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高興:集中關押的浙江「八九」民運政治犯

—— 謹以此文向「六四」二十週年獻祭

吳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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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5日訊】1989年「六四」慘案的槍聲響後,在浙江的杭州和其他中小城市,甚至在一些鄉村,都出現了民眾的自發抗議行動。嗣後,浙江當局按照北京的指示,對各地的抗議人士實行了嚴厲的鎮壓。按浙江省當局當時的規定,「八九」民運期間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凡判決以後,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上的,一律送到杭州市郊的臨平鎮省第四監獄集中關押。

從1989年10月開始,全省各地的政治犯和良心犯陸續送往四監(早在是年8月,仙居縣液壓件廠青年工人楊忠信就被送到喬司勞改農場,後來轉送臨平四監,他因書寫和張貼抗議「六四」屠殺的標語,被台州中級法院判刑5年,首開浙江省迫害「六四」良心人士的先例),到1990年夏初,總數為45人(見附表),其中年齡最小的,是紹興嵊縣職業高中剛滿18週歲的學生金秀元;年齡最大的,是59歲的玉環縣楚門鎮退休工人、聯防隊員葉良才。此外,1991年春天,在北京判決、原籍富陽的王有才也被轉送到四監關押,雖然不與我們一起,但離我們不遠,跟我們偶爾有些接觸,比如晚上看電影時,王有才就在我們旁邊。這裡應該強調的是,關押在四監的45名難友,遠遠不是全省「八九」民運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總數,因為凡是被判勞教、拘役、管制,以及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四監——例如,在臨海,就有一個叫張國平的工人因在街頭髮表演講抗議北京屠殺而被判勞動教養兩年,還有人因在旅館電視機上書寫標語「打到鄧、楊、李」而被判兩年徒刑的,且據我們瞭解,個別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上的,也沒有送到四監。其次,據說四監還有其他非「八九」民運的政治犯,因不與我們一起,無法瞭解其具體情況。

開始,我們被編為入監隊六組,以後由於人數增加,1990年初夏改編為直屬中隊,歸監獄當局直接管轄。在這些政治犯良心犯中,刑期最長的是原杭州花圃工人馬德良(因組織「勞動黨」被判13年),其次是原浙江教育學院學生毛國良(7年),以及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偉平(9年,1990年底改判為5年)。到1993年9月中國申辦奧運會期間毛國良被釋放,獄中只剩下馬德良一人尚在雜務隊服刑,四監的其他「八九」民運政治犯已全部獲釋。

我們在四監的遭遇大體上可分為「入監隊六組」和「直屬中隊」兩個階段。入監隊六組時期,全國政治氣候仍然非常緊張,監獄當局對我們以懲罰為主。他們專門派了三個刑事犯(其中兩個窮兇極惡,一個是被判刑16年的盜竊犯,另一個是外地的流竄盜竊犯,還有一個是性格比較平和、盜賣文物的犯人),晝夜24小時監視我們,並且擔任我們的犯人組長和「護監犯」。為了防止我們串通一氣,監獄當局禁止我們三人以上交談,禁止與親朋好友通信,禁止看同犯的判決書,並且不准我們看任何報紙(而刑事犯是可以看報紙的),明令我們必須絕對服從三個刑事犯的管理,聲稱他們「受隊長(管教)的委託」。毛國良初來四監的當天,隊長按慣例找他談話,詢問有什麼要求,他如實表示了要看報紙的願望,結果被關禁閉一週。1990年4月,崔建昌和楊澤敏等幾個學生湊在一起過生日,唱起了國際歌,結果有四人被關了20多天禁閉。為了「改造」我們的思想,獄方經常召開批判會和討論會,逼迫我們人人表態,批判所謂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他們在給我們訓話時罵「方勵之原來就是一個大右派」,「是美國的一條哈巴狗」,說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比賣國賊還不如」,甚至連「八九」民運前夕去世的藝術家趙丹也成為他們發洩仇恨的對象,罵趙丹「臨死以前還要放個屁」(呼籲黨不要再干預文藝創作了),還蔑稱我們是「極少數人的政治犧牲品」,等等。除了精神折磨外,還對我們進行肉體上的懲罰,比如在寒風刺骨的臘月,強迫青壯年難友跳進齊腰深的水塘用臉盆挖泥;而到了驕陽似火的夏日,又強迫我們從事挑磚頭上山等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收工以後,還要我們在烈日底下進行隊列操練,或者長時間絲紋不動地立正,多次折磨得一些身體虛弱的難友當場昏倒在地,美其名曰「行為養成」。這是直屬中隊成立以前的大略情況。

從1990年初夏開始,尤其是方勵之出國避難以後,政治氣氛並不像原來那麼劍拔弩張了,獄方也對我們改變了策略,由原來的懲罰為主轉為軟硬兼施。他們將入監隊六組改編為直屬中隊,指派了一個比較有政策水平的管教擔任中隊的「指導員」,換上了較為平和的刑事犯擔任犯人組長和護監犯,這在客觀上改善了我們的處境。1990年底,李澤民仍然擔任省委書記的浙江當局對「八九」民運政治犯實行大規模減刑,這種做法顯然意在短期內全部釋放「六四」受迫害人員,減輕歷史包袱。為此,對長刑期的「六四」政治犯和良心犯進行改判,例如,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偉平因給美國之音打電話報導學生在省政府大樓降半旗為「六四」死難者致哀的消息,在北京特派員的督促下被重判了9年,1990年底被改判為5年,不久即通過減刑予以釋放。又如原浙江教育學院學生毛國良因在法庭上宣稱自己犯了「愛國罪」,痛陳北京當局的屠城罪行,被重判了7年,1990年底,上面派人到四監找毛國良談話,要其表態認罪,答應給予改判,因毛國良拒絕認罪而擱置,不過仍然以減刑的形式,於1993年9月予以釋放。

自從浙江省當局實行懷柔政策以後,特別是對「八九」民運政治犯和良心犯大規模減刑以後,獄方對我們的監管漸趨寬鬆和文明。中隊指導員潘建民是個難得的作風正派、工作負責、處世嚴謹的開明人士,他多次向我們表示:「這裡是監獄,我們憑判決書對你們實行監管,希望大家嚴格遵守這裡的監規紀律,如果你們在生活上有什麼問題,我們會儘量給予解決。」他一方面取消了入監隊時期的批判會和討論會之類的洗腦活動,另一方面又大大減少了我們的勞動時間,遇到下雨天,往往就讓我們在監捨裡看書自學,有時晴天也這樣。只要我們遵守監規紀律,就儘可能讓我們在獄中的生活過得寬鬆一些,儘可能讓我們多看點書,儘可能允許外面的親友來看望我們。整個直屬中隊時期,雖然也曾發生過隊長違規動手毆打甚至虐待難友的事件;青年難友中也免不了會有違反監規紀律並因此而受到懲罰;難友與隊長之間也免不了會有臉紅耳赤、言語衝撞的時候,但從總體上來說,以潘建民指導員為領導的中隊隊長們是對得住良心和歷史的。

不管是獄方實行恐怖高壓政策,還是採取懷柔政策,以毛國良為代表的部份難友始終堅持抗爭。1990年4月15日,毛國良等部份難友秘密舉行紀念胡耀邦逝世一週年的活動。「六四」慘案一週年期間,在毛國良帶頭下,絕大部份難友絕食兩天以哀悼「六四」死難同胞。尤其使同監難友們終生難忘的,是集體抗議獄警毆打葉文相,迫使監獄當局公開道歉的一幕。1991年2月5日,難友葉文相因不願對隊長點頭哈腰而被獄警毛明拖到隊部強迫罰跪,遭到拳打腳踢,這種違規違法的行徑引起難友們的普遍義憤,在毛國良的帶頭下,大家當晚就自發舉行絕食,給獄方造成了強大的壓力。獄方召開直屬中隊全體犯人大會,以辯解、威嚇和安撫相結合的策略,企圖化解毆打葉文相之事所引起的不滿情緒,遏止絕食。在大會上,吳高興等一些難友挺身而出,有理有利有節地揭露和駁斥了獄方毆打葉文相的違法行徑,宣稱「我們要向省委、省政府,直至黨中央、國務院控告你們的非法行為!」獄方一計不成,又施一計。第二天,他們找犯人個別談話,散佈各種真真假假的傳聞,一面以禁閉、隔離甚至加刑相威脅,一面又提前透露減刑名單,以此分化瓦解絕食隊伍。在減刑和加刑的利誘威脅下,一些難友停止了絕食,在此關鍵時刻,毛國良在難友中宣告:「就是槍斃我們,也要絕食到底!」在眾多難友的堅持下,最終迫使獄方公開承認錯誤。2月6日這天晚上,獄方再次召開直屬中隊犯人大會,由中隊指導員潘建民代表中隊向我們公開道歉,表示「今後決不發生類似事件!」從而得到了我們的諒解,這種勇於承認錯誤的做法當場博得了我們的一片掌聲。

不過,懷柔政策也有它的負面效應。由於獄方竭力鼓勵直屬中隊良心犯們「認罪」,檢討自己的「罪錯」,通過「努力改造」獲得減刑,這使得難友們的凝聚力大大減弱了。為了減刑,有的難友在年終思想匯報會上攻擊別人「對共產黨刻骨仇恨」,表示「要跟他們劃清界線」,有的甚至以打小報告獲取獄方的青睞。這樣,隨著獄中氣氛的不斷寬鬆,難友們的凝聚力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了,一些難友再也不願意去紀念那個曾經令自己銘心刻骨的悲慘日子了,遇到獄中難免仍然會發生的個別難友受虐待的事,再也不肯施以援手而漠然無睹了。至1991年「六四」兩週年期間,仍然以絕食哀悼國殤日的,就只剩下毛國良、陳龍德、吳高興、王東海、葉文相、趙萬敏、黃志道、付權、金秀元等10來個難友了!1991年8月上旬的一天,原浙江師範大學學生黃志道早上出操穿拖鞋,被監管隊隊長叫出訓話,由於挺身直視隊長,拒不回答問話,被銬在監獄大門口的鐵索欄上示眾。毛國良見難友受辱,憤而衝出監捨警戒線,怒斥「這是法西斯行徑」,結果與黃志道一起被關進禁閉室用電警棍長時間施以酷刑(毛國良出獄以後很久還留有傷痕)。當時雖有吳高興、陳龍德、葉文相、付權、張金林、崔建昌等難友的據理抗爭,但終因人心渙散,不能形成對獄方的強大壓力,無法有效地實行救援。

實事求是地說,浙江省對「六四」政治犯和良心犯進行集中關押,這客觀上減輕了我們所受到的迫害和虐待,但是,仍然有兩名難友在獄中精神失常:一個是麗水師專大一學生胡文奎,另一個是寧波市裝潢工人鄔偉海。20年來,人世滄桑,當年的難友們出獄以後,境況大體上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中,有的走上了經商發財之路,如今腰纏萬貫,躋身精英階層,有的被安置到學校等國有單位工作,如今事業有成,自得小康之樂——這些人主要是當年的學生群體;第二部份是大多數,他們一直辛苦麻木地為生存而苦苦掙扎,就像當年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忽然成為罪犯一樣,如今也不清楚自己為什麼總不能走出貧困的陰影;最為清醒,從而也最為坎坷的是第三部份人,他們是一群不識時務的理想主義者,一直在堅守自己的價值理念,不願意放棄當年的理想,不願意跟骯髒的現實同流合污,不願意忘記20年前那慘烈的一幕,像精衛填海那樣,執著地為重新評價「六四」和昭雪共和國的其他冤假錯案、推動社會走向自由民主而奮鬥不息。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艱難的人生征途中,免不了時時受到權勢的打壓,其中受迫害最深重的,莫過於陳龍德。1996年「六四」7週年期間,他因發起聯名呼籲北京當局平反「六四」,被浙江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勞教3年,在獄中因不願意認罪遭惡警殘酷毆打,被逼跳窗自殺,跌斷了股骨,又得不到治療而落下終身殘疾。陳龍德今年52歲了,仍然拄著雙拐孑然一身,靠父母的退休金維持生存。

最後,講到浙江「八九」民運政治犯,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王有才,還不能不提董懷明和傅國湧。董懷明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原來是浙江嘉興衛生學校的講師,教政治,「八九」民運期間曾經擔任北京工自聯的特約評論員,被北京當局判了4年。他不是四監的難友,但1993年底到1995年之間與陳龍德、吳高興、毛國良、葉文相等人有過多次接觸,劉念春和張林就是由他介紹我們認識的,以後就失去了聯繫。推算起來,今年他應該有六十三四歲年紀了。傅國湧「八九」民運時才二十出頭,擅自拋掉教師工作跑到北京去了,被處以3年勞動教養。他也不是四監的難友,但90年代中期和陳龍德、王東海一樣也是浙江異議活動的帶頭人,因此1996年再次被處以3年勞教,現在成了國內著名作家。

此文初稿於1993年12月16日,當時因許良英先生想瞭解浙江「八九」民運政治犯的情況,由吳高興執筆,經陳龍德、王東海、葉文相補充後定稿,並由王東海赴京面交許先生一份。作者後在原稿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和反覆修改,並於2009年3月4日定稿。

【附表】浙江「八九」民運政治犯一覽表
點擊下載 table_xls.zip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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