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3日訊】“六四”後不久的一天，祖樺、周舵和其他幾位北京的朋友來到天津探望在家中被監視居住的我。談到剛剛數月前發生的血腥屠殺，大家仍然激憤不已。一位朋友憤憤地說，一個國家的政府居然在自己的首都殺戮本民族的熱血青年，真是天理難容。多數朋友的看法是，這個政權已經失去了民心，一定不會長久，頂多三、五年便會完蛋。
我的看法要略爲悲觀一些。我說，共産黨還有資源，還能控制一段時間。而且歷史上看，幹了傷天害理之事的政權苟延殘喘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例子有的是。尤其是它一旦動了殺戒，就很可能繼續蠻幹下去，這也能在相當程度上起到阻嚇民衆反抗的作用。我認爲，這個政權恐怕還能維持十年左右。當然，我雖然在理性上作如此分析，但在感情上是希望一個不人性的政權結束得越早越好。
現在看來，我這種在當時看來相對悲觀的看法還是過於樂觀了。二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壓制性政權仍然沒有垮臺。從外表上看，與六四屠城後的那個段時間比，它似乎要穩固得許多。究竟是什麽使得這個喪失了民心的政權得以維繫如此長的時間呢？我想，爲了支撐“後六四社會”，中國共産黨主要依靠了兩個支架：一是超剛性的政治結構；二是超成本的經濟增長。二者相互補充，缺一不可。
一般而言，一種可持續的政治結構應該具有一定的彈性，否則就容易斷裂。我們所說的政治結構上的彈性，是指它有能力兼顧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並且在現有的結構下調節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在這樣的結構中，各種政治勢力都必須做出一定的讓步。尤其是在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必須學會讓步，分享利益和權力，從而防止被統治者過於激烈的反抗導致社會崩潰。政治結構的剛性越強，統治者維持統治的成本就會越高。當這個成本高到難以爲繼的時候，社會的崩潰就會到來。
不幸的是，過去二十年的中國政治結構越來越具有超剛性的特點。這種超剛性最鮮明的特徵是，政治鎮壓成了維持現有政治結構的唯一方式；而且統治者對政治鎮壓這種方式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在八十年代中期，共産黨內的改革者曾經試圖更多地使用鎮壓之外的方式來維持社會穩定。例如，中央對地方、政府對企業實行讓權以啟動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不同見解的社會和民間團體存在並給以相應的輿論和活動空間；對不同看法的知識份子也持較爲寬容的態度，等等。當時可以說是一種“剛柔並用”的方針。也正因爲如此，社會對共産党領導漸進的變革尚存期待心理。
但是，“剛柔並用”是需要一定需要條件的，這個條件是民衆對政府一定程度的信任。這種信任可能來自於各種社會集團之間、尤其是統治集團與被統治之集團之間對妥協進展的一種期待；也可能來自統治集團對被統治集團的一種“成功的欺騙”，使得被統治集團相信統治集團能在在現有的政治框架內實現漸進的變革。總之，“剛柔並用”能夠減少“剛性壓制”措施的使用頻率，從而相對降低維繫現有政治結構的成本。
“六四”之後，共産黨便失去了使用“剛柔並用”的條件。這不僅僅是因爲中國的統治者徹底地失去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它甚至也失去了欺騙民衆的能力。於是，“剛性壓制”便成爲中國統治者維持政權的唯一手段。它使用武力的頻率越來越高；使用壓制的領域越來越寬；使用壓制的手段也越來越黑：不僅用赤裸裸地通過國家機器使用武力，甚至還使用“綁架”“封口”等流氓、黑社會的方式來對付持不同政見者。
出於生物的本能，要讓所有的人都不怕死是很難的。因此，這種剛性的鎮壓對於維持政權是有作用的。但是利用鎮壓得來的所謂社會穩定的維繫成本十分高昂；而且從動態上看，這種成本還呈幾何級數增長。壓制使得被壓制者充滿仇恨；面對被統治者的仇恨，統治者則充滿了畏懼。這就使得它更加不惜成本的依賴壓制。如此惡性循環，直到這種超剛性的政治結構斷裂。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