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其他天災，旱、水、虫、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從一些歷史上的大瘟疫事件，或許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兵戈擾攘，天下亂離，軍閥割據一方，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飢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等地疫情最為嚴重。漢獻帝建安年間，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流傳，使得人們生活悲慘不堪。
千里無雞鳴 人口十不剩一
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國長江以北，流行性出血熱（疑似），死亡約2000多萬。這場大瘟疫帶來清談和玄學的興起，宗教開始極度盛行。此外，對三國格局的形成發生了相當影響。
公元3世紀初，古都洛陽的郊外，舉目四望，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曹操在路過這裡時，寫下《蒿裡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此時正值東漢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末世，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恢復了劉姓王朝的統治，建都洛陽。進入公元二世紀以後，政治的腐敗導致王朝出現了宦官與外戚長期專權的局面，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董卓控制了朝廷，將首都遷至長安，將洛陽宮殿付之一炬。後來，王允借呂布之手殺死董卓，結果又激起董卓部將李榷等人的反抗。幾次戰亂，漢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據史書記載，當時不斷髮生嚴重的飢荒，谷一斛賣到50萬錢，以致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嚴重局面。大批農民四處流亡，餓殍遍野，連京師洛陽也是死者相枕於路。一場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給了本已虛弱無比的王朝致命一擊。
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
在瘟疫流行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當時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回憶道，他的家族本來人口眾多，達兩百餘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間，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於傷寒。
《後漢書．獻帝本紀》上簡單地談到這一年發生大疫，至於這次大疫為害怎樣，並沒有交待，但從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文，足可對這次大疫有詳細的了解。曹植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楊茹藿之於，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纍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也可笑。”疫病為害之慘烈難以想像。當時許多地方連棺材都賣空了，悲泣聲瀰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會傳染疫病，貧苦百姓無錢來埋葬家人，所以處處都呈現出這樣的一副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這一年曹軍在司馬朗、夏候惇、臧霸等人的帶領下征吳，部隊開拔到居巢時，出現了疫情，許多官兵染病不起，部隊被迫駐紮下來。時為兗州刺史的司馬朗親自到傷員中巡視，並為他們端藥送水，不料自己也遇疾，很快就去世了。
這場大疫不僅僅在軍隊中流行，同時也在地方蔓延。在穎川，新上任的太守剛到官不久，疫病就瀰漫開了，老百姓死掉的不計其數。在官府中上班的掾吏死掉了一大半，太守連升堂辦公的人數也湊不齊。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太守的夫人及兒子都不幸染上了瘟疫，只能想方設法求當時穩居在嵩山的方術道人劉根治病。
瘟疫不單單在地方上流行，在曹魏的政治中心許昌也造成了較大的危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除孔融、阮璃早年死去外，其他如徐幹、陳琳、應場、劉楨等都得了疫病去世。“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悟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當時為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書信中，談到他們幾個人時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著名的“竹林七賢”、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也都是英年早逝。
根據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八十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災難，紿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次年四月曹操在一份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說明疫病流傳帶來的災難是空前性的。
玄學興起 政治格局形成
這次規模空前的瘟疫給人們心理投下了陰影，兩漢時代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社會主題，迅速轉向了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這又進一步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社會學家認為，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東漢末年，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民間傳播。貴族信奉佛教已成為比較盛行的潮流。
公元183年，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當時機成熟後，他們便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發起了著名的“黃巾起義。”
東漢亡 三國起
值得一提的是，持續多年的大瘟疫還對三國格局的形成發生了相當影響。中國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長江赤壁一帶。結果是擁有數十萬大軍的曹操敗給了只有五至六萬的孫劉聯軍。曹操兵敗赤壁，以致造成三分天下，三國鼎立之局面。曹操為何兵敗於赤壁呢? 在眾多的解釋中，有一種重要的觀點，即認為是曹軍發生大疫所致。
《三國誌》記載：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即使早曹操兵敗北撤後，也曾感慨：“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
《三國誌•魏志•武帝紀》對赤壁之戰中的疫疾作了詳盡描述：“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土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在《三國誌•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中還有一則記述，是曹操給孫權的書信：“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確虛獲此名。”指出大火是曹操自己放的，同時指出了曹操放火燒船的原因在於“值有疾病”。
在《三國誌》、《資治通鑑》等史料中對曹軍中發生大疫還有很多記載：“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軍眾已有疾病，初一跤戰，公軍敗退。 ”。 “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辛未，令曰：『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 不得以也』。” “(火燒赤壁後)劉備、周瑜水陸併進，迫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引軍北還。”按曹操的說法，赤壁之戰所以敷者，非於戰，完全在於疫。史料上說的“於是大疫”，可見不是平常的風寒感冒之類的小毛病﹔大疫的結果不光是病號，還有死者﹔不是個別，而是大半﹔不光士卒，還包括文武官員。
這場大疫涉及面十分廣泛，就連前來增援之軍也被波及。《三國誌．魏志．蔣濟傳》就記載道：“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
赤壁大戰後的次年，曹操軍駐紮在合肥，回憶自己曾受疫病之纍，曹操說道：“近年以來，我的部隊屢次出征，常常遇到疫氣，官兵們病死在外，無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因此家家戶戶都有怨曠之情，百姓生活流離失所。”
曹軍兵敗赤壁的原因是眾多的，但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這場大疫極大程度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綜觀整個三國時期，類似的事例並不在少數。看來，如果沒有瘟疫的影響，三國時期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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