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第四章中提到，我在一九七二年從極少數新聞資料中得知，蘇聯境內當時進行了植物「生物通訊」實驗，但一直要到克里斯多夫‧博得將一篇V.N.普希金教授所寫的一般性文章〈花朵記憶〉從俄文譯為英文之後，我才知道他們已經公開發表我早期植物研究的成功重複實驗。
又過了二十多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我才從一本由A.P.杜布洛夫與V.N.普希金於一九八二年合著的教科書──《超心理學與現代科學》（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的英譯本中，了解了那次實驗的深度（註7）。這本教科書的其中一章──〈人與植物間的交流〉（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Plants）──對普希金、費提索夫（Fetisov）和安古謝夫（Angushev）所作的植物實驗有詳細描述。
我驚訝地發現，A.P.杜布洛夫不僅擁有植物學博士以及植物生理學博士頭銜，他還是加州恩西尼塔市的加州人文科學院（CIHS）的特約教授（註8）。一九九五年七月，杜布洛夫博士在CIHS授課期間堅持要學校安排參觀我的實驗室。在CIHS當時的教務長傑瑞‧李夫希博士（Dr.Jerry Livesay）陪同之下，杜布洛夫博士從恩西尼塔市到聖地牙哥作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四小時訪問。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獲得加州人文科學院頒發的榮譽哲學博士學位（註9），並成為該校的固定教員，定期教授一門名為「細胞之『生物通訊』理論與研究」（Cellular Bio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的課程。
我在序中寫到，冷戰期間，我為美國陸軍反情報組織工作──讀者可不要以為我沒有注意到它在此呈現的諷刺性。我當時所主持的研究是針對蘇聯一些特殊的審問技巧，其中可能應用到催眠技術。
直至一九九五年，我才得知蘇維埃科學家當初在重複我的植物「生物通訊」實驗時，所使用的催眠方法細節。這項實驗進行的同時，我正遭受美國科學界的冷落。難怪，即使有語言隔閡，我還能在一九七三年六月於布拉格參加國際心理電磁學研討會時，受到蘇維埃科學家如此熱忱的歡迎。
註7：A.P.杜布洛夫與V.N.普希金合著，《超心理學與現代科學》（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紐約與倫敦：ConsultantsBureau，一九八二年）。
註8：A.P.杜布洛夫博士當初是總體遺傳學科學中心之莫斯科學院（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General Genetics）的資深研究員，並多年擔任蘇聯生物物理中心（USSR Institute of Biophysics）的研究員。
註9：由本山博博士創立的加州人文科學院業經私立高等及職業學校委員會（Private Post-Seconda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依據加州教育法（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第94310t條的規定審查，核定為合格之研究文憑授予機構。當時合格證的效期為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轉載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緒》一書）(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