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周行多倫多報導）獲得加拿大勳章殊榮的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日前在多倫多大學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宗教及人權的研討會上，與參加會議的學者及社區人士分享了他對法輪功及中國意識形態的研究及看法。
法輪功是一套性命雙修的佛家修煉方法， 1992年在中國大陸傳出，因為對身心健康的益處，煉法輪功的人數在7年內增長到7千萬至1億人。1999年7月，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成為世界矚目的人權災難。
2006年7月，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麥塔斯合作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活體摘除器官，用於器官移植手術。麥塔斯因此訪問了世界各地很多法輪功學員。用他的話說，他可能是西方社會認識最多法輪功學員的人。
以下是麥塔斯在演講中關於法輪功及中國意識形態方面內容的整理。
意識形態的對立
麥塔斯認為，中共其實對所有它控制不了的信仰體系都採用打壓的手段，但對法輪功所使用的語言及打壓的殘酷程度，遠遠超出其他信仰群體。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煉法輪功的人數眾多，按中國政府當時的估計，1999年有7千萬法輪功學員，分佈在社會的基層、政府、軍隊甚至黨的內部，而中共黨員只有6千萬。
法輪功當時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對於那些共產主義者來說，這已經是一種擔憂。更重要的是，法輪功所倡導的原則是真、善、忍，這些原則看起來沒什麼特別，但中共一直以來的所為，可以用3個詞來描述：就是殘暴、鎮壓、不誠實。中共雖然沒有聲明這些是它的原則，但它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做的。法輪功倡導的原則正好與中共的相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相信法輪功的原則使中共膽寒。
對於一個歹徒來說，最可怕的就是遇到一個誠實的人，腐敗的天敵就是那些拒絕收取賄賂的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對於法輪功學員，中共無法對話，只有訴諸暴力。
共產主義的失敗使中共害怕
共產主義在前蘇聯、中歐及東歐的失敗使中共很難受。法輪功在六四天安門屠城事件及共產主義在世界多處失敗後傳出，7年內參加修煉的人數已經超過中共黨員的數量。當中共看到幾千萬人公開煉法輪功，他們所遵從的原則與共產主義不同，中共擔心失去控制，象其他地區的共產黨那樣倒台，因此便把一群無辜的人視作敵人，對他們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
法輪功學員的能力也使中共政府害怕。1999年中共在一份青年科技雜誌上登文章抹黑法輪功，很多法輪功學員在天津該雜誌的辦公室外抗議其所寫的文章，遭到警察的毆打和抓捕。
當年的4月25日，超過1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上訪，要求放人及允許修煉法輪功，整個過程很平靜，連海報都沒有。這是繼天安門屠城事件後，在北京聚集人數最多的一次，當時的中共首領江澤民嚇壞了。
雖然法輪功不是一個組織，沒有領導，但中共是一個組織，它相信法輪功也是一個組織，只是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不同。看不到法輪功的領導人使中共政府更加懷疑，更加恐慌。
法輪功沒有組織
麥塔斯表示，法輪功不是一個組織，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只有幾套動作，加上精神上的原則。一個人不需要向任何人登記，或參加任何組織，就可以煉功，也可以隨時放棄。所有與煉功有關的信息都是公開的。
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寫過書，做過公開演講，這些在書店及互聯網上都可以找到。他只是一位精神領袖，但不是任何組織的首腦。
法輪功這種沒有組織的特點，使中共無法控制。其他的信仰都是有組織的，中共政府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取代他們的組織。比如，中共政府任命班禪喇嘛，選定羅馬天主教主教、穆斯林教長。這種做法使中共在打壓這些信仰團體時有所顧忌，因為它不想破壞了自己任命的宗教領袖的形象。
因為法輪功沒有組織，中共無法用這種辦法控制法輪功；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就特別殘酷。許多被中共政府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為了不連累工作單位及家人，不說出自己的姓名及住處，很容易成了失蹤的人，成了被活體摘除器官的受害者。
2006年7月，加拿大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參加了在香港舉辦的關於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新聞發佈會，他表示，調查採用了18種不同的分析及推理方法，而得出了報告中的結論：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指控是真實的。圖為麥塔斯手持中國地圖，列出了他們致電往中國各地醫院調查活摘器官事件。（大紀元記者吳璉宥攝）
法輪功將風行中國
麥塔斯認為，法輪功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根植於古代的中國傳統，既有精神內涵，也有煉功動作。前蘇聯共產專制瓦解，世界開始不相信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的空缺，在中國看起來就是由法輪功來填補。那時中國有很多信仰出現，但主流是法輪功。
中共遇到的問題是法輪功來自於真正的中國傳統，而共產主義是明顯的外來貨，是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進口到中國。當一種以中國傳統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迅速成長，就像不斷地在消減共產主義存在的基礎，使中共賴以生存的，多年來灌輸給中國人的那些意識形態在逐漸消失。一旦中國沒人相信中共的意識形態，它失去政權的日子就不遠了。
共產主義統治中國是以社會主義這個經濟概念為基礎的，但中共已經放棄了這個概念。中共在毛以後的領導人都嘗試過提出他們的理論，但都沒有成效。目前的中共政權沒有群眾基礎，只是通過腐敗、宣傳、煽動仇恨及暴力來維持統治。一個沒有正當的意識形態的政府是很脆弱的。中國正站在一個深坑的邊緣，可能會掉下去。
法輪功沒有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也沒有政治訴求。假如中國明天發生革命，有人希望把政權給法輪功，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不知道找誰，因為這個群體沒有領導。如果任意選幾個法輪功學員來組建政府，人們也會很難猜測他們會怎麼做，因為除了要求停止迫害外，他們沒有一個政治上的計劃。
然而，信仰系統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歷史上，基督教從一定意義是在對抗當時羅馬帝國的殘暴，沒有政治訴求的基督教徒受到了殘酷的迫害。但是，羅馬帝國最終還是成為了一個信仰基督的國度。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公元312年轉信基督教。公元391年，羅馬皇帝西奧多西（Theodosius）將基督教定為官方宗教。
喜歡壓制的政府有時會被逐下台，如果不被驅逐，它也會從內部腐爛。今天的專制受害者，可能會在明天成為領導者，到時他們會拋棄曾經使他們受害的意識形態，並尋找一個新的替代品。他們遲早會找到法輪功，這是自共產主義鐵幕解體後，在中國出現的最引人矚目的信仰系統，這種真正源自中國的信仰系統能夠把中國人團結在一起，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諧。
總有一天法輪功會風行中國，不是因為現在的法輪功學員將來會成為中國的領導人，而是因為將來中國的領導人會成為法輪功學員，就像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當年所做過的那樣。
附：大衛‧麥塔斯簡歷
政府任職：
1980年，加拿大赴聯合國常任理事會代表團成員；
1980-81年，移民事務和法規特派員；
1998年，加拿大代表團赴聯合國國際法庭會議成員；
2000年，加拿大代表團赴斯得哥爾摩有關大屠殺國際研討會成員；
1997-2003年，國際人權及民主發展中心主管；
作為加拿大代表團成員，2003年赴維也納、2004年赴柏林參加了歐洲安全及合作機構的反猶太主義會議。
其他任職：
加拿大B’nai Brith：1983-85，人權組織主席；
1989- 高級榮譽法律顧問；
1996-1998副總裁。
加拿大律師協會：
1977-78 憲法委員會委員；
1979-82 憲法及國際法律條款主席；
1996-97 移民法條款主席；
1994-2000 種族平等法律專業工作組成員；
1999 加拿大人權法審核工作組主席；
1999-今聯邦法庭法律分支聯絡委員會委員，2004- 今主席；
2000-2004 種族平等執行委員會委員，2002-2004 主席；
2004-今平等法常務委員會委員。
加拿大難民理事會：
1989-1991 海外保護工作組主席；
1990-91 運輸認證國際專家組成員；
1992 海外特種保護部隊主席，1991-95 總裁。
加拿大猶太人協會：
1981-84 戰犯法律委員會主席；
1985-7 種族關係和法律程序聯合主席。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1983-94 加拿大參贊；1994-2003 副總裁。
1990-91年，南非國際防禦及援助基金加拿大理事；
1991-93，加拿大南非合作理事；
1985-今，加拿大《赫爾辛基觀察》共同主席；
1983-87，Manitoba權力及自由協會理事；
1993-今， 猶太大學加拿大友好人士，溫尼伯分社成員；
2002 曼谷，2005 里約熱內盧，ECPAT國際會議（結束兒童色情，兒童妓女及販賣）列席委員、創辦成員、法律顧問及協調人。
大赦國際：
1993-1999 國際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0-今 法律聯合會加拿大分區協調人（英語分支）；
2002-2005 反免罪工作組成員；
榮譽：
1992年獲州聯邦獎; 1995年歐洲退役軍人慶祝猶太戰爭勝利15週年紀念獎;
1996年獲托巴省權利與自由組織卓著成就獎;
1996年Concordia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1997年獲加拿大Shaare Zedek醫院基金會的Percy Barsky醫生人道主義獎;
1997年獲國家猶太婦女委員會(溫尼伯部分)的百年社區服務獎;
1997年蒙特利爾Honouree的釋法會首席法官;
1999年加拿大B’nai Brith人權同盟中西部地區人權成就獎;
1999年托巴省公共法律教育委員會人權成就獎;
2004、2005年加拿大B’nai Brith 總統獎;
2006年溫哥華多種信仰團體友好人。
2008年12月30日，獲得加拿大總督頒發的平民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Order of Canada）,以表彰他在人權、移民和難民法律事務方面做出的貢獻。
著書：
1986年《加拿大移民法》；
1987年與Susan Charendoff合著《耽擱的正義：加拿大納粹戰犯》;
1989年《聖所試驗》;
1989年與Ilana Simon合著《大門正在關閉：難民保護的失敗》;
1994年《反對人權侵害的鬥爭不再》;
1995年與美國國際特赦組織共同編輯《死亡機器》；
2000年《血字: 怨恨和言論自由》；
2005年《震驚之後: 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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