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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論「威權主義」還是「極權主義」

——再論威權主義還是極權主義(下)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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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0日訊】
五.極權主義(Totalitaere
Systeme)與專權主義專制(Autoritaere Systeme)

由auto衍生出來的autoritaer這個詞,在心理學和在政治學上的中文翻譯是不能相同的。它的詞頭都是強調個人、自我,但是個人、自我,在心理學中自然就帶有權威的意謂,而在政治學中,一個制度,一個政體,如果它的特點是強調個人,那麼就是一個獨裁專制。打開任何一本德漢、英漢等中文詞典,Autoritaere
Regime,Autoritaere
Systeme,編纂者都明確地譯成「獨裁專制」,這是非常準確的。不僅如此,而且這種譯法,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後才突然在一些報刊上未加解釋地、被政治上的賭博者變成了所謂權威主義政體,以及後來的威權社會。
筆者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在政治學上,Autoritaere
Regime,沒有任何「權威」或者「威權」的意思!!
它非常明確地表示的是一種獨裁性的專制!!
追究這個變化,我們自然就會看到,這個變化不僅是非常不嚴肅,而且是有著一定的目的。
當然這個詞在西方的學界的討論一直是原來的意義,沒有中文世界中的某些「精英們 」的這種別一番用心。

Autoritaere
Regime,獨裁專權政體,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開始在歐洲更多的使用,是為了描述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當時既非民主,也非共產黨、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政體,那種和傳統還有著聯繫的各類專制政府。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後期,某些人才力圖把斯大林後的共產黨社會剝離出極權主義,納入這個範疇。
關於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的區別,如果用民主與專制的判據來描述分析它,那麼可以說在極權制中,獲得權力的途徑完全是封閉的,權力結構是一元化的,也就是建立在一個單獨的權力中心基礎上。對權力的要求則是全部所有的一切。統治方式是依靠鎮壓、恐怖手段,以及佔有絕對真理的世界觀的精神思想框架。如果換一種表述的話,也就是說專權專制對於六個民主制權力判據僅僅是一種傷害,而極權主義制度則是完全否認、取消這些。
然而,涉及到實際問題,關於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制的區別卻沒有這麼簡單。因為第一,這些判據並不能夠準確地定量地測量判定。第二,如此究竟到什麼程度就不是專權專制而是極權主義了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第三,這些判據是否充分,是否準確,也就是說關於究竟用什麼作為判據也還存在著很多爭議。由於根本沒有一定的結論,因此我們的討論將從現象描述開始,然後討論理論問題。而對於理論描述的討論,筆者也是以概括介紹一些筆者認為較為典型,或者有啟發性的研究為主,然後據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問。

1. 極權主義政體的類型:

(1)共產黨極權主義政體
在共產黨極權主義政體中,獲得權力的途徑完全是封閉的。共產黨用量體裁衣的憲法保障他們唯一的領導地位。他們通過黨的政治局決定掌權者,也就是決定誰是掌權的主席或者總書記。然後通過黨進行統治。
共產黨極權主義統治的權力結構是一元化的,沒有政治上、社會結構上的多元機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甚至沒有經濟上的多元機制,後來只是為了統治它才不得不在經濟上實行不影響政治權力的放鬆。它試圖把權力達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每個人的思想意識。為了權力,它利用各種可能的手段,包括對於任何反對意見和個人、群體的鎮壓、恐怖手段,乃至大規模的群體滅絕。
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這個極權是由「黨」專政。因為這種極權的統治形式就決定了 「個人專政」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些人利用黨和無所不包的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真理觀,非常輕易地就能夠達到他們的極權的權力要求。
就是這同一種因素,同時造成了不需要改變憲法或者黨章,黨的主席或者總書記,甚至不需要任何頭銜,就可以使自己凌駕於政治局之上,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自己個人的手中來。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統治的政體就變成了並非集體的,而是由一個具有所謂人格魅力的人作為個人獨裁的政體。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蘇聯一九二三年到五三年間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金正日,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古巴的卡斯特羅等……。
共產黨的黨專政的極權主義變成個人專政的極權主義的形式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並且到今天為止還在不斷地產生,如北韓。

(2)法西斯極權主義政體
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極權主義是共產黨極權主義,也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布爾甚維克政體。但是二十年代以後出現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在根本的形式上幾乎和共產黨極權主義完全一樣:它通向權力,獲得權力的途徑完全是封閉的,統治結構是一元化的,權力要求也是所有一切,統治形式同樣是鎮壓和恐怖。
法西斯極權主義唯一和共產黨極權主義有所不同的是,它完全是元首專政。這意味著法西斯運動、黨、國家、民眾都要置於元首的統治下。所有的權力都法定地集中在元首的手中。除了這個元首統治原則外,按照德國研究這方面問題的專家Nolt的觀點,(註解12)它的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反社會主義,反自由主義,國家總體式的意識形態,嚴密的組織結構,黨化軍隊,運用現代化手段大規模動員民眾,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法、秩序的支持。這些特點其實對於我們研究共產黨極權主義及中國最近百年來的歷史也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法西斯極權主義政體雖然給這個世界,尤其是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然而它出現的歷史時期卻是最短的,並且由於引起西方極大的警惕,因此這個政體不但短暫,而且在歷史上幾乎可以說獨一無二,它在二次大戰後就走向絕跡。
在這裡我想應該提到的是,作為學習蘇聯的另外一個結果產生的中國國民黨的專制,曾經非常接近過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專制,並且在三十年代有一些人大肆吹捧過法西斯理論。應該說也是很多偶然因素使得國民黨沒有跌入極權主義,而走入專權專制。這些偶然因素包括與傳統文化的聯繫,與西方國家的政治關係,二次大戰等等。實際上,我們也的確能夠從國民黨專制的歷史痕跡中看到很多極權主義特質。

(3)宗教性神權極權主義政體
宗教性的神權極權主義政體體現在當代某些伊斯蘭國家中。因為事實上,單只是神學、宗教的合法化要求是不足以達到政治權力上的極權主義要求的,使他們成為極權主義政體的不是宗教,神學信仰,而是現實的政治權力要求。他們企圖從社會生活到個人實行嚴格限制和控制。
宗教在某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那裏只是作為廣泛的,無所不包的使他們政治合法化的一種意識形態工具。這個工具和共產黨社會中的馬克思主義有異曲同工的作用。在原教旨主義者那裏,他們統治社會和民眾的毛拉及一系列精細的組織,甚至所使用的鎮壓方式和恐怖手段,都是和共產黨和法西斯的黨組織完全一樣的。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觸動過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和結構。為此,如果一定要把對於經濟生活的控制包括在內,那麼作為宗教性神權極權主義,在歷史和現實中似乎還從沒有完全實現過。這也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把他們和希特勒及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並列,稱他們為神權極權主義的原因。只是因為柏林牆倒塌後,恐怖份子極端分子對世界的威脅日益嚴重,尤其是二零零一年九一一發生後,這種和現代社會緊密相連的神權極權主義才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註解13)
當然神權極權主義政體對於經濟的這種做法,也對於我們分析中國現代社會是否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社會提供了一個啟發,如同研究希特勒第三帝國時一樣,經濟上的私有化及部份私有空間,並非是否極權主義社會的絕對判據。
它同時使我們看到,過去如《第三帝國興亡史》,一類對於希特勒專制的研究介紹書籍曾經對我們研究瞭解共產黨極權主義非常有助益,今天要更好地研究共產黨極權主義的發展變化,現狀,恐怕還必須瞭解伊斯蘭問題專家們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作。

2.當代專權專制(所謂「威權主義」專制)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描述專制的概念已經很多,只是因為所有歷史的、古典的概念都無法準確地描述當代共產黨和希特勒社會才出現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然而專權主義,也可以說威權主義的出現卻與之不同,它完全是另外一種傾向,另外一種原因。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產生的極權主義概念,由於它描述的是當時出現的一種極端的專制形式,因此這一概念所描述的對象具有極端的負面意義。如果說極權主義一詞的出現是為了讓人們更加清楚地看清,並且反對專制,那麼威權主義概念的流行卻並非如此。也正是因為此,一個不是為了更加有效地反對專制的概念的出現,無論如何是令人懷疑的,引起爭議的。大約也正因為此,描述和分類當代專權主義,或者說威權主義政體的時候並非像上述極權主義的分類那樣簡單,而僅有三類,並且其中還有一種已經消失,一種剛剛進入人們視野。只有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從一九一七年產生實實在在地一直延續到現在。
和古典的那些與制度,與政體,與社會及歷史相聯繫的專制概念相比,當代專權主義 ——威權主義概念究竟主要與什麼特點相聯繫,以區別於極權主義呢?
在描述分析當代所謂專權制的時候,當代政治學者更多的是從合法性上考慮。民主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大多數人的選擇,它的差異常常是在如何定義大多數「人」,這個人字上,也就是誰有選舉權。但是專制的合法性卻並非這麼簡單,儘管它也在「 人」上做文章,但是更多的是在含有價值判斷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它們包括,為了現代化目的、種族主義、國家、地域主義,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王朝統治、宗教政治、以及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這些合法化的形式當然不排除變換的可能。政體的形式也可能是混合的。例如,民族、地域問題和共產黨結合,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混合,總體國家和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結合。根據這些特徵,總結幾位政治學者的看法,海德堡大學的德國的政治學者默克爾,把二十世紀的獨裁專制體制分為下面九種。
1. 現代化施行要求的專制政體;2.
種族主義專制政體;3.軍國主義政體;4.
集團勾結專制政體; 5. 蘇丹式的專制政體;6.
王朝制;7.神權專制政體;8. 共產黨專制政體; 9.
法西斯主義的專制政體。

在上述不同形式中,人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思想因素。為此,默克爾又提出可以從掌權者的情況,是領袖、還是政黨、軍人、教士還是君主來判定各類專制政體。
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在討論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把專權主義這個概念導入,並且把共產黨和法西斯專制也包括在內,不僅使得描述繁冗複雜了,而且讓人感到有點不倫不類。

3.關於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的判別和研究

雖然專制(Autokratie)和民主制有一個明確的界限,但是在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或者某些中國人愛用的威權主義之間,從五十年代末期出現,並且越來越多地進入爭論的視野中以來,卻始終沒有能夠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尤其是在理論上,很多時候用法模糊不清,游離不定。現在我們所面臨的爭論,究竟時下的中國共產黨社會,甚至往前推,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是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的爭論,早在五十年代就曾提出過相同的問題。究竟斯大林死後,解凍的蘇聯還是不是極權主義,究竟六十年代的東歐社會是不是極權主義,究竟七十年代緩和後的東歐是否還能夠稱他們為極權主義,其實質和今天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是一樣的問題。
在對於對某一階段的共產黨社會使用極權主義還是專權主義的爭論中,積極倡導使用專權主義概念的人幾乎都是從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質疑開始。他們認為,使用極權主義概念,無法滿意地描述解釋很多現象和問題,其中包括概念所具有的含義,以及所能夠使用的範圍等。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它的爭論不僅在社會學、政治學的很多研究論文書籍中,而且包括公眾領域、媒體,乃至政治領域中。很多時候這一爭論本身甚至脫離了學術,被注入意識形態,政治化的成分。
對於如何極權主義還是專權主義爭論,我們現在簡單介紹幾個有代表性的研究,及伴隨它產生產生的討論。

(1)對於從極權主義制度的兩個特點出發的判據的爭論

一九二三年產生於意大利的極權主義概念,墨索里尼跟馬克思、列寧使用專政等詞彙一樣,接過了這個概念,並且把它作為一個正面的,榮耀的概念來標榜自己。從二六年到四三年,極權國家被用來稱呼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為此,從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特點看,這個術語自然就有兩個特徵:
明確地反對自由和多元的權力統治形式;
帶有非理性的極端化特點的掌權者能夠不受限制地地使用暴力。
而這兩個特徵,究其一點就是在這樣一種制度中的統治形式,掌權者要求他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它包括統治形式,以及日常生活和個人思想。
戰後著名的極權主義問題思想家阿倫特,在一九五五年的文章中認為,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的區別最根本的就是對個人自由的不同態度。極權主義要消滅個人自由,而專權主義則是限制個人自由。
這個概念特點的核心就是,掌權者對於支配權力的「無限制」的要求,對於掌權者首要的不是國家,而更多的是所謂掌握真理的黨,或者領袖個人,亦或那些每個人都必須尊崇的意識形態思想的合法性,如黨的領導權、共產主義理想、宗教的統一,種族和民族等。
國家機構僅僅是極權統治者實現自己統治工具,因此它隨時可以改變和打碎。例如托洛斯基儘管他自己也沒有民主理念,但是還是清楚地說出了斯大林的特點,他說,斯大林的話就是法律。這一點,其實在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都是如此。而被整死的劉少奇實際上是完全支持這一點的。所以單從這一點上看,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都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尤其是一九八三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七年的西藏血腥鎮壓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以及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台事件,都極具代表性。
但是,這兩個判據引起爭論的地方很多。持批評態度的極權主義問題專家認為,把統治、控制擴展到每一個人的行為、觀點和思想是極權主義制度的一個典型特點,可以作為是極權還是專權的一個判據。然而就是這個判據,根本無法在歷史和現實中完全排除對它的質疑和爭論。例如,究竟到什麼程度才能夠稱為是極了權的?
在這樣的極權主義社會是否還可以有一個逃避的角落?如法西斯意大利和共產黨波蘭的天主教教會,東德的新教教會,或者第三帝國時的私人企業。
如果民眾沒有反對政府的意思,還能夠保有個人的精神、生活空間,那麼還能夠說是極權嗎?也就是一定要徹底實行了對於民眾的思想和大腦的統治才是極權主義,還是想要,並且在努力實行,不管程度如何就仍然是極權主義?

(2)Linz對於集權主義和專權主義的研究

對於獨裁專制,或說專權制度的討論最具影響的的是當代政治學者Juan
Linz的討論(1975
;1985)。(註解14)Linz的《極權主義政體和專權主義政體》,《專權主義政體》是專門討論這一問題的最重要的文獻。對他來說,專制和民主制的最大區別有三個方面,它同樣適用於極權主義和專權主義,或者威權主義問題。
第一.民主制度原則上具有無限的多元性,但是獨裁專制,及專權制卻限制了政治的多元性。而極權主義則是一元化的。
第二.合法性問題。專權專制的合法性不是如極權主義制度那樣依靠一個廣泛的無所不包,滲透到社會各處的世界觀、真理觀,而是依靠一種特殊的價值,精神思想,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內部或者外部問題引起的國家安全,以及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來為自己的專制尋找合法性的基礎。
第三.對於政治參與的限制。專權專制限制民眾的參與,但是社會是鬆散的,沒有極權主義制度的那種嚴格的控制和動員民眾的能力。
Linz關於獨裁專制和極權專制的區別在政治學領域中具有相當的影響,但是,有學者認為他的這種對比,對於政治學的學術研究是不夠系統的,相比較應該說它卻更具有歷史意義。因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它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據。例如: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說沒有限制多元,什麼情況下是限制了,並且是一元化的呢?
什麼樣的社會可以稱為是鬆散的?
什麼樣的社會仍然是阿倫特說的控制、並且能夠大規模運動、動員民眾的社會?

在Linz的研究中沒有給出這三方面的判據,但是他根據歷史和社會現象概括定義了幾種專權專制制度。
官僚軍事政體:它的判據是統治者和權力結構;
集團勾結總體國家專制政體:這可以從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方式判斷;
動員性專制政體:這可以由統治方式決定;
後殖民地專制政體:它的特點是權力承襲而來;
種族式「民主」:它表現在權力排他性和專有性;
不完備極權制和前極權制體制,以及後極權制體制:它的特點都是權力處於發展變化中。

(3)對於共產黨的極權與專權(所謂威權)專制問題研究所帶來的爭論和問題:

對於共產黨社會的極權主義特點產生疑問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後,也就是所謂蘇聯的「 解凍」以後,由於解凍後,蘇聯社會出現了相比較於斯大林時代的一些不同的局面,也就是一些相比較而言的寬鬆,因而一部份人隨之產生了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主義了,共產黨專制已經開始了轉化的提法。
回顧這一過程,也就是從五十年代中期後對於東歐社會的這種討論,在八十年代後關於中國情況的討論都是在不同程度地重複,了無新意,直到今天。
對於所謂共產黨專權專制政體(所謂威權政體)爭論在於以下幾方面:
共產黨的政體在歷史上主要有兩個特點,一個是黨專政,另外一個是領袖專政。如果說共產黨的領袖專制絕大多數都是極權主義的,那麼作為專權或者一些人說的威權專制則主要考慮的是黨專政。
而按照這個理解或者解釋的話,那麼就極權主義這個概念的誕生就是針對納粹和共產黨的領袖專制,而非黨專制了。然而極權主義描述的是一個政體對於社會的統治和控制。所以顯然這種考慮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概念,在列寧關於政黨和國家學說的基礎上,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國家唯一合法的權力中心。在這個政黨學說中,其它政黨不能合法存在於它身邊。如果一定要有,那麼就只能夠是依賴於它的衛星黨,或者說盟黨。
在共產黨內握有權力的是黨內高層所謂政治局的幾個人,操縱基層黨員的是中央委員會,他們幾個人則能夠不受中央委員會的約束作出決定。
試圖用專權(威權)來描述某一時期的共產黨政體的人認為,在這個時期,在這個小圈子中,政治局中有了一定的多元,共產黨的權力不能夠達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了,例如蘇聯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一,或者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制度。然而這種解釋無疑將會比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來解釋這幾段時期遇到更多難以解釋的地方和困難。而對於中國來說,更遇到鄧小平時期對權力的控制,與斯大林毛澤東時期幾無兩樣。江澤民和胡錦濤也都是在照著這個模式模仿,不過是到什麼程度而已。
以這個概念來分析不同的共產黨政體的,最引起爭論的是對於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看法,這種理論一度認為在六七年到七三年的齊奧塞斯庫是蘇丹式的獨裁專制,也就是威權,而非「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到七三年以後齊奧塞斯庫牢固地樹立了個人的地位的時候,羅馬尼亞才是極權主義專制社會。
顯然,這是經不得細究的一種看法。人們甚至會發現這種提法已經近於荒謬。因為這種觀點等於說不是領袖專制的話,就一定是威權社會了。由於只要不是領袖專制,幾個人就一定會有不同意見。如果按照這種觀點,那麼就甚至可以說共產黨從來不是極權主義政黨。因為毛澤東就直接承認,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那麼黨內從來就是多元的了?
好的理論是解釋問題最簡單、有效的理論,如果這種理論帶來過於複雜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釋,要引入大量的非理性的因素,那它就不是一個好理論。顯然引入專權主義(威權主義)帶來的混亂遠遠多於它能夠解釋的問題。

(4)Sartori的表格化對比分析及啟示

由於極權和專權的區別沒有專制和民主的區別那樣明確清楚,因此,在區分極權和專權的時候,經常需要不同的方法和工具,亦或不同的的觀察視角。Giovanni
Sartori在研究極權主義概念的時候,曾經提出了一個對比,分析極權主義和專權制的區別的混合表格。(註解15)他並且從這個表格對於概念及歷史的評分分析中得出結論說,看來沒有一種純粹的極權主義政體和專權政體,正如沒有純粹的民主制和獨裁專制制一樣。極權主義政體和專權政體,如民主和專制,他們只是兩個極化概念或者模式。(Sartori,1992:203)。為此,Sartori批評極權主義概念是一個靜止的觀察方式。事實上在對於政治現實觀察的時候,在用極權主義或者專權主義描述解釋的現象中,充滿了運動和變化。
在這裡非常有意思的是,Sartori在這個研究中卻發現了另外一個副產品,也就是他在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這種模糊運動變化情況的研究中發現,只能從外部促使極權主義制度崩潰或者改變。所謂深化內部改革,逐漸導致這個制度徹底變化或者崩潰,是不能設想的。這一點,當然對今天那些眼睛只盯著政治功利領域,厭惡極權主義概念,歌頌改革,想為共產黨專制找到一個良好出路的人來說,是一個極不愉快的研究結果。
在Sartori等人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批評討論中,認為例行的極權主義概念雖然還會被使用,但是在對於現實的分析中則會捉襟見肘,要放棄,它只能作為一種在專制概念下的,不同的專制類型中的一種沒有準確界限限定的類型來使用。

表一:專政類型特徵

判據 極權主義 專權主義(威權主義) 普通社會
1.意識形態 強硬與完全控制 較弱和並非到處存在 不相關或者微弱
2.無所不在的滲透力 普遍存在 有限適度存在 沒有
3.強制與動員 高度 中等 中等到微弱
4.下屬群體的獨立性 沒有 非政治族群有限獨立 除非例外都被允許
5.政治與邊緣族群的關係 摧毀 排斥 融合
6.專橫隨意性 肆無忌憚 僅在精心策劃的限度 無規可循
7.黨的中心地位 根本性的 實用性的 最小限度或者沒有

表二:極權主義專制檢驗表(在某一時間)

1940 1950 1960
1a 意識形態-宗教
1b 作為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馬克思主義
1c意識形態-思想精神
2a 滲透程度(實際上)
2b 滲透程度(潛在性)
3a 通過恐怖手段的強迫力
3b 通過威嚇手段的強迫力
4a 教育的依賴性-控制性
4b 媒體的依賴性
4c 教會的依賴性
4d 司法的依賴性
5a 對邊緣族群的摧毀性
5b 對邊緣族群的排斥性
6 專橫隨意程度
7 黨中心地位
8 領導的中心程度
9 對經濟的控制
對上述欄目的評定:+++=非常強;++=強;+=弱;0=向反向發展

(來源:Sartori,Giovanni
1995:Totalitarismus,Modellmanie und Lernen aus
Irrtuemern,in: Eckhard
Jesse(Hrsg.):Tota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1999,Bonn,表一,第580頁;表二,第584頁)

六.結語

(1)任何觀察和描述都滲透著理論,而理論是人想出來的。人之所以想出這樣或者那樣的理論,應用這樣或者那樣的理論,又和人的個人的具體情況緊密相連。
這個具體情況第一是智力,也就是研究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個能力包括提出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提出問題的能力指的是他明白自己提出的哪些問題是有意義的,能夠解答的,哪些只具有啟發性、但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答案,哪些是沒有意義的。對於前人或者同人已經研究過問題還存在著哪些問題,哪些問題還不曾有人提出過,他都應該有所瞭解。所以提問題的能力不僅是個智力問題,而且非常見功力。
對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則是他對於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必須有所瞭解和清楚,它能夠達到什麼,不能達到什麼,為什麼使用這種方法。瞭解明白自己的方法後才是分析和思維方面的智力問題。
這個具體情況的第二就是個人存在的情況,這包括個人的性格、社會存在,及這兩方面所制約的他的價值判斷、個人動機、目的,以及提出討論這些問題的當時的具體情況。
為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關於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專權主義的討論中,要想完全清除個人因素,例如價值判斷、目的是不可能的。然而要想清楚、明確地抓住討論者的目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社會科學的特點。描述、分析、推測、結論,如果分析、推測、結論多了則不單沒有清楚,反而會造成根本性的混亂,而如果沒有分析、推測與結論則可能是表面的混亂。或許社會科學就是在這種模糊中,混亂中進步的。

關於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專權主義的討論中,我們實際上涉及的是兩方面,兩個領域的問題:
第一,是學術討論中的理論問題;
第二.是在社會生活中,歷史變化中的理論的作用問題。
一個是思想史問題,一個是社會、政治和歷史發展問題。

(2)極權主義、專權主義概念的學術理論討論:

作為一種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是否會被接受,一是要求它自洽,二是有明確的判據,三是要求它簡單,不需要加更多的其它假設和解釋,能夠解釋的問題,能夠預言並且得到驗證的現象多,那麼它就是一種好理論。

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我們在上文中已經多有涉及,現在可以大致歸納如下,批評它的人認為:
這個理論是靜態的,它無法描述極權社會中的變化,例如,斯大林去世後,解凍以及其後社會所發生的變化。
它的判據不明確,例如,弗裡德裡希曾經給極權主義總結了六個判據,但是這六個判據一是進行操作性的判斷有困難,二是一些判據隨著歷史社會的變化,而無法使用。如徹底的計劃經濟已經基本上被共產黨國家廢除。
這個理論沒有伴隨它的定量分析方法。

對於威權主義,或者說專權主義理論的批評:
由於它基本上是針對對於極權主義理論批評的第一點而來,是為了描述分析類似於斯大林去世後,共產黨社會的變化而提出的。但是我們從前面的描述中看到:
它同樣無法給出準確的判據,或者定量的分析,來說明在什麼程度,什麼情況下,這個政體就可以說不再是極權主義政體,而是專權主義了。
它帶來太多的矛盾,對很多現象要附加太多的假設。例如,如果說蘇聯的解凍後不再是極權了,那麼如何解釋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赫魯曉夫被推翻的事件。一個平穩連續存在的共產黨政體顯然不能夠用兩種解釋。如果七三年後的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羅馬尼亞是極權主義,六七年到七三年雖然齊奧塞斯庫也是總書記,可那時羅馬尼亞就不是極權主義政體了的說法是奇怪的。毛澤東後的鄧小平是專權主義,那麼要描述解釋八七年西藏,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胡耀邦、趙紫陽下台,乃至抓捕四人幫的現象,需要太多的假設和其它邊界條件了。如果中國時下是專權主義,那麼對法輪功的殘酷的群體滅絕,肆意抓捕審判胡佳、高智晟,對輿論和鎮壓機器的高度控制、隨意濫用,解釋起來都不僅非常繁瑣,而且可能會帶來悖謬。
專權主義想解釋共產黨社會的變化,可帶來的困境和矛盾比能夠解釋的要多得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解決人們感到的極權主義概念的不足,很多地方顯示,與其用極權主義和專權,亦或退一步說所謂「威權」,來區分這不同時期的共產黨政體,不如用極權主義不同形式。其實如前所述,既然極權主義和專權也是兩種不同的專制形式,那麼為什麼就不能用不同形式的極權主義來描述呢?既然人們看到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是不同形式的,那麼為什麼斯大林前後,毛澤東之後,亦或鄧小平前後,就不能如同分析希特勒專制和共產黨專制那樣使用同一個極權主義概念呢。後者的區別其實比納粹和共產黨的區別還要小,概念使用起來還要容易!
為此,九十年代以後,一個新的提法,晚近極權主義(Late-totalitarism),或者說後期極權主義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入學術領域,以及一般社會的討論中。然而,在中文世界,那些喜愛使用「權威主義」一詞的人,又用心良苦地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後極權主義」,正如他們把「專權」翻譯成「權威」、「威權」一樣,結果是再次造成中文世界的混亂,誤以為它指的是極權主義結束後,誤以為不再是「專制」制度了。 「晚近極權主義」一詞的含義,其實不過是和在學界討論的專權主義概念一樣,力圖描述極權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為了生存的變形情況。
在這方面更為過分的是,他們任意使用描述極權主義制度被推翻後的東歐社會的「極權主義之後」,Post-totalitarism,把一個共產黨仍然死死地把握權力的社會和東歐走向民主化的社會相提並論。

(3)極權主義、專權主義爭論的社會歷史效應:

作為一種理論,是否能被社會和歷史接受,當然就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和它的社會與歷史作用聯繫密切。在社會生活中,哪一種理論會被民眾與社會最終選擇,留下積極的影響,在當代要看的是,它對人們都接受的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是否有積極作用。如果出現了兩種解釋方法,兩種理論,那麼,最後歷史的結果肯定是看哪種理論對人們的追求產生更積極的作用。
現在可以肯定地說的事實是,一九二三年產生的極權主義概念,其產生就是和反對專制緊密相連的。因為傳統的描述分析專制的概念都無法準確描述出布爾甚維克主義的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其後的納粹統治。極權主義概念使人們看清了這兩個專制的本質,並啟發人們去探測它們的根源。
其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不斷地印證了這一點。三十年代流行起來,是因為對抗納粹德國的崛起和擴張;五十年代初期後開始更多地進入學界和社會,是因為共產黨統治對於世界的威脅,冷戰;七十年代後期再次進入更廣泛、深刻、細緻的討論,是因為六八年布拉格、波蘭團結工會,斯大林死後的共產黨社會二三十年來雖然在政策上,領導人上有過各種變化,可是其蠻橫強硬,殘暴的嗜權性卻沒有任何改變。
極權主義概念始終是站在最前沿,最激烈地反對專制的人們的有利武器,意識形態的利劍。
從理論到對抗專制的意識形態利劍,應該說是極權主義概念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在學術上由於這一點可能經常造成一些混亂,或許可以說是它的弱點,但是也正是這一點,使得追隨極權主義的人,對極權主義還存在感情的人,及與極權主義有著各種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人,對於這個概念極為反感、甚至痛恨。這也是這個概念從二十年代產生以來,就沒有平靜過的原因。

然而,威權主義,或者說專權主義的興起卻並不是由於反對專制的需要。
威權主義,或者說專權主義在學術領域的產生的原因前面已經說過。但是,在一般社會生活中造成它傳播的原因,卻似乎也比學術領域來得更為強烈。實際上威權主義,或者說專權主義的產生的原因是一部份知識精英對於強烈的反共的潛在抵制情緒造成的。
威權主義,專權主義產生的第一波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到六十年代中期左右,那時候是所謂解凍時代,它的第二波是七十年代緩和時代,第三波是八十年代西方經濟下滑時代,第四波則是共產黨集團已經崩潰,不再對西方具有威脅,對西方重要的是中國的市場,勞動力,以及有毒工業加工地,時下這一時期。
我們這樣說並非是一種對於對方目的的推測,而是有著明確的經驗事實。例如,按照 Ludz六十年代初期的看法,及所謂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阿倫特六七年的看法,斯大林後的共產黨社會——五十年代中期後,六十年代初期的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主義,並且提供了走向工業化的第三條道路,那麼這當然意味著東歐的共產黨政體就不是專制,不再是反對的對象了。按照這種說法,六七年到七三年的羅馬尼亞也是與民主社會平行的走向工業化的另外一條道路了。如果這樣的話,柏林牆根本用不著崩潰,民眾也用不著冒著危險為爭取自由努力了。
歷史的經驗事實說明,顯然阿倫特、Ludz等人在六十年代初期以後,在理論的社會作用中,在民眾反對專制,爭取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沒有起到正面的、積極的作用。
與此恰好相反,極權主義概念在民主與專制對峙的冷戰時期發揮了非常積極的巨大作用。它在意識形態上讓極權主義統治者無處藏身,啟發西歐及東歐的民眾與社會,使他們警惕、對抗專制共產黨勢力的擴張、滲透和顛覆。
八九年以後極權主義理論在東歐獲得了壓倒性的應用,得到基本上一致地接受的原因也正是在於此。而這個經驗事實,則給還沒有推翻共產黨專制國家的民眾提供了非常積極的啟示。這就是不管你稱這個共產黨國家政體專權也罷,極權也罷,反正是專制,反正是一定要反對與推翻!所以,五十年代末期以來的對於東歐共產黨國家的研究經驗,爭論經驗告訴我們,從歷史社會的發展看,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說,極權主義理論對爭取民主自由的民眾更有成效。
從權威主義到威權主義在中文世界的提出,到今天為止,由於中國共產黨政體還存在著,還不能如東歐那樣,說已經有全面的經驗事實證明了「專權主義」概念在社會發展中的消極負面作用,將肯定被中國社會所拋棄,但是也已經有很多的經驗事實說明,使用這一概念,並且巧妙地運用中文翻譯文字的人的企圖,不是反對專制,而是和解、共存,說好聽了是寄希望於演化。但是,和五十年前在歐洲的的爭論類似的是,他們提出的所謂「為了迅速現代化的需要」,「為落後國家現代化提出另外一條路」 ,以及和共產黨政府的和解等,不僅麻痺了國內民眾對於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大大舒緩了共產黨專制在國際社會的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延長了共產黨社會的壽命,當然這大約也是提出這些理論的人的目的。
綜上所述,與在理論領域中的情況不同,在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領域中,威權主義— 專權主義,無論在當年東歐及西歐,還是在現今的中國,對於爭取維護人權,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及運動,如果說它從來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2009-3-23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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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30 3: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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