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訊】
一．問題；
極權主義制度（Totalitaere Systeme）還是專權主義制度（Autoritaere Systeme），也就是中國某些知識精英所說的「威權主義」問題的爭論，產生於五十年代末後。其最初的爭論是因為斯大林死後，「解凍」後，對共產黨社會再次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二十年前，以及最近這個問題在中文世界的再次興起，其實是同樣的原因，也就是如何看待毛澤東死後，所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共產黨社會。然而這個問題的爭論在中文界又加上了新的意義，那就是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文世界所使用的Autoritaere Regime概念，加上了中文的轉義，先是翻譯成「權威主義」，後來遭到人們疑問，引起爭論，九十年代中期後，又更多地譯成「威權主義」來使用。最近幾年，由於一些人提倡與共產黨專制政府和解，關於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兩個概念的爭論也隨之再次頻繁出現。去年年底以來，由於所謂《零八憲章》的出現，對於這兩個概念的使用和爭論就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事實上非常有意思的是，幾乎凡是涉及到極權主義概念的時候，都會由於不同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引發出激烈的學術爭論。這從極權主義概念產生初期，其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拒絕它接受它，四十年代末期後五十年代的拒絕它接受它，六十年代的拒絕它接受它，八十年代的拒絕它接受它，莫不如此。這實際上讓人們看到，由於極權主義概念描述揭示的是極權主義的最高形式，這個概念太具有刺激性了，或者說很多時候可能太尖銳了。不過無論怎樣，從這個詞誕生初期，中性的，到它已經帶有很強的刺激性的否定性，說明的是社會進步了。當年馬克思自鳴得意地宣佈西方要用奴隸制的專制來給東方實行現代化，無產階級要用專制和專政來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當年墨索里尼公開宣稱自己是極權主義；當年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標榜共產黨要對一切專政，實行絕對的一元化，曾幾何時，在現代社會中已經幾乎沒有人敢於再如此公開宣稱。社會的確進步了。
社會進步到要掩飾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特性，然而社會還沒有進步到對任何專制，或者帶有專制特色的東西都敏感到無法容忍，也就是如同今天的美國，誰也不敢以膚色為理由來歧視他人那樣。為此，我們現在討論這兩個概念，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甚至不僅是討論它們之間的區別是重要的，而且討論它們之間的共同性也是同樣的重要，也就是究其實質它們都是獨裁專制。因為討論這個中性的概念、學術問題的時候，幾乎無可迴避地涉及到價值問題，政治問題。這大約就是觀察滲透著理論在社會科學中的表現。
我之所以認為說明他們之間的共性是重要的，因為如此就可以看到那種把專權主義翻譯成威權主義在中文世界帶來的混亂，如此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絕對不可以把這個詞翻譯成中文的權威或者威權主義。因為那樣就模糊這個術語的最根本的專制特性。而專制則就是專制，只能夠反對，只有反對方式的不同，正如八九年東歐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一樣。
沒有一種專制，民眾能夠和它和解，可以綏靖和歌頌。
二.歷史回顧
歷史驚人的類似。雖然人們常常說應該接受歷史教訓，但是實際上是一方面一部份人，甚至整個社會閉著眼重複歷史，而另一部份人孤獨地在那裏不斷地強調那些歷史教訓的現實意義。接受教訓是偶然的，因為促使歷史以前走了彎路的那些因素還都同樣存在，那些現實利益的誘惑永遠會使人們忘記、或者罔顧歷史。所以結果是我們今天的這個過程再次成為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正因為此，無論現實功利如何，我們還是要去做這件事情，不斷重複強調歷史的教訓。
在關於極權主義還是專權主義問題的爭論中，回顧一下圍繞極權主義概念從產生以來所引起的爭論，是非常有益的。
一九二三年，意大利學者Giovanni Amendola第一次使用的極權主義來描述當時的法西斯政權。（註解1）其後，墨索里尼和馬克思等共產黨人一樣，把這個描述專制的詞彙作為褒義詞接過來，用來褒揚自己的政權和制度。（註解2）
在一九三零年以前，這個詞更多地被意大利和德國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黨傾向的知識份子用來描述法西斯等專制政權（Lelio Basso，1925；Hermann Heller，1929）。（註解3）從三零年到四五年，這個詞在當時的知識界被越來越多地用來探索比較法西斯、納粹和布爾甚維克、共產黨的共性。這一期間知識份子和學者們給我們留下大量的文獻，例如Frank Borkenao，Siegmund Neumann以及文學家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特別是喬治‧奧威爾。（註解4）
這個比較研究，在一九三九年斯大林蘇聯和希特勒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之後達到第一個高峰，但是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以後，伴隨政治形勢的變化這方面的研究也出現了停滯，甚或衰退。
戰後到六十年代中期，由於兩大陣營的對峙，冷戰時代的開啟，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不僅開始更加深入，而且獲得了廣泛的接受。在價值判斷上，極權主義成為了一個完全貶義的詞，在知識領域，極權主義則成了描述極端專制的形式，在政治上，極權主義概念成了一種對抗共產黨擴張威脅的非常有效的意識形態。為此有關極權主義概念的運用也就遭遇到比以前更加強勁的，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反彈。在這一週期開始的新的反彈，始於斯大林去世以後。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關於某些或者某一階段的共產黨社會是極權主義專制還是專權專制問題，開始進入爭論的視野，並且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
如果說共產黨社會，布爾甚維克主義政權從一開始建立就受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懷疑、抵制和反對，不斷有曾經擁護它的知識份子出於智力和良知的覺悟轉而反對它，那麼與此同時,卻總是還有一批左派知識份子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無論在什麼時期都會想盡各種方法美化它、支持它。這中間甚至有一些並非是由於反叛受到它迫害的人，儘管迫害可能極其殘酷，但是在迫害一旦撤除，他們還會出於各種原因，或者利益，或者思想方法，或者由於智力與人格、道德方面的不足，而重新回到這個隊伍中來。
希特勒、斯大林是極權主義，赫魯曉夫和毛澤東不是；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是極權主義，鄧小平和昂耐克不是；鄧小平和金正日是極權主義，時下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極權主義；歷史性的爭論就是這麼重複變化的。
專權主義等概念問題的提出和爭論，在學術界可能是為了更準確地描述共產黨政權，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常常想排除極權主義概念的人的目的卻往往是政治上的，他們以此力圖減弱人們對於共產黨專制的反對、約束和警惕。
五十年代開始的關於極權主義的論爭，其後最引人注意的是德國對此的爭論。在這場產生於六十年代的爭論中，德國學者Christian Peter Ludz，通過他的所謂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研究分析，提出解凍後的東德等共產黨國家，和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平行，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另外一條通向現代化的道路和方法。（註解5）他公開對極權主義概念提出反駁，一，認為它是一個用於冷戰的政治鬥爭概念；二，它由制度出發理解自身違背了方法論原則；三，它是個靜止看問題的觀點，無法理解解釋後斯大林時期東歐社會的發展變化。
這場爭論當然在學術思想上沒有結果，它一直延續到八九年，甚至到今天。很多學者雖然沒有完全接受Ludz的論點，但是，類似的爭論一直在繼續，而只要它的爭論繼續，關於專權主義和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就不僅不會退出歷史的視野，而且會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注意並且深化。
八十年代後的中文世界開始重複東歐二十年前的討論，而由於台灣等亞洲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化轉型的成功，專權主義問題不僅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而且使得這個討論更加撲朔迷離。如同當年東歐的討論一樣，它自然引起大陸及海外那些對共產黨還懷有感情，抱有希望的「知識精英」們的關注。然而，關於某一階段的共產黨社會的專制形式是極權主義還是專權主義的討論，它進入中文世界，卻帶來了一個中國式的特點，那就是利用中文翻譯，它變成了了「權威主義」。這個詞幾近中性。事實上他們如此翻譯，也是因為他們認為權威主義是專制與民主的中間過渡階段。
但是，這場剛剛開始的爭論宣傳沒有料到的是，幾乎與此同時，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徹底崩潰了。這使得極權主義概念得到了全面的復甦和壓倒性的勝利。對於東歐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來說，不論他們是左派和右派，都眾口一詞地使用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描述也毫無疑義地被用來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薩克，匈牙利具有一些自由化傾向的卡達爾，東德教條的昂耐克，以及波蘭政府。這個在五十年代以來在學術領域一直被爭論的概念，一下子成為無處不在的、人們都接受的日常概念。
在回顧近百年的極權主義概念發展變化歷史的時候，人們會發現，在現實中極權主義概念在冷戰的時候曾經被作為意識形態的對抗工具得到非常有效地利用。也正是因為此，每當在對抗緩和的時候，經濟問題壓倒價值問題、原則問題的時候，它總是首先受到那些傾向綏靖的人的質疑。而質疑的人基本上總是相同的一批人，也就是那些實用主義的政治家，和共產黨人、甚至與納粹的文化思想精神有牽連的知識份子、學者。
為此，人們還會發現，只要世界上專制政府，共產黨政權存在，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爭論就會存在。為此，最近二十年關於極權主義概念的爭論從歐洲轉移到亞洲，集中到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認識上。在有關《德國之聲》問題的爭論中，幾乎所有的海內外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和德國那些親共的漢學家、政治人物、學者產生的尖銳對立，其根本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否是一個專制政府，是否是極權主義專制。（註解6）在這場爭論中，首先敏感地發現這個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的也是德國的媒體、學者和政治人物。他們對《德國之聲》某些人所說的中國已經不是東德那樣的國家，不是極權主義社會的言論提出強烈質疑。
當然對於中文世界來說，非常不幸的是，西方第一流的政治學者因為語言等因素，無法關注中國的問題，懂得中文的漢學家，常常不是在政治領域中本來就是毛分子，就是根本就沒有能力進入西方社會的主流學術殿堂，因此，這就對討論這一問題造成了困難，間接使得這個概念在中文世界引起的爭論，以及討論的水平大打折扣。
三.對象與方法
要討論一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白我們討論的是什麼，規則是什麼，應該具有哪些訓練和基本常識。這就如同進入足球場比賽足球一樣，首先你要當然必須知道這個球是要踢的，不能用手，然而僅此還不行，此球非彼球，這個球和蹴鞠不一樣。顯然讓「高俅」來和「貝肯鮑爾」討論足球是另外一種風馬牛。然而使我不得不開篇如是說，是因為時下在中文世界，這種類似的風馬牛現象普遍存在，當然包括學界在內。
1．我們討論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們討論的不是中文的「極權主義」、「專權主義」，或者說「權威主義」，而是西文的Totalitarismus和Autoritaere Systeme。
我之所以這麼說，並且首先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討論的是政治學、社會學問題。而當代政治學、社會學是西方的產物，在這個領域中人們要對話，就要使用一套互相理解，有明確含義的語言，並且要符合理論和論證的規範。這不僅是和前面所說的對足球的理解一樣，而且和對於物理、數學等的理解討論一樣，你在科學中討論速度的時候，一定是物理學中大家都遵守的定義速度，而且每個人，無論在世界那一個地方，看到你用速度這個概念，都知道你說的是什麼。當代西方創立發展的政治學、社會學問題也是這樣。
在當代中文世界談論社會科學問題的時候，最忌諱的，也最容易產生的就是望文生義，看到中文的翻譯名詞甚至用中文的語言訓詁來詮釋這個概念。實際上無論我們今天談論的「哲學」、「科學」、「民主」、「專制」、「形而上學」等，都不是中文的意思，我們談的都是它所對應的西文。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你談的就不是政治學問題，而是一種閒扯，或者別的什麼範疇的問題。所以在談論討論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問題之前，首先要說的就是，如果你不懂得西文，你根本就沒有進入嚴肅討論的場地的資格。
在這裡我絕對不是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妄自菲薄。因為正是在這種學術規範和認識論的基礎上，在當代西方社會，在談到中醫、氣功，以及一些涉及中國文化中的問題的時候，即便是在西方他們也必須使用「陰」、「陽」，「風水」、「功夫」等直接音譯、新創立的詞彙概念，他們必須使用中文詞語，用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來理解這些概念。可惜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中，現在中國學者的研究工作還沒有為西方帶來類似風水、中醫這樣的理論學說。
2．討論的方法
在首先明確了我們討論的究竟是什麼後，接下來就是我們將如何討論它。對於西文並非母語，不熟悉這一文化的我們中國學者來說，首要的就是弄清楚這些概念的來源，它最原始的意義，以及後來的變化。這一工作，有些是簡單的，只要去查幾本權威的「原文」詞典，或者「原文」的百科全書就可以找到專家學者們所曾經做過的研究答案。然而有些卻是困難的，例如過去筆者所討論過的Revolution，和現在的Autoritaere Systeme，幾乎所有的詞典上來都是解釋它現在的意義，而不再涉及它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最初用來描述什麼，如何轉化成後來的含義。
在基本瞭解這些概念的意思以後，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這些概念是如何定義的，有沒有判據，有判據的話是什麼，有哪些專家討論過這些問題，他們對判據的理解是否一致。在此後，是哪些社會、政治，歷史的經驗事實與這些概念相聯繫，並且是如何聯繫的。
在所有這些討論中，都會碰到如下一些問題：
爭論在什麼地方，存在哪些問題，哪些有比較一致的定論，哪些仍然有爭論，哪些不可能有答案，經驗事實有哪些，參與的人，也就是研究者大致有哪些主要人物。
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對一定的討論文獻有所瞭解（當然是西文的），而不是隨意甩開腮幫子，為了某種目的在那裏說單口相聲。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只有那些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有想要瞭解西文文獻衝動的那些人，討論才具有一定的意義。而對於那些根本沒有這個衝動的人來說，我以為充其量不過是如我前面所說的，一種閒敘。閒談當然不能說毫無價值，但是對待它，卻無法完全認真。
3．最後我要說的是，那種對這個問題毫不瞭解的人，明明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非學術和知識目的，宣揚炒作這個問題的現象，是一種非常特殊、反常的現象。因為在正常社會中，如德國、美國……，乃至時下的台灣，這是一個專門領域，沒有「熱衷政治的人物」涉足到「知識領域」蹚渾水。但是，這種現象自從四九年後，從李希凡到姚文元、戚本禹，一直到今天，在大陸所謂知識界廣泛地存在。為此提請人們注意這種現象，對此提出審查和質疑是必要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知識」現象，這個反常現象本身就說明它所存在的那個社會是個專制、封閉，極權社會。在專權社會的知識界雖然有類似的現象，但是沒有這麼嚴重，這麼典型奇特！
在這個現象中，我們不僅是對統治者，而且對於某些所謂異議人士提出「知識」的疑問，明確指出他們的目的和方向，防止他們繼續，或者說沿著共產黨統治者的方向，把思想知識領域的水攪得更渾。
為此，最後我必須要說的是，有很大一部份熱衷政治和現實利益的人不僅習慣於蹚渾水，而且希望渾水，因為如此才能渾水摸魚。然而摸魚的問題不屬於知識領域的問題，知識領域的研究者的首要任務永遠是「澄清」，讓水明澈。讓討論的問題能夠一目瞭然。這大約也是西文詞「啟蒙」的根本意義所在。這就是卡爾‧波普所說的知識份子的任務永遠首要的是啟蒙。然而波普的這個啟蒙，也就是自康德以來的這個啟蒙，卻絕非中國某些知識精英們的，啟別人蒙的「祖師爺式」的啟蒙。
知識份子的對手永遠是知識份子，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主要面對的也是某些所謂知識精英。
2009-3-23德國埃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