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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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

漢代學校教育,原來甚為發達,到了東漢末年,國家動亂,政局不穩,因而逐漸廢弛。至漢獻帝建安八年(西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開始漸次發展教育。曹丕篡漢,在魏黃初元年(西元220年),「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到了黃初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以上均據《文獻通考 學校考二》)

又《三國誌.魏志.劉馥傳》記載:「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其非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由此可見當時太學儘管開設,學生不少但內容空疏,有名無實,所謂太學成了裝飾品。東吳只有學官而無學校;西蜀則國小民貧,年年用兵,更談不上學校的設置。以上是三國時代的太學情形。

到了晉武帝統一全國以後,承曹魏太學的舊制,稍加擴充。《宋書 禮志》載:「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者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余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這是晉初的一次淘汰,因為曹魏的太學生多非就學,而是避役,所以有這一次的修改。晉代的國子學,到了武帝咸寧二年(西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國子祭酒及國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西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及靈台(望氣之台也,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當時太學生的人數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類不齊,因而十年後,又再定必須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學。後中原板蕩、兩帝被擄,於是太學也就無形停閉了。

東晉建國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馬的蹂躪,紛紛南徙避難,這一批知識份子懷著中原舊有的文物禮器以俱來,於是江左也修建太學;但因此時的朝廷政權旁落,內亂時起,學校受到了影響,因而時興時廢,毫無成效可言。到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317年),新立太學。後因王敦構亂,致教學多未執行。一直到成帝鹹康三年(西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學。

以上是魏晉時代太學的大概情形。至於地方教育,那更無可觀了。曹魏和西晉立國短促,州郡學校大多在平靖時則開設,在變亂時則停閉。東晉的年代較長,朝中雖屢經政變,而大權則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國頗不一致,也沒有統一的或長久的計劃。總而言之,自曹丕篡漢,到東晉滅亡,將近二百年(西元220-419年),在這時期當中,學校教育雖不能說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說是在若有若無和時興時廢的狀況之下度過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擾攘,禍亂相尋,教育事業的不發達,和魏、晉時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復立國學、玄學、史學、文學,凡四學並建,皇帝的車駕數次巡幸宗學館,對那些苦讀者,給的賞贈優厚。(《南史.宋本紀》)

齊 ──建元四年(西元482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西元485年),詔立學。初期宋太宗時置總明觀以彙集學士,亦謂之東觀,而齊武帝認為國學既立,乃省略總明觀。至東昏侯永元初,廢學。可當時也有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的情況。(《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梁--梁武帝於天監年間,除於京畿、地方建立國學以外,並開設五館,每館置五經博士一人,充任館長,而以五經教授一人總其成。其所授課程不外五經之術、六藝之文。學生只問程度,不限資格,果具才能,雖寒門子弟皆有入館求學的機會。生徒入館求學以後,由館供給膳宿。館中亦有定期考試,其能射策通明經術的,即可委派一種官職。五館既不限資格,又不限名額,所以四方學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每館學生皆多至數百人。

武帝自建國學開五館以後,嘗倣傚三代視學之禮,親臨省視,一則祭奠先師,一則獎勵勤勞,並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學。這樣積極提倡,不遺餘力,不但學校發達為南渡以來諸朝之冠,即講誦經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當時北方學者聞風而至的亦復不少。

此外梁代經學的昌明,還能遠及國外。如《陳書.儒林陸詡傳》:「梁世,百濟國(即朝鮮)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這足以表現梁朝不僅昌明本國的文教,而且對於朝鮮半島的文教,也有積極的貢獻了。可惜武帝晚年時,學校教育的運作由盛漸衰,及至侯景之亂,也就無形停頓了。

陳──陳代地域較梁代為小,而且當大亂之後,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學官,後遭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陳書.儒林傳》)

至於五胡,日在紛亂之中,其能保存經學文藝最有功的,當推前漢張氏。其他如前秦苻堅講禮興學;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漢化的建國。甚至如劉曜和石勒,也曾經注意儒學。

◎北朝學校較南朝為發達,一則由於國君的積極提倡;一則由於時局比較安定:

北魏──當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時期,即積極提倡經學,在首都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充當教授,學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這是北魏太學的創始。次年特改國子學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426年),又於城東建立太學一所,令州郡選派才學之士,進京求學。

到了獻文帝的時候,乃規定州郡學校的制度,遍設鄉學:每郡設鄉學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華風,遷都洛陽(西元494年)以後,事事都模仿漢人所為,變胡服而衣華裝、斷胡語而從正音;一切禮儀制度,無一不傚法漢人。至於開設太學、講論經術,尤為漢族文化的特色,他對於此種文化的特色,極力提倡。所以在洛陽除了設立國子太學以外,又於四門設立四門小學。

自此以後,北方承平將近八十年,不僅國學、鄉學都比較南朝為完備,即私人講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這個時候,正當南朝梁武帝提倡學校教育的時候,介於五、六世紀之間,我們若是統觀南北朝的教育,要算這個時期為最發達。

北齊──《隋書.百官志》:「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大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三百人。」同時根據《北齊書本紀》以及《北史儒林傳》中都記載著:北齊興學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雖僻處西方,而對於儒術,非常尊崇,故對於學校方面,尚能認真辦理,並非虛有其表。如《北周書.李昶傳》:「昶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足見他對於教育,已頗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於御前,令他們與大儒講經論術,當時同輩都極為羨慕。《北周書武帝 靜帝本紀》這都可以證明其重視教育的程度了。

綜合以上的史實,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學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稱道之外,其餘各代都不甚發達,政局不穩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學生為避亂、免傜役而來,目的不純;同時社會風氣崇尚老、莊清談,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長文學,海內景從,一般士子也對經學的研求放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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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漢代時,國家教育雖較前代發達,而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行,兒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託在「私塾」(私人講學授徒之所)裡面。「私塾」似乎也有兩級,而低級的特稱「書館」。「私塾」的勢力有時且凌駕官立學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設立的學校,時興時廢,若有若無,反而無足輕重了。
  • 學校之制,以三代最為完備。家有塾、黨有庠(音翔)、術有序、國有學。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是大學,「校」、「序」、「庠」都是民間的小學。孟子又說:「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這是行「鄉射」和「鄉飲酒禮」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 一國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當與否;而用人的標準,則捨公平的考試制度以外,再沒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實,以現在的思維模式推究起來,先秦時期當時舉行考試的作用,多為了鞏固與維護自家城邦的君權,多方延攬、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異士輔佐國政,以達到稱霸諸侯的目的,而對於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標,反倒置之不問,因此學校教育並沒發揮真正的功效。
  • 梁武帝蕭衍一向崇尚儒學,深感於兩漢任用的都是信奉雅道之飽學之士,故能樹立名節德行有成,故決定成立一專責機構,來培養人才,遂設置五經博士。
  • 人們崇尚“六”,由來已久。周初,周公旦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周禮》一書據說是周公旦所作,書中記載了周王室政治制度和戰國時代的各國制度,官制禮儀等都按六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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