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選讀(八 )

陸志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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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太宗皇帝對房玄齡等大臣說:「使國家達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於對官員的考查和挑選。根據官員的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盡量減少官吏的定員。所以《尚書》中稱:『任命官員,惟在選用賢才。』又說:『官員不一定要齊備,重要的是用人得當。』如果能任用賢德之人,即使人數少也足夠了;如果選用無德無能之輩,人數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古人也認為選用官員如果不是賢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畫餅,不能充飢。《詩經》上說:『謀士很多,這樣事情卻不見得能辦成。』孔子也說:『官員如不兼理其它事務,怎麼算得上節儉呢?』況且『一千張羊皮的價值,也比不上一隻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貴。』這些都曾記載於經典上,不能一一列舉。應當精簡機構,減少官員,使這些官員都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這樣就能達到無為而治了。你們應該仔細思考個中道理,確定好所有官員的編制。」 房玄齡等大臣因此設置了文武官員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這一方案並對房玄齡說:「自此以後,如果有從事音樂、工匠及其它雜務的人,即使其技能超過同輩人,也只能格外的賞賜財物以嘉獎他們的技能;決不能超員授予官爵,讓他們與朝廷中的賢臣並肩站立,同桌吃飯,使諸位大臣因此而感到羞辱。」

貞觀三年,太宗皇帝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近來見吏部選拔官員,只是選拔那些能說會寫的,不瞭解他們的德行。幾年之後,這些人的劣跡才開始暴露出來,雖然嚴加懲處,但老百姓已受其害。怎麼才能選到德才兼備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說:「兩漢時期選拔人才,都是德行稱著於鄉里的人,由州郡推薦上來,然後才錄用,所以當時號稱人才濟濟。現在每年選拔官員,候選的多達數千人,這些人表面忠厚,語言巧加掩飾,不可能很全面的瞭解他們,選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負責配給他們一定的官階而已。擇官的制度不夠完善,所以選不到人才。」太宗打算依照兩漢時期的法令,改由各州郡徵召舉薦,但趕上即將進行功臣世襲封爵的事情,選官之事就擱下了。

貞觀六年,太宗皇帝對魏徵說:「古人說,帝王必須謹慎挑選人才為官,不能輕率任用。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天下人都在看著;說的每一句話,天下人都在聽著。如果用人得當,其他的好人會受到鼓舞;如果用人不當,那些壞人就會競相鑽營。給予的賞賜符合其做出的成績,無功勞的人會自動退去;給予的懲罰符合其所犯的罪行,幹壞事的人就會收斂。所以賞賜和懲罰不可輕率從事,任用官員更應該謹慎選擇。」魏徵回答說:「全面瞭解一個人,自古都很難;所以考查官員的業績並給予陞遷或降職,應該依據其品行的善惡來決定。現在想尋求人才,必須認真審查和瞭解其德行。如果確定他是個好人,然後才任用他,即使此人辦事不力,也只是能力不夠,不會造成什麼大的危害。如果誤用了壞人,假設此人又很能幹,那麼危害也就大。但是,在戰亂時期用人只看其才幹,來不及過多考查其品行。天下太平時期,必須德才兼備的人,才可以任用。」

評講:從這篇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賢明的國君在選拔人才為官時,首先是看其為人的品行,品行好的人,才能被任用為朝廷的官員。因為好人當官,即使他處理事情的能力差一些,也不會給老百姓造成什麼危害。如果誤用了壞人,而這個壞人又挺『能幹』的;那麼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對上隱瞞惡跡等事情就會發生,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就大。

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是從隋唐時期開始的;而真正形成比較規範的制度是中唐以後。貞觀之治時期選拔官員,刺史(州郡的最高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省長)由太宗皇帝親自挑選,而縣令是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員每人推薦一名人選。隋唐以前的朝廷選官,也是採用舉薦方式。據《呂氏春秋·孟春紀》中記載,孔子曾稱讚祁黃羊(祁奚,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在推薦官員的時候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韓非子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韓非子·說疑》」也就是說,古代的聖賢之人所推崇的選官方法,是採用舉薦方式的。不管是由鄉里及州郡舉薦,還是由當朝大臣舉薦,都要選拔德才兼備的人為官。被舉薦的人為官後如果犯了什麼錯誤,舉薦的官員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筆者認為,科舉考試選拔官員及現代的公務員考試制度,有兩個比較大的弊端,第一就是不注重對官員品德的審查;做一個人,最起碼應該遵循:仁、義、禮、智、信。如果連這幾點都做不到,當人都不配了,怎麼有資格當百姓的父母官呢?第二就是這種考試制度,很容易流於做表面文章,考生不一定有真才實學。明清時期及現代的一些考生,都喜歡做模擬題目來應付考試,而不是全面的瞭解應學的知識。喜歡投機取巧的人,其才能也是有限的。如果選了無德無才之人當官,那將給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摘自 正見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9/21/48488.html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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