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多次的經驗，希特勒對英、法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而戰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國的將軍們從軍事實力的對比出發卻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準備阻止希特勒的計畫。當時，“有三十到四十個師的捷克軍隊部署在德國東部邊境，而法國軍隊約以八比一的優勢開始沉重地壓在‘西牆’。敵意的俄國可能利用捷克的飛機場採取軍事行動，蘇俄軍隊可能通過波蘭或羅馬尼亞向前推進。最後，據說英國海軍在最後階段已在動員。”這些情況使德軍總參謀長貝克因要求停止戰爭冒險而與希特勒決裂。
貝克辭職後，新任德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將軍，出於對祖國以及德軍的責任和榮譽的考慮，據信與貝克將軍、施蒂普納格爾將軍、維茨累本將軍、布羅克多爾夫將軍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將軍等人，策劃了一個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親信的陰謀計畫。正當他們定於9月14日晚8時開始行動的4小時前，維茨累本得知了張伯倫將飛往貝希特斯加登與希特勒會晤的消息。陰謀者們馬上開會商議對策。在會上，哈爾德對維茨累本說：“如果希特勒的虛張聲勢的恐嚇又獲得成功，那麼，我作為參謀總長是不宜把它拆穿的”於是停止了計畫的執行。
邱吉爾曾經對此事評論道，關於這一事件“後來米勒—希勒布蘭特將軍也加以證實，有些調查過此事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確實可靠。……這又是另一個因極小的偶然事件而改變人類命運的例子。”邱吉爾還說：“現在我們得知，當時英法兩國如果在國際聯盟領導下採取堅決的立場，就會立刻迫使他們從萊茵蘭撤退，而無須流一滴血；影響所及，可能使德國軍隊中較為慎重的人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而德國那位政治領袖也不會取得這麼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進尺了。”邱吉爾認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國對希特勒採取行動的好時機，但這一機會又讓張伯倫斷送了，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地位。
但是在英國國內，支持綏靖政策的許多保守黨人不僅看不到這一政策帶來的嚴重惡果，反而對因反對綏靖政策而激烈批評政府和保守黨領袖的人大肆攻擊。邱吉爾在他代表的埃平選區也遭到強烈反對，他被迫發表聲明說，如果本地黨部決定對他彈劾，他將立即辭去議席，另行參加補缺選舉。經過邱吉爾的堅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艱苦鬥爭，終於使邱吉爾得到三對二的信任票。
不過，人們一方面慶倖綏靖政策使他們免遭戰禍；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緩和儘快地加緊戰備工作。軍事部門因危機中暴露出軍備嚴重缺乏的情況，都要求大力重整軍備；而綏靖派則擔心這樣會刺激希特勒，因此內閣出現了意見分歧。經過爭論，最終內閣達成了一個既要盡可能做好準備，又不大規模行動以免刺激德國和義大利的妥協方案。
或許是張伯倫的綏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國國內在1939年春天充滿了反常的樂觀情緒。在一些保守黨地方分部領導人的年度選舉中，張伯倫派“大獲全勝”。但是這種狀態很快就被新發生的事件改變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餘地區，宣佈對波希米亞實行保護。第二天，在德國的操縱下，斯洛伐克宣佈獨立，實行自治。
這一事件反而使張伯倫感到甩掉了一個包袱。他在下院的發言中說，由於斯洛伐克的獨立，原來那個英國政府對其負有條約義務的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國家已不復存在，因而英國政府再不受這個條約義務的約束了。張伯倫最後還說：“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深引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於這一事件，使國內民眾的情緒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迫使張伯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他原定於兩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罕發表關於國內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的演講，但由於“他獲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議會、公眾和各自治領都表示了堅決的立場”，於是他把早就擬好的講稿拋到一邊，起而譴責希特勒的背信棄義。3月29日，張伯倫在下院宣佈了把本土防衛隊擴大一倍的計畫。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佈，如果波蘭遭到入侵，英國政府將保證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時他還宣佈，法國政府已授權讓他明確表示，法國將與英國採取同樣立場。
但是，正如邱吉爾所指出的那樣，由於好心而能幹的人作出了種種錯誤的判斷而演成的悲劇故事，現在已達到高潮了。張伯倫突然一反五六年來一直推行的綏靖政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轉變了立場，甘願接受迫在眉睫的戰爭；而這個戰爭，規模可能會大到極點。但現在的條件卻比過去惡劣多了。
綏靖政策的惡果不勝枚舉：德國破壞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擴大徵兵；英國失去了空軍優勢，連均勢也未能保住；德國以武力重占萊茵蘭，基本建成齊格菲防線；德、意勾結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德國吞併了奧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獲得了強大的軍工生產能力；美國的干預被拒絕了；蘇聯表達出援救捷克的計畫而無人理睬；在英國無力增強法國邊境防務時，卻丟掉了可以對付尚欠完備的德軍部隊的35個捷克師。
邱吉爾還指出，由於匈牙利已投向德國；波蘭不願與羅馬尼亞合作，而且兩國都不願意讓抗德的蘇聯軍隊通過，因此東歐方面任何足以組織抵抗德國侵略的手段現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聯盟”的關鍵在於同蘇聯達成諒解，但是當蘇聯於3月19日提出召開六國會議共商抗德大計時，張伯倫卻出於成見冷淡地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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