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黨性至上，顛覆人性
古人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僅如此，人情、人倫、仁愛、良知等等，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共性，或曰超階級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人性自古有之，具有相對的不變性，其中包括善與惡兩個不同的部分，善又制約著惡，從而構成人類社會存在、穩定和發展的基礎。所有的非共產黨社會，大多承認人性善惡同在的現實，然後以固定的契約來達致社會平衡。
但共產黨卻與眾不同，它明確否認超階級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既不承認人性中先天的善良，也不承認人性中天賦的貪惡。在共產黨看來，人的本質在於人的社會性，是在後天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並且隨著社會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在階級社會中，人的本質主要表現為階級性。而無產階級階級性的最高最集中的體現則是“黨性”。 換句話說，黨性是至高無上的
作為無產階級階級性最高最集中體現的黨性，具體是指共產黨員的政治屬性。它要求黨員必須時刻聽從黨的召喚，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黨性的核心就是對黨和領袖意志的絕對服從，講白了也就是黨叫乾啥就乾啥，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共產黨歷來強調，黨性是絕對的，高於一切，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在所有共產黨國家，增強黨性不僅是黨對每個黨員的要求，而且還常常被變相推廣為對每個公民的要求。
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共產黨的這種唯我是從的本性決定了黨性與民眾利益之間的水火不容。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否認普遍的人性，強調黨性至上，雖然不會使客觀存在的普遍人性因此而消失，卻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對人性的徹底顛覆，也就是對人性中善的部分的踐踏和扼殺與對人性中惡的部分的放大和縱容。試想，既然黨性至上，既然黨的利益和需要高於一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標準，親情人倫和道義良知當然也就可以統統拋於腦後，善良和貪惡、法律和原則當然也就成了可以隨意移動的標準，只要目地正確手段當然也就可以在所不記。舉例來說，不能殺人是人類的公理，但黨認定的敵人卻可以除外；孝敬父母是社會的通則，但階級敵人的父母可以除外；仁義禮智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但黨不想或不願意的時候也可以除外。共產黨就是要鏟除這些抽象的善惡觀念，按照馬克思的話說，也就是要徹底顛覆舊世界的上層建築，所以共產黨注定是反人性的。
中共就是一個反人性的典型。
中共誕生之後的近一個世紀，特別是建制之後的五十多年中，在“黨性”的強制之下，為了所謂黨的利益與需要，難以記數的黨員和民眾置親情人倫和道義良知於不顧，乾出了許許多多傷天害理荒誕不經的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人性被嚴重變異、扭曲甚至吞噬，要麼變成了中共這部“絞肉機”的“馴服工具”、“螺絲釘”，要麼變成了具有雙重乃至多重人格的“兩面人”、“多面人”。嚴格的講，這樣的人其實已經不能也不配稱之為真正的人了，已經完全變成了非人！
虎毒尚不食子，親情更乃天經地義。但中共卻把人變成了虎狼，甚至比虎狼還凶殘。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可以說比比皆是。即便連周恩來這樣的中共領袖也無法完全幸免。
周恩來夫婦生前關愛的“戰友遺孤”很多，但其中與周恩來夫婦關係最密切的只有兩人，一個是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另一個是李少石的女兒李湄。她們倆都是周恩來當年親自認下的乾女兒，也一直稱呼周恩來夫婦為乾爸、乾媽。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的早年戰友，1927年他去世時，孫維世才五歲多。後來，孫維世兄妹四個在母親任銳的艱辛撫養下長大。抗日戰爭爆發那年，孫維世跑到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申請要去延安，可誰也不認識她，16歲的孫維世一個人站在門口哭得很傷心。後來周恩來回來了，他不但認了孫維世為乾女兒，還把她帶到了延安。這之後的幾十年裡，孫維世與周恩來夫婦的感情一直非常好，1950年她獨自在西花廳為乾爸乾媽佈置慶祝銀婚紀念日，令周恩來夫婦大為感動。在孫維世寫給周恩來夫婦的信裡，也一直稱他們為“親愛的爸爸媽媽”。
文革中孫維世夫婦受到江青的迫害。1967年12月，公安人員闖進了孫維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後來把孫維世也送進了監獄。孫維世在牢房裡一直戴著鐐銬，還經常遭到毒打，最終於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致死。死後孫維世的家人發現她的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
周恩來夫婦得知孫維世去世的消息後十分難過，鄧穎超感慨她“死得太可惜啦！”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當初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身為孫維世的乾爸，周恩來明知自己喜歡的乾女兒是無辜的，卻不但不勸阻對她的迫害，竟還簽字同意逮捕她，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瞭解了這件事後都會說，這樣做太殘忍太沒人性了！
周恩來這樣做當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在簽字前，他一定也有過每個人面對這種選擇時都會經歷的內心鬥爭甚至是掙扎，但最終他還是簽字了。是甚麼使他最終做出了這種毫無人性令自己也非常痛苦的選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既然黨的利益和宗旨高於一切，絕對服從是唯一的選擇，當黨要置一個人於死地時，哪怕這個人是自己愛著的人，甚至是自己的親人，作為黨的一分子，也要強忍著痛苦，義無返顧的無條件的將他送進監獄，或送上斷頭台。身為中共最高領袖之一的周恩來都不能例外，別的人就更不用說了。在中共歷史上，高級幹部的家人被划為階級敵人被鎮壓，中共幹部無法相救的事例可以說相當多，這就是黨性吞噬人性必然帶來的惡果。
到了文革期間，中國人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鬥的事情就愈加普遍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卞仲耘老師就被女學生們戴上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則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古人雲，“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此殘忍的行徑，哪裡還有一點人性可言？！
黨性至上、顛覆人性的結果，不僅讓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鬥，而且使許多為人類所不齒的惡行居然變成了崇高的事業和正當的行為。
眾所周知，鴉片不僅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更是危害人類心身的毒品，為所有稍具良知者所不齒，也是各個國家各種政權都要打擊的共同對象。但在抗戰時期，中共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大片種植鴉片，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任弼時當時即任鴉片專員，黨性模範張思德民間也說他其實是因烤鴉片而死。毛澤東當年曾專門撰文對張思德贊揚倍至。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也發表講話，稱贊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任弼時的黨性給予高度評價。但“黨性強”到竟置人類應有的良知於不顧，把罪惡的鴉片勾當成了自己獻身的崇高事業，這又是多麼得可悲和荒唐！。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後，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因為怕她呼喊口號，在“黨”的授意下，監獄今年感派人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就用刀切開了她的喉管。這明明是殘無人道的獸行，卻因為是所謂黨和革命的需要，竟也成了名正言順的正當行為！
無獨有偶。1989年，在新當選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遭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一事時，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料到，江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按照源於人性的道德通則，強姦一個人，無論這個人是誰，哪怕是個罪犯，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作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對此卻顯然不屑一顧，公然聲稱如果是“暴徒”遭人強姦就是“罪有應得”，可見中共對人性的顛覆和扼殺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迫於形勢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雖然與時俱進穿上了西裝打起了領帶，竭力裝扮出一副很有人性的形象，但絕對服從的黨性要求沒有任何變化，反人性的本質沒有任何改變，因而類似上述這類顛覆和扼殺人性的悲劇仍然在中國繼續上演著。
七、 毀滅傳統 變異文化
傳統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積累的，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具有相對穩定性，起著規範人類行為和維系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傳統文化一旦遭到毀滅，人類社會就會面臨滅頂之災，陷入無序的混亂和無窮的災難之中。所以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時有發生，但傳統文化卻一代一代地保存和延續了下來，惟獨共產黨政權是個例外。
共產黨的本性是唯我獨尊，它的世界觀是人定勝天，它對歷史演化的解釋是階級鬥爭理論，因此從誕生的那天起，共產黨就抱定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斬斷了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了人和祖宗、傳統的血脈聯繫，把打倒一切傳統當成了自己的目標。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就理直氣壯地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中共就是這樣一個“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不惜一切手段毀滅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典型。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在中國也漸漸扎下了根。從此，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眾不同的特色，撫育和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和靈魂。但近一個世紀來，特別是1949年後，在中共的長期破壞之下，輝煌燦爛的中華傳統文化卻被毀於一旦。
中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毀滅絕不是出於它對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乾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傳統文化勢不兩立的必然結果。中共從西方搬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以儒、釋、道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回、善惡有報，馬克思主義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正因為如此，傳統文化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中共奪取和維護政權的一大障礙，這就是中共之所以要毀滅傳統文化的根源所在。
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傳統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如果說這種毀滅早在中共還未奪取政權前就已開始，那麼奪取政權之後開始的新一輪毀滅則規模更大後果更為惡劣，因為這種毀滅不僅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而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既涉及物質層面，又包括精神層面，不僅針對文化元素，而且指向文化的傳承者。
傳統文化以儒、釋、道思想為根，所以中共破壞傳統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唯有中共是三教齊滅。
中共剛一建政，旋即就拉開了鎮壓傳統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原有的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政治運動找根據。
通過鎮壓傳統宗教，中共的思想體系被進一步確立為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共產主義被正式確立為唯一合法的精神信仰。從此以後，在中國宗教界，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甚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甚麼，你就得說甚麼；黨需要你做甚麼，你就得做甚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毀壞文物是中共毀滅傳統文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在文革時的“破四舊”中，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但中共卻以“革命”的名義毀得理直氣壯。當我們嘆息於英法聯軍焚毀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嘆息於那毀於侵略者兵火的傳世巨著《永樂大典》，我們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毀壞要比入侵者更廣泛、更持久、更徹底呢？！
1949年以前，中國大約有200萬知識分子。作為“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一直都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要毀滅傳統文化，當然不會放過他們。為此，中共建制之後，一直對知識分子進行打壓，經過批胡風、反右派、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在中國已不復存在。
對此，毛澤東曾蠻橫的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對神的信仰和以“仁義禮智信”為主體的道德規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精髓所在，但在中共的統治下，前者被視為封建迷信，後者被當成封建糟粕，一同被扣了上“腐朽沒落”的帽子，統統都被批倒批臭打翻在地，誰敢繼續信守和宣揚它們，誰就會因此倒霉，誰就會遭到迫害。對有神論和傳統道德規範的這種搗毀砸爛，猶如釜底抽薪，是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最致命的一擊。
“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為了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假惡鬥”的邪惡本性，中共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但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檐的建築，都僅僅是在恢復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不僅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也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
更為陰險和毒辣的是，在毀滅傳統文化的同時，中共還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創造出了一套它自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也就是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邪說之“邪”外，“黨文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詭詐權謀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近百年來，“黨文化”不僅改造了老一代人，也毒害了年輕一代，今天還在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流毒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毀滅傳統文化和推行“黨文化”的結果，使得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被徹底變異了。當今許多中國人對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可以說已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的“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八、 戰天鬥地，禍害無窮
中國傳統文化講天人合一，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順地，感恩惜福。 但共產黨的自然觀卻與此完全相反。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充分點明瞭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和征服自然。
中共更是目空一切，藐視天地自然，自以為人定勝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號稱天不怕，地不怕，並且好大喜功，樂於與天鬥與地鬥，妄想改天換地，以此滿足自我陶醉和主宰一切的慾望。“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大躍進年代流行的這些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生動寫照。
但自然規律對於敢於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無情的。五十多年來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自然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榨取，逆天地而行，並沒有讓“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痴心妄想如願的變成現實，只是把自古以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完完全全變成了利用與被利用、改造與被改造和征服與被征服的對立關係，最終不僅自食其果，而且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給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帶來了無窮的危害。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中共推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國江河湖海。結果如何呢？中共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中共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兩小時內6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20余萬。
文革之後，中共為了證明執政合法性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維護黨的集團利益至上的跛足經濟改革，雖然獲得了表面上一時的經濟繁榮，卻讓整個國家和子孫後代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專家們指出，大陸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建立在資源榨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並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中國的GDP數字裡有相當一部分是靠犧牲子孫後代的利益和機會獲得的。2003年中國貢獻世界經濟總量不到4％，對鋼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卻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減少到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圈起來的土地利用率僅佔43%。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佔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這樣的增長，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承受不起（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報導）。沈醉於眼前的高樓大廈的人們，對於越走越近的生態危機也許還茫然無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報復人類的時候，那對中華民族的打擊將會是災難性的。
九、流氓成性，鮮廉寡恥
毫無道德底線，無視和踐踏一切公認的道德准則，唯己是從，隨心所欲，恣意妄為，是古今中外一切流氓的共同本質和特點，而中共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黨流氓”。從成立之日起到今天，為了奪取和鞏固政權，它甚麼壞事都乾的出來，甚麼壞事都敢乾，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毫無道德廉恥可言。
殺人如麻與撒謊愚民無疑是中共流氓本性和流氓行徑的兩大集中體現，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流氓行徑卻絕不僅限於此，而是體現在方方面面。以下論及的只是其中有限的幾個方面。
（l ）耍兩面派，表面上說一套，背地裡做的又是另一套
中共深知自己所做的許多惡行見不得陽光，一旦在民眾和國際社會面前暴光勢必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於是大耍兩面派，表面上說一套，背地裡做的又是另一套，試圖以此來欺騙民眾，掩蓋真象。它們在信仰自由問題上的兩副嘴臉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莊嚴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條文對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確規定，嚴禁歧視信教公民。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政府還相繼簽署了聯合國《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等眾多國際人權公約，這些公約都對公民享有信仰、宗教、良心和思想自由做了明確規定。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規定，宗教信仰自由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強迫。
毫無疑義，無論是按照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還是依據中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有關公約，中國公民都應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中國政府都應充分的保障公民的這一基本權利。面對世界輿論，歷年來中共也都是這麼信誓旦旦的宣稱的。
但事實卻與此完全相反。在大陸，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信仰自由其實只是一張從未兌現過也不可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公民的信仰自由不但從來都沒有得到過充分的保障，而且一直在被踐踏和扼殺。而踐踏和扼殺公民信仰自由的儈子手不是別人，正是經常把保障信仰自由掛在嘴邊的中共。他們在這方面犯下的罪行，完全稱得上是血債累累、罄竹難書！
以傳統宗教為例，在中共的強權高壓下，傳統宗教自1949年之後在大陸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支，即“御用宗教”和“地下宗教”。前者雖然是合法的，但卻是被中共直接操控和全盤改造過的，有宗教之名而無宗教之實，有的甚至就是神學化了的變相的共產主義；後者雖然延續了宗教的傳統，但卻是被政府禁止的，當然也就是非法的。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想信教嗎？可以，不管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或其他的宗教，任由你選，但不管你選誰，最終都只能是中共認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說到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卻都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
據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2001年公佈的白皮書，上萬名家庭教會的信徒在全國大部分的地區對五十萬左右信徒進行了一次調查取證，結果表明，在這五十萬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過,4014人被判勞改勞教,129人殘害致死,208人致殘,997人被監視,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兩萬多人挨過打,一萬多人被罰款(最少的是罰五角,最多的罰八十多萬),而終日惶恐不安,聚會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萬信徒。據悉，大陸目前約有數千萬家庭教會的信徒，這個調查收集到的數據，只不過是整個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中共在種種問題上的這種兩面派手法充分暴露了它的流氓嘴臉。
（2） 立場多變，反復無常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時候，其中一位候選人說，人可以經常改變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但不能總是轉變他看問題的原則，否則這個人便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而中共恰是這樣一個典型。建黨八十年來的十六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竟對其黨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對中國憲法大改了五次。同一個黨，在不同時期，對許多原則問題的態度竟截然相反，南轅北轍，如此毫無立場，變化無常，讓人不能不為之瞠目結舌！
比如，共產黨的宗旨是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正因為如此，中共成立之後不久，就在農村進行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地主的私有財產，建制後又在全國範圍內相繼進行了土改、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徹底消滅了私有制，但文革之後，為了消除自身的生存危機，昔日與私有制勢不兩立的中共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將當年被它們一手消滅的私有制重新又復活了過來，最近一次修憲時還將保護私有制寫進了憲法。
中共一向信奉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將資產階級視為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天敵，列為應該打倒和消滅的對象。正因為如此，中共不但通過武力消滅了所謂的官僚資產階級，而且在奪取政權後不久，又馬不停蹄的消滅了他們一度利用過的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但文革之後，為了借助資本主義的活力來輓救共產黨的危機，中共居然不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又將資產階級的亡靈重新召喚了回來；到江澤民當政的時代，中共更是破天荒的向資產階級敞開了自己的大門，千方百計將它眼中有利用價值的資本家拉到自己的隊伍中來，以壯大自己的勢力。
中共的思想，從最早的馬列主義，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最後又有三個代表。其中，馬列毛的主義和思想，和鄧理論及江代表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馳以至相差萬裡，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擺在同一張神台上加以膜拜，實在是古今一大奇觀。
在中共發跡和維持政權的歷史上，象上面這種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因為共產黨毫無道義原則可言，從來都不在乎改換口號和招牌，這一切在它們看來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自我的生存這個大目標，它們甚麼都可以乾。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忽然搞起了民主，開始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也沒甚麼可奇怪的。但無論中共如何改變，惟有一樣東西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其實之所以變來變去，無非是為了更好的達到這一目地罷了。換句話說，今天這個手段有利於達到自己的目地，就採用這個手段，明天那個手段有利於達到自己的目地，就採用那個手段，哪個手段有利於達到自己的目地，就採用哪個手段，毫無定規可言，這一點也充分顯示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流氓嘴臉。
（3） 表面上維護統一，背地裡出賣國土
多年來，中共總是千方百計把自己裝扮成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衛道士，“一定要解放台灣”、“統一台灣”便是它們一直掛在嘴上的宣傳口號，而“賣國求榮”、“反華勢力”則是它們經常用來打擊別人的政治棍子。
那麼中共真的關心國家的領土完整嗎？非也！其實，台灣不過是國共之爭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被中共用來作為打擊對方，籠絡人心的籌碼。
早期的中共在國民政權之下成立“中華蘇維埃”，其“憲法”第十四條宣稱“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為了呼應俄國，中共的口號也是“保衛蘇維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時機發展壯大自己。蘇共紅軍1945年進軍東北時姦淫擄掠，以及蘇共扶植外蒙獨立時中共都沒有給予一字譴責。
1999年底，中共同俄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承認了清政府與俄國之間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賣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於幾十個台灣。2004年，中俄簽訂“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後，據稱又已失去黑龍江省半個黑瞎子島的主權。
在其它邊界劃分、南沙群島、甚至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由於對中共保持政權沒有甚麼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炒“統一台灣”，不過是用來轉移內部矛盾，煽動民族主義大耍流氓的煙幕彈而已。
其實，真正的反華勢力不是別人，恰恰是喜歡給別人扣上這頂大帽子的中共自己，真正賣國求榮的也不是別人，恰恰也是喜歡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的中共自己。甚麼叫“賊喊捉賊”？中共的流氓行徑便是最好的注腳。
（4） 軟硬兼施，忽打忽拉
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
黨總是這樣把自己的同志置於死地，欣賞了他們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他們痛不欲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他們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成為他們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瞭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對待自己的同志都是這樣軟硬兼施，忽打忽拉，對待敵人那就更不用說了。軟的一套包括：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象、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的一套包括：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至於何時用軟的一套，何時用硬的一套，何時打，何時拉，則取決於具體情況，目地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控制自己人，維護黨的集團利益。
（5） 黨從來沒有錯，即使錯了也是自己糾正的
但凡壞事都是反動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乾的，好事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幹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塗脂抹粉。就連有些壞事，中共也可以讓其壞事變好事來為它服務。例如，在被中共嚴密封鎖的愛滋病泛濫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搖身一變，精心佈置，動用從知名演員到黨總書記的宣傳攻勢，馬上把罪魁禍首的中共裝扮成了患者的福音，愛滋病的克星，人類疾病的挑戰者。多麼人命關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它來粉飾自己。這種明搶暗奪、草菅人命的行為，也只有中共這樣的流氓才能做得出來。
“不但善於犯錯誤，而且敢於糾正錯誤”，是中共一次次死裡逃生的仙丹妙藥。歷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錯，但它總是通過“平反昭雪”把錯誤歸到某個人或某個團體身上，不但讓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惡推得一乾二淨。於是，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中共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6） 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中共領導人開口便是道德說教，它們要求老百姓大公無私，從小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要求普通黨員“為人民服務”，但自己私下的所作所為卻與此背道而弛。毛澤東縱情聲色，鄧小平庇護兒子搞“官倒”，江澤民淫亂，為子女親屬謀私利，皆乃當今中國路人皆知之事。
君不見，在中國官場的政治鬥爭中因腐敗落馬的高官們，白天在大會上還在大講特講“廉潔奉公”，晚上就去“貪污受賄，聲色犬馬”。原雲南省長李嘉廷、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等等這些“人民公僕”們個個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們的講話，無一不是在貪污受賄的同時，還反覆在各種各樣的報告中要求大家“廉潔從政，加大反腐敗力度”。
如今，連中共自己也知道社會主義是假的，已經破產。但儘管它自己都不信這套東西，卻還要強制人民信，不信還不行，不信就要鎮壓。最荒謬無恥的是，黨還把它的這種欺騙理論寫進了憲法，作為立國大綱。
（7） 為了目地，不計手段
古人曰“盜亦有道”，意思就是說，即使是強盜，有些事也是不齒於做的，因為強盜也有強盜的規矩，不會胡來。但中共卻是罕見的無道之盜，為了達到自己的目地，它甚麼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來，甚麼壞事都乾得出來，而且還表現得冠冕堂皇理直氣壯，沒有任何道德上的顧忌。
前些年，全國去北京上訪伸冤的法輪功學員很多，江氏集團把阻止法輪功學員赴京當作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下達到各地。為了完成這個所謂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共各級組織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及。舉例說，長春市火車站的“高招”是在火車票背面印上一句“法輪功是Ｘ教”，每人上車前須將火車票翻過來將這句話念一遍。不念？又逮著一個，抓起來！到後來更簡單，在檢票口的地下放上一張李洪志先生的畫像，誰想上車得從這上面踩過去。不踩？又一個！ 就算你好容易上了車，沿途還有警察來查，看到他們認為“可疑”的人就讓你罵句臟話。不罵？准是煉法輪功的，這年頭，只有煉法輪功的才罵個臟話都不肯。你撿個錢包交到派出所，警察收下後先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這年頭，拾金不昧的太少了，死活都要做好人的，多半是煉法輪功的……。
為了強迫法輪功學員徹底放棄自己的信仰，中共更是使出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各種邪惡手段。在嚴刑拷打等的殘酷折磨下，有些學員違心的表示‘不煉了’了。但獄警仍不放他們過關，仍在精神上進一步迫害他們。怎麼迫害？不是說你只要講了‘不煉了’就行了，還得寫‘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等五書。寫一遍還不行，得不斷寫，直到它們滿意為止。最後，還要由所謂的上級機關來驗收。為了將這部分學員的精神徹底摧毀，它們強迫每個人在李洪志先生的畫像上打叉、吐吐沫。如果你把叉打在畫像的邊上，吐沫吐在畫像的邊上，那就說明你是‘假轉化’，就得‘回爐’，繼續受迫害。”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八十多年來，中共的流氓本性始終未變。如果說以前的中共是穿中山裝的流氓，那麼今天的中共則變成了改穿西裝的流氓，經管行頭在“與時俱進”，包裝顯得新潮了，流氓的本性仍然是一以貫之的。如果說有甚麼變化的話，那也只是變得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了，變得更可恥更沒有人性了。
十、毀滅道德，泯滅良知
今天的中國，貌似繁榮，但社會危機其實已經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最大的危機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政治危機，而是整個民族空前的道德危機！
失去心法約束的，今天已不僅僅是個別人，也不僅僅是某些人，而是幾乎整個民族。環顧四周，道德淪喪，良知泯滅，金錢至上，私慾橫流，假話流行，毫無誠信，貪污腐敗，索賄受賄，斯文掃地，五毒俱全等等，就象晚期癌症一樣，正在我們民族的肌體上迅速擴散，而導致這一惡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十惡不赦的中共。
道德也好，良知也好，最核心的內容都是強調自我約束、抑惡向善，而中共的本性則是以私為本，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抑善縱惡，兩者之間的這種根本對立，決定了中共必是毀滅道德良知的罪魁禍首，事實上它們也正是這樣乾的。
中共從西方將敵視宗教的共產主義引入中國，大肆宣揚無神論，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把有神論和宗教當作封建迷信批倒批臭，猶如釜底抽薪，徹底斬斷了中華民族道德良知的根基。
中共不僅否定了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道德，而且徹底否定了強調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西方傳統道德，把自古以來人類社會所有普適的道德規範破壞殆盡，徹底顛覆了人類維持了千萬年的善惡廉恥。
中共以黨性取代人性，踐踏和消滅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同時又利用、縱容和放大了人性中一切陰暗醜陋的東西。
在中共的獨裁專制和暴力鎮壓之下，有良心講真話的人倒霉，沒良心講假話的人得勢，正象詩人說的那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面對血腥的暴力，除了極少數獻身者，人們要麼沈默順從，要麼賣身投靠。
在中共的謊言欺騙下，經過“黨文化”的全面洗腦，許多中國人把假的當成了真的，把真的當成了假的，把善的當成惡的，把惡的當成了善，善惡顛倒，真假混淆，完全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
不僅如此，中共還帶頭說假話，謀私利，貪污腐敗，不講誠信—-給全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邪惡榜樣。
如此邪惡的這樣一個政黨長期蹂躪踐踏著中國，中華民族的道德大堤能不崩潰嗎？！
遠的不說，僅就文革之後而言，中共對中華民族道德良知的毀滅性打擊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六四”。今天三十歲以上的許多中國人都還清楚的記得，1989年春夏，中國人民反官倒、爭民主，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對此，中共不但沒有給予最起碼的理解、認同和接納，反而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坦克和開花子彈，將民眾的愛國熱情殘酷的絞殺於血泊之中——這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萬萬沒有想到的。愛國不但無功，反而有罪，愛國不但不得好，反而受難，這樣的經歷被不斷重復和強化，中國人的心至此徹底涼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再也不願也不敢把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系在自己的心上 ，“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了他們在絕望之後的大徹大悟。這種空前的政治冷漠不可避免的導致了進一步的道德冷漠。“既然道德和良知總是鬥不過無恥和暴力，既然在現實中總是不擇手段的人成為贏家，連政府都是赤裸裸地這麼乾，我們又為甚麼要傻乎乎地遵守那些倫理規範呢？”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心態和想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個人主義大流行的時代，個人的物質需求成了中國人普遍的人生追求。在緊接這之後由鄧小平南巡發動的經濟市場化的強勁助推下，這股個人主義潮流更是泛濫成災，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隨波逐流，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滑坡日甚一日。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道德水平已經淪喪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法輪功公開傳向社會。
法輪功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為本，教導弟子真心向善，從做一個好人開始，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真心修煉者，無一不嚴格要求自己，在社會上恪守公德，樂於助人；在單位裡，兢兢業業，一心為公；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和睦相處，深受大家的好評。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法輪功不僅淨化了成千上萬修煉者的靈魂，而且有力的帶動了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提升。
只要是不懷偏見的人都能清楚的看出，法輪功的迅速傳播和宏揚，是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一次道德重建和回升的良機。但即使是這樣好的功法，江澤民和中共出於共同的妒忌心理和邪惡本性，也容不得他在中國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1999年7月，由它們連手發動的一場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迅速席卷了中國大陸。
這場鎮壓和迫害是對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道德良知的一次徹底毀滅，其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六四”的血腥屠殺。
自從1999年那個夏天以來，江氏集團不僅自己瘋狂迫害法輪功，還千方百計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往他們的戰車上綁，逼迫每個人出賣背叛自己的良知，成為受他們操縱的迫害法輪功的兇手，協同他們一起犯罪。為此，他們一方面開動宣傳機器，拼命向所有人灌輸他們製造的謊言，實行全民洗腦，以欺騙民眾，煽動仇恨；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系統的連坐制度將每個人的經濟利益（包括公職、考核、孩子入托、入學、就業等等）都和迫害法輪功直接掛上鈎，對全體國民進行威逼和利誘。如2002年5月，江氏集團曾下發內部指示，要求用金錢來刺激保安人員抓捕法輪功學員。在廣東省，保安抓一個“還在煉法輪功的”就可奬勵3000元。不僅如此，打壓法輪功學員積極的各級官員還被加官進爵，勞教所的獄警、派出所的警察被當作“英雄”受到表彰和奬勵，就連勞教所中被利用折磨法輪功學員的犯人也都紛紛被減期。與此同時，同情和支持法輪功的人，輕者將面臨失業、失學，重者將被抓捕、關押。
在江氏集團的這種專制高壓和利益誘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無情踐踏，惡的一面則受到無所顧忌的縱容與鼓勵；有良心敢講真話的人坐牢送命，昧著良心迫害講真話者的人卻升官發財。一時間，神州大地，假話泛濫，誠信掃地，良心泯滅，看風使舵、投機取巧、隨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為社會流行的趨勢，人們在“集體無道德”的大潮中變得越來越自私和冷漠。難怪有人說，這場迫害的實質就是要把好人變成惡人，把惡人變成更惡的人。
不僅如此，江氏集團還將他們迫害法輪功的黑手伸到了國外，千方百計把其他國家和海外華人一起拉下水，跟著他們共同對法輪功犯罪。為了達到目地，他們使盡了一切手段，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如以經濟利益甚至以出賣領土，與一些外國政府進行交換，使這些國家背叛自己的良知和所恪守的西方價值觀（尊重天賦人權及信仰自由），對中國正在發生的群體滅絕罪行保持沈默，甚至個別國家還協從犯罪。在江氏集團的脅迫下，個別外國公司甚至也讓自己的員工簽署放棄修煉法輪功的所謂“保證書”，否則即遭解雇。江氏集團還通過邀請總編輯、編輯和記者到中國參觀，對對方進行投資等手段來拉攏海外媒體，使得這些一向敢於直言和揭醜的“無冕之王”，對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惡行僅進行了非常有限的報道。而對海外華人媒體，江氏集團則採用收購、投資或派駐相關人員到媒體工作的方式，使這些媒體逐漸變成他們在海外的代言人。對一些敢於發表迫害真相的媒體如BBC，江氏集團則採用封網，或揚言停止他們在中國發行刊物等威脅手段使其禁聲。江氏集團還通過中國領使館，以到中國投資的優惠條件，贊助社區、校園活動的方式，拉攏收買海外某些華人社團僑領、學生組織領袖，致使有些人出賣良知，對法輪功學員參加社區、校園活動橫加阻攔，甚至個別地區還大打出手。可見，在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這場迫害中，被毀掉的不僅是中國人的道德，整個人類的良心都受到了致命的一擊。
文明的大廈向來都是以道德良知為基石的。一個“集體無道德”的社會，也是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甚麼都不怕、甚麼都敢乾的社會，人們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撒謊成性，心裡裝滿私慾和仇恨，傷害他人從不感到羞恥。在這樣一個畸形變異的社會裡，人們的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誰都無法獲得他們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受害的最終將不只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整個民族、國家以至人類的未來都將因此被葬送。
至今，中共把我們帶進的正是這樣一個道德淪喪、良知泯滅，假惡鬥泛濫的可怕社會！
人類邁進新世紀已經是第五個年頭了。毫無疑問，為禍中華近一個世紀的中共如今氣數已盡。
正如“九評”所說，“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倒台十幾年後的今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早已被全世界在前所唾棄，中國共產黨走入墳墓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是中共在徹底垮台之前，卻力圖將其命運與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古國綁在一起，這是我們民族的大不幸。”
長期生活在中共獨裁下的大陸人民，歷經幾十年的摧殘，不但每個人的身上都留有中共的鞭痕，而且每個人的血液中也都流著中共注入的毒素。今天，恰逢宇宙更新之際，道德良知殘遭中共摧毀的中華民族正處在危急的生死關頭，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識破中共的偽裝，認清中共的邪惡，清除中共注入我們血液中的毒素，投身“三退”的洪流，徹底告別中共。
可以肯定，全中國人民都從中共的欺騙中真正覺醒徹底告別中共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共末日到來的那一天，中華民族重獲新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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