實原文，筆者未將原文改動，只是把發現的問題做了說明。
貞觀七年，太宗皇帝和秘書監魏徵漫談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得與失，太宗說：「現在，國家才經歷戰亂不久，短時間內不可能使民風淳樸，天下太平。」
魏徵說：「不是這樣，常人在危困的時候，就擔心死亡；擔心死亡，就想困境得到改變；想得到改變，就容易教化。這就是說大亂過後老百姓容易教化，就好像是飢餓的人不會挑食。」太宗說：「賢德的人治理國家一百年，才能達到人心向善，廢除各種刑罰。大亂過後，就想使民心轉變，怎麼可以在短期內達到呢？」 魏徵說：「那只是常人的觀點，不是賢明君主的作為。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以德行教化老百姓，上下同心，老百姓就會像回聲那樣迅速響應，不刻意求快卻能很快取得成功，一年之內見成效，並不困難，三年才成功，還應該說是晚了。」太宗認為此話有理。
尚書右僕射封德彝等人反駁說：「從夏、商、週三朝以後，百姓逐漸的浮薄奸詐，所以秦朝的時候用刑法律令來治國，漢朝除了用法律之外還採用無仁義的集權統治，都沒能治理好國家，難道是能夠治理而不想治理嗎？如果聽信了魏徵的話，恐怕會給國家招來禍亂。」
魏徵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的時候，並沒有更換老百姓來施行教化。採用帝道來治理國家則為帝，採用王道來治理國家則為王，全在於當時所用的方法，使老百姓得到教化，考查史籍的記載，是能夠知道的。過去黃帝和蚩尤進行了七十餘場戰鬥，那時可以說是天下大亂，但黃帝取得勝利後，便致力於行仁德之政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亂時，顓頊出兵征討他們，戰勝之後，並非有失教化。夏桀淫亂暴虐，而商湯流放了他，商湯在位的時代，就實現天下太平。商紂王無道，周武王討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時，也達到了天下太平的成度。如果說百姓都逐漸的浮薄奸詐，不可能回歸淳樸，那麼到今天人都應該變成鬼怪了，怎麼能再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找不到理由來反駁魏徵，但都認為按魏徵的方法治國是不行的。
太宗皇帝採納魏徵的建議，施行仁德之政毫不懈怠，幾年時間，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多年為患的突厥也被打敗並臣服。太宗對大臣們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大亂之後不可能實行帝王之道的仁德之政。只有魏徵鼓勵我這樣做。採納了他的建議之後，不過是幾年時間，就使得全國上下安定和睦，遠方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勁敵，現在他們的首領都身佩刀劍在宮中值宿警衛，而他們原部落中的百姓都改換中原的衣著。能使我朝出現這種局面，都是魏徵的功勞。」
太宗又對魏徵說：「玉雖然有美的質地，但它蘊藏在石頭中，不經過良工巧匠的雕琢，和瓦礫沒什麼區別。如果遇上良工，就能成為流傳萬代的傳世之寶。我雖然沒有完美的素質，但跟你相互研究探討後，煩勞你用仁義來規勸我，並弘揚我以道德之理，使我的功業達到今天這種成度，你也稱得上是一名能工巧匠了。」
太宗皇帝剛登基時，就遇到霜災、旱災、米價上漲，突厥不斷的侵擾，一些州縣也出現騷亂。太宗憂心百姓的疾苦，勵精圖治，大力提倡勤儉節約，廣佈恩德於百姓。當時，從京城到河東、河南、隴右一帶，災荒極其嚴重，一匹絹才換一斗米。百姓雖然四處逃荒，但沒有任何怨言，都能恪守本份，互不侵擾。到了貞觀三年，關中地區糧食豐收，人們又回到自己的家鄉，竟然沒有一個在逃荒中失散的。可見太宗皇帝多麼得人心。加上他虛心納諫，非常喜歡研究儒家學說，渴望得到賢良之士輔佐，力求選拔適當的人做官，改革過去的各種弊端，恢復應有的規章制度，每遇到一件事情，都能舉一反三，務求棄惡為善。當時，建成、元吉的同黨，一起謀害太宗的有上千人。事變平息後，太宗將其中的一些人任命為自己的近侍隨從。太宗心地豁達，對他們沒有疑心。當時朝野上下的評論都認為太宗能善斷軍政大事，很有帝王的氣度。
太宗對官吏貪污深惡痛絕，發現官吏貪贓枉法的，一律加以懲處，決不寬容。無論是京城還是外地官員，凡有違法的，都要奏明朝廷，根據其犯罪情況，從重處罰。因此官吏大多都廉潔謹慎。太宗還嚴格管束王公貴族和皇親國戚，以及世家大族、豪門大戶，使他們都懾服於國君的威嚴，收斂囂張的氣焰，不敢欺負和侵擾平民百姓。商人旅客在外住宿，再也不用擔心有盜賊偷搶，監獄常常空著。牛馬遍地，家門無須上鎖。又趕上連年豐收，一斗米才三四錢，行人旅客從京城長安到五嶺之外，由華山以東到東海一帶，不需要帶什麼乾糧，沿途均有供給。進入華山以東的村落，旅客經過這裡，都會受到熱情的禮遇，在離開時還常有饋贈。這一切都是從古到今沒有過的景象。
評講：從這篇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魏徵建議太宗皇帝要施行帝王道的仁德之政，並教化百姓以修身養德為重；而封德彝等人卻建議太宗使用法律及霸道來管理國家。結果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就使大唐出現的太平盛世。社會治安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監獄常空的成度。
靠法律及霸道來治理國家，只會使國家越來越亂；因為法律訂的再多，可能管得了人的一時行為卻管不了人心，訂法律的人及執行法律的人自己都要幹壞事。目前中國大陸的現狀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當然，這個政府已經是千瘡百孔，無可救要了。可是還有那麼一部分人認為國家的法律不健全，對這樣的政府心存幻想；為什麼不以古為鑒，看看貞觀之治時期的君臣是怎麼治理國家的呢。
選這篇古文，主要是想給將來有志從政的人做參考。文章的最後，請大家賞讀唐朝大詩人杜牧為此事寫的一首詩：
杜牧 【過魏文貞（魏徵）公宅】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此詩大意：蟪蛄（音惠姑；蟬類）夏生秋死，它們怎麼能與霜雪相遇呢；大德之士很難被淺薄庸俗之輩所理解。可惜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封德彝天年已終，無緣看到啊！
摘自 正見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8/12/47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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