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一位特別的西藏人

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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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7日訊】當貢噶扎西先生朝我走來時,我還沒有准備出适當的問題。那時,我既沒有錄音机,也沒有一支運用自如的筆。這次見面,對我來說,突如其來。其實,我到維斯康辛的全部目的,是傾听達賴喇嘛尊者講經和為我正在撰寫的長篇小說,尋找民俗細節。

可是,我的朋友徹底地把我看成了一件新產品,到處推銷。「現在,」她又說話了,「你就站在這里,別走開啊,有個會漢語的人,馬上來見你。」

她解脫了,留下我在休息大廳里東張西望,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人,多大年齡,性別如何?喧譁漸漸地落去,人們都坐下,吃起了午飯,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著,可是,我必須一本正經地等著。

他來了,面無表情,似乎在審視我的身份。「我叫朱瑞,在西藏工作過,有几個問題,想請教您?」我勉強開場了,為了完成朋友塞給我的使命。

「可以。」他禮貌地說著,遞給了我一張名片,「我叫貢噶扎西,是達賴喇嘛駐紐約辦事處西藏問題分析員。」

我向走廊的兩邊看去,還好,發現了不遠處兩個靠著窗子的紅色折疊椅,就都朝那里走去,坐下了。我隨意地問著我們談到中共在西藏的文化滅絕,他說,「現在差不多每四個蒙古人中,有兩個已被漢化了,我們不想重复蒙古的悲劇。」

「事實上,每四個蒙古人中,差不多有三個,或者三個半已被漢化了,過不了多久,蒙古族也會像滿族一樣,在這個世界消失,我是說內蒙。」我說。

他沉默著,對不能确定的事,堅持著不妄加評論。我看著他,他的臉上,沒有狡詐、粗俗的官僚相,也沒有流行的焦躁,他顯得平和,安靜,甚至溫文爾雅,尤其是聲音,很低,怕惊扰別人似的。

「您見過達賴喇嘛嗎?」他的聲音更低了,有如展開稀世的祖傳珍寶,驕傲而謹慎。

「沒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單獨晉見。

他轉移了視線,也轉移了話題:「如果我的回答有不清晰的地方,或者需要進一步探討,請隨時打電話,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沒關系。」

訪談稿整理出來后,我首先寄給了他。因為擅自發表我們的對話,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尤其在西藏問題上,中國媒体的多年歪曲,已使漢民族,可悲地對西藏問題差不多在各個領域,都產生了誤解,我不想雪上加霜。事實上,三月西藏的和平抗暴,本是中國民眾從二千多年的專制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契机,是1989年以來,平反「六四」的第一線曙光,如果大家在這時同心協力地聲援藏民族,抗議中共暴政,中國民主運動,很可能出現轉机,漢民族,也會從墮落、孤立的環境中走出來,看見一個干淨的,新鮮的,全球化的世界。說到底,藏、漢兩個民族,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极權制度下的受害者。

再說貢噶扎西先生,他在那篇訪談稿中我提出的「3‧14」后面,加了一行紅字:「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難道3月10日就什么也沒有發生嗎?」短短的一句話,說出了我對西藏現代史和藏民族苦難的熟視無睹。不知不覺中,我也成了木偶,被中共的紅色宣傳所牽制。人,有時是多么容易被影響,失去獨立思索的意識啊!按照貢噶扎西先生的改動,我發表了那篇稿子:《軍隊、机槍和子彈,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這以后,我經常把寫好的關于西藏問題的文章寄給他。他總是很快地讀完,并清晰地用紅字注明与我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字未動時,我仍能覺察出他閱讀的痕跡。對于一個藏人,這不容易,畢竟,漢語是他的第二語言。尤其是我的一些較長篇幅的文章,需要他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几次,我甚至說,「寫上我們兩個人的名字發表吧?」

「對你有幫助就行了。」他說。

我珍視這种交流。离開西藏后,我一直沒有机會近距离地傾听西藏的呼吸。現在,我甚至可以触摸西藏了。

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貢噶扎西先生的信,是征求我參加十一月的波士頓會議。然而,我是一個對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敏感的人,連騎馬都會暈馬,更不要說飛机了。想來想去,推辭了。

不久,他寄來了今年九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白皮書,盡管沒說什么,但我知道那欲言又止的希望。同時,中共毫無顧忌的謊言和殺气騰騰地向一個民族挑釁,也讓我,作為一個漢人,無地自容。我有責任讓人們知道,中國人的眼睛還沒有全部失明。

听說我在寫回應白皮書的文章,貢噶扎西先生打來電話,說,「十一月,你有時間嗎?」

「有什么事嗎?」

「可以去達蘭薩拉嗎,親自看看流亡社區?」

「可以!」

放下電話后,我不停地在房里踱步,吃惊于自己不假思索地答應了他。人,有時真是矛盾。怕暈机,我拒絕了近在咫尺的波士頓,卻接受了遠在南亞次大陸的達蘭薩拉

我從加拿大啟程,飛了九個小時到倫敦,又從倫敦起程,飛了九個小時,到德里。從德里坐了十二個小時的夜車,第二天早晨抵達達蘭薩拉。汽車上,我自始而終地承受著暈車的痛苦,就像十一年前從格爾木到拉薩一樣。那時,我把折磨看成一种資本。現在,我已不再年輕,五臟六腹被掏空的滋味,讓我難以堅持。有几次,我沖動地想喊司机停下,步行去達蘭薩拉,有如從前,我從加查步行到拉蒙拉措一樣。還是忍住了。我把頭伸出窗外,看著朦朧中的印度群山,用力地吸著气,希望煨桑的熏香霧靄一樣飄來,夢寐中的達蘭薩拉,盡快地出現在眼前!

天漸漸地亮了,看著掠過的房屋,我想,快了,房頂上就會出現飛揚的五彩經幡,寺院的頗章之上,就會顯現暗紅色的白瑪牆……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座現代都市,任何一片華美的風景,都不會比達蘭薩拉更深入骨髓地吸引著我!然而,當有人喊「達蘭薩拉到了」的時候,我竟失望了,甚至不想下車。我不得不說,表面看起來,達蘭薩拉和印度的任何一座小鎮沒有太大的差別。

經聲環繞而來,細細的,如水。就在我住進尼姑寺的時候,我滿足了。繼而嗩吶聲、鼓聲、鈴聲、擊掌伴經聲……這些在西藏境內越來越弱的聲音,卻在我的窗前波濤起伏。路邊的商店里,盡是唐卡、哈達、佛像,還有松石戒指、手鐲、披巾……衰落的帕廓,正在這里繁榮,一切都井然有序。也許只有住下來,才會清晰達蘭薩拉的實相,才會看見西藏的文化之核悄然南移,才能真正地体會到法王的蔭涼。純朴的小鎮,集聚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穿著袈裟的老外,屢見不鮮。倒是我這個出生在大陸的中國人,像怪物似的引人注目。

又看見了貢噶扎西先生。依然的宁靜,平和,溫文爾雅,依然低低的有著足夠內涵的聲音。當我采訪流亡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員時,他盡可能地做翻譯。那簡洁而准确的漢語,讓我吃惊。我又一次說,「這篇稿子是我們兩個人的作品,寫上你的名字吧?」

「對你有幫助就行了。」說著,他補充了一句,「看看流亡社會的真實情況,對你的寫作有好處。不過,一定要尊重事實。」

特別會議期間,他打來電話說:「等會議結束后,我會有一些時間,現在,你不會覺得無聊吧?」

無聊?我不是為了滿足虛榮,或者尋求某种政治援助才到這里的。我是來見證一個被迫离鄉背井的古老而純美的民族,怎樣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感召下,重新為人類樹起了那獨一無二的文化丰碑。我是來向藏民族贖罪,向我的族人,尤其是那些仍然被謊言蒙蔽的人,展示出中共的鐵蹄是如何蹂躪了一個民族的事實。

他不理解我,讓我有些難過。

我忙著見各种各樣的人。有一次,一個滿頭白發,卻依然美麗的老外,走近我:你從哪里來?

加拿大。我看著她,你呢?來這里多久了?

我是瑞士人,在這里十年了。

十年?我想听你的故事!

行啊,我的家在下面。

我的家就在前面,到我的家里坐吧?

她二話沒說,跟著我,到了我居住的尼姑寺。夕陽西下,我們坐在陽台上,話題一個接著一個。

人們一見面就是朋友,這是達蘭薩拉的特色。素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喝茶、吃飯、談天說地是常事。這里,沒有西方的匆忙,也沒有西方的冷漠。即使噶廈的官員們也是如此。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跋熱‧達瓦才仁,是特別會議開幕式結束的一瞬間,掠過千万張面容,他向我喊著,「你是朱瑞啊,我看過你的文章!」

我也踮著腳尖捕捉他:「好消息呀,這么說,我們的机會來了,听說你很風流呢!」

「都是茉莉陷害我。」他遙望瑞典,表達著對另一位漢族女人的友情。

后來,我見到了高大的更特東珠,我們談啊談啊,談了一個晚上,話題才剛剛開始。還有才嘉,盡管第一次見面,那种似曾相識之感卻揮之不去;還見到了丹增尊珠,我把他摟在怀里,為他不息的奮斗及那些优美卻苦澀的詩句而心碎……

盡管貢噶扎西先生說,會議結束,會有一些時間,事實上,我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他總是禮貌地用「您」稱呼我,而我,也以「您」回應他。他似乎很遙遠,像一團霧靄,永不會成為我的朋友。然而,我信任他,一如既往地把我的稿子寄給他。這信任從何而來呢?我常問自己。后來,我想到了我和他之間的一次對話,那其實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有些中國人說,藏人對法王的崇敬是愚忠,」我想了想,「寫完這篇稿子,我計划采訪十個漢、藏學者,請他們談談對法王崇敬的原因。先說說您自己吧?」

「那一年,是1982年,」他說:「我為了真正學習一點東西,不是為了賺錢,從拉薩,秘密地翻越雪山到了印度。1983年5月,第一次見到法王,我沒有哭。那時,我對法王的辛辛苦苦了解得不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清楚法王的言行。現在,我為流亡政府工作了25年,當我看到法王彎下身子,向各國的支持者表達感謝的時候,我會哭,情不自禁。」

2008年12月完稿于達蘭薩拉
首發于博訊(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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