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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就中華民族的未來,與胡錦濤總書記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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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4日訊】尊敬的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先生:

您好!我是中國新民黨代主席郭泉。2007年11月14日,我曾發表致您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先生的一份公開信,題目是《探討「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在那封信裡,本人就「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兩個主要的方面,從十八個角度與兩位領袖探討了在一中國建立「全民福利條件下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的可能性。其中,第十八條的標題是《民主體制可以警惕並阻止權貴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們民族的未來》。

今天(9月23日),我得到一組數據,令我震驚。數據如下:
河北目前檢出腎結石兒童佔全部已檢查的3.6%,廣東是2.2%。而全國有3億兒童,按這個比例計算的話,我國將出現500至1000萬腎結石兒童。有的小孩現在還沒出現腎結石症狀,但腎臟受損有鏡下血尿的兒童數還沒報上去。

我讀到這組數據,不禁仰天長歎。
這是不是一場民族災難?還有什麼災難能一次性傷害這麼多兒童?
我們知道罹患腎結石和尿道結石的成人疼痛起來呼天喊地、滿床打滾。而不會說話的孩子有苦說不出,這是一種怎樣的冤屈啊。真是人神共憤!

任何一場災難都沒有這個事件對我們民族的未來傷害大。這個事件裡,突顯出來的問題很多,有「眼前利益」問題,有「民心公心」問題,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卻是「制度問題」。

現在,我想就2007年上書給您的公開信裡談到的「眼前利益與民族未來」問題,再與您作進一步的探討。

我在2007年公開信的第十八節中認為:

沒有監督的體制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它關注眼前利益而無視民族的未來。對此人民看在眼裡卻由於沒有民主體制而一籌莫展。沒有監督的權貴統治者根本不考慮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也不管後代的身體健康,更不管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他們只考慮攫取暴利,而把人民拋在腦後。

他們的這種短視態度,其實是一種蔑視民族未來的可怕思想。他們只關注他們的當前利益,並用這一當前利益來劫持了本民族的未來。

人民看在眼裡,痛在心裏,卻沒有民主體制進行反對。

所以,民主體制可以警惕並阻止權貴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們民族的未來。

時隔一年,我在2007年最擔心的問題終於不可避免的發生了。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民主制度。

下面,我想和胡錦濤先生談談「制度」問題。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18日,鄧小平在會上作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講話指出:「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同時,決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

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成為我國早期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

我注意到,為了「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胡錦濤總書記主政後,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大力倡導提高中共幹部思想作風。

例如,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勤奮好學、學以致用」,「心繫群眾、服務人民」,「真抓實幹、務求實效」,「艱苦奮鬥、勤儉節約」,「顧全大局、令行禁止」,「發揚民主、團結共事」,「秉公用權、廉潔從」,「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個方面的思想作風。

但是,我也更注意到,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

無疑,小平同志是正確的。制度建設是黨風廉政建設的根本。

鄧小平同志曾極其精闢地指出:「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當然,胡錦濤總書記也強調製度建設對黨風廉政建設的這種根本性作用。例如,胡錦濤先生指出:「加強制度建設和創新,形成完善有效的體制機制,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十六大以來,中共先後制定頒布了《黨內監督條例》、《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十幾部規章和綱要,建立健全了黨委議事和決策機制、質詢和罷免機制、誡勉談話、領導幹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國家頒布和實施了《人大常委會監督法》、《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
但是,腐敗勢頭不減,人民不滿情緒增強、群體事件年年遞增。

這次的奶粉事件也是如此。

中國有涉及食品安全的近20部法律和近40部相關行政法規,還有近150部規章;中國還有可以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管的10個部門(農業、質監、工商、衛生等)。中國還有關於食品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但是,中國的食品安全仍然「惡報頻傳」呢?

很顯然,以上兩個例子裡的制訂「制度」,並不是小平同志所說的「制度」問題。
那麼,小平同志所說的「制度」到底是指什麼呢?

我想,我們先來看看小平同志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思考制度問題的,就會知道小平同志所說的「制度」到底是什麼制度了。

第一,在對待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時,小平同志從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和認識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反思和批判「文革」錯誤,是我國實現從階級鬥爭到經濟建設的偉大轉折的歷史前提。「文革」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如何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次發生?不少人多從個人作用的角度考慮問題,認為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這樣思考。而鄧小平則側重從制度這一更深的層次去看問題。他明確提出,對過去、特別是「文革」的反思與「清算」,「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第二,在理論思考(是什麼)與實踐考慮(怎麼做)之間,鄧小平總把實踐考慮放在優先位置。鄧小平將思考重心位移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意味著他把實踐的重心移到了「制度建設」之上。在他看來,回答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回答我們在什麼樣的制度和體制下、遵循什麼樣的規章制度、運用什麼樣的規則與機制,去推動生產力發展、實現四個現代化;對制度優越性的評價,小平同志以「人民幸福」作為指標。

第三,在分析和思考中國社會發展機制問題時,鄧小平雖然重視人格化機制的作用,但他更看重制度的優先性。社會發展機制不外乎兩種類型:一類是人格化的機制,另一類是非人格化的機制。人格化機制的典型代表是「人治」,非人格化機制的典型代表是「法治」。

人格化機制與非人格化機制的區別,不在於重人與重制度的對立,也不是在人重要與制度重要之間做排他的選擇;而是在於:社會發展的推動機制是什麼?是人格化的意志、感情、個人魅力、高尚人格,還是儘可能排除這些私人情況的公共規章、普適規則、共同規範?

小平同志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第四、在對制度優越性的評價方面,小平同志強調「人民幸福」才是評價制度的優劣唯一標準。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如果導致兩極分化,那就說明我們走上了邪路。邪路,無非就是錯誤、邪惡之路。隨便你說你的制度怎麼優越,只要兩極分化,你就是罪惡的制度。

由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所說的制度,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小平同志在有生之年,囿於當時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局勢而無法實現他的這一政治制度改革目標。

「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反對貧富不公,反對兩極分化,提倡全民福利、按勞分配。「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反對獨斷專行,反對個人權威,提倡民主監督、多黨競選。

2007年,我的公開信所提出的「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
我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模式,其目的在於,在確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並不斷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夠根據各自對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組織成各自的政黨,然後,公開各黨的施政綱領,在更大規模的範圍內,讓全體人民進行選擇。所有各黨必須是以促進國家發展、提升人民幸福為己任的。各黨的宗旨只能是為人民服務,但是服務手段卻可以多樣。至於哪種服務手段好,最終的裁決權在人民的選票。

最後,我承認胡錦濤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意願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對此,我不持疑議。

但是,在一黨執政是否能治理好中國的問題上,中國新民黨與貴黨持不同政見。

我認為,中國人民能否有權用手裡的選票選擇最能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和人民是否有權用手裡的選票彈劾不能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這是衡量中國是否有民主的唯一標準。

多黨競選,不只是誰執政「一屆四年或兩屆八年」的位置問題,而是一種源自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歷史使命感,和源於對人民手中的選票的畏懼。

這種對選票的畏懼和歷史使命感,才是為人民服務的真正保證。

中國新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面完全一致,但是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面,中國新民黨堅持走人民組黨、多黨競選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緣,與貴黨才俊在「民主社會主義」這方面進行對話。

另外,胡錦濤主席,我注意到中國現行法律裡沒有《政黨註冊法》。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所有的政黨,包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由人民自發組建的中國新民黨,都未經註冊。這是極不正常的。

中國新民黨願意與中國共產黨共同依法註冊,接受人民的選擇,為人民服務。

請胡錦濤總書記衡量中國的實際情況,客觀地分析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作出貴黨神聖的抉擇。歷史會對胡錦濤先生及貴黨的抉擇作出公允的評價的。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中國基督教民主黨代主席、中國在野黨聯盟輪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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