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不久前，看了一部電影，叫做《古斯特羅夫號》，被稱為德國的鐵達尼號。都是講災難沉船。一個是觸及冰山；一個是遭俄國潛水艇攻擊而沉。九千人死於攻擊而船沉。前此，尚有《德國女人》一片公演。也是講俄國人之罪行。這些書籍電影的問世，帶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人民，對於罪惡是不是要承擔責任，做出犧牲和死於非命。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是，當罪惡政權取得優勢，勝利和擴張的時候，人民，作為其政權的一個組成部分，有沒有上街遊行，歡呼，陶醉之權利——就像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日人舉國歡慶——實在是歡慶他們未來的死亡，原子彈和大廢墟。這是一種政權與人民之間負面間性關係的悖論。
在中國，人民問題如出一轍。1949年，1966年，或者鄧，鄧後時代，如奧運會時期，這樣勝利的人民歡慶又適時出現了；甚至將西方媒體一向以來獨立思索者也迷惑了。他們不知道這個運動會和漢城，和柏林運動會之大區隔。他們不能免俗地說，看啊！人民是在擁護這個盛會的。但是，這些西方人忘記了一個基本的政治提示。當拿破崙面對歡迎他的群眾的時候說，我上斷頭台的時候，他們也一樣歡呼。不止到拿破崙。反右時期，學生領袖林希翎也說，我在廣場講話，萬眾歡呼；我被批判，亦如此——她表示十分不解。我們看到，文革時期，擁護毛文革，萬眾歡呼；打倒毛人幫，四人幫，亦如此。
人們覺得十分奇特。用民主論解釋，可以說，這是一種人民多數意志的表達——用極權論解釋，這叫做無社會結構的人人反對人人之個人迷信。這是一種人民至大，也至小的政治政權領袖意志和喀裡斯馬主義的表現。這個表現的核心結構，就是列寧主義之群眾，政黨，領袖——就是研討極權主義理論家的政治無結構論。這些理論反映在現實中，多少激發一點人們的想像力，但是，政權為之之想像力絕對超過獨立人士的說教。他們利用鋪天蓋地的媒體實行一統宣傳，效果究竟如何？效果不如以前。因為，科技發展嵌入了武器的批判——使得批判的武器漏水。於是，現在，網絡博弈，對於人民整體產生了某種影響。但是，不可否認，人民之一半或者一多半，還是要為「珍珠港勝利」而歡呼的，就像中國人會為一個政權勝利而歡呼。
反之，當其失敗，人民又成為首當其衝的受難者（嚴格講，這個受難開始於勝利之初——二戰德國，猶太人處境相反）——直到他們為失敗者和勝利者付出雙重代價。勝利者德國人和勝利者蘇聯人經歷了這樣的歷史。我們說的那艘德國船，嚴格講是一民用客船，他理應受到國際航海規則之保護——但是，人們不要忘記了，德國船，德國乘客，德國海域，在蘇聯人看來皆為敵人。於是，開炮擊沉之，至少在勝利者的歷史中是不受指責的。就像德國女人被勝利的蘇聯士兵強姦，在大方向上不受追究。這是世界道德律被戰爭改變的顯著例證。
之所以抬出若干歷史背景，是要說明人民性質的解讀，往往是在勝利者和優勢方。這是不知保護少數民族和異議群體之極權主義人民觀的最為一般的描述。直接來講，人民的思維就是統治者的思維——雖然，他們中傑出者反對這種人云亦云。但是，異議者能不能改變這個基本態勢，我們認為看法並不樂觀。於是，改變，只能看少數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是能夠做到政權的更迭和轉換。（一般而言，德國社會民主黨取代李卜克內西的獨立黨，走上參予和左右議會從而執政之路，正是所謂社民主義取勝之捷徑。）只有在這個改變到來以後，多數人民才會隨之進行改變和認同。在此意義上，人民又成為政權的呼應者。他們回到原點，多數成為民主政府之擁戴者。所以，我們正是在這個前提下，看待新疆問題或者西藏問題。
這裡多了一個民族事項。其實，這個事項只要稍加轉換，即可復回我們上述理解的框架之中。簡單說，當政權一方，優勢民族在政治中佔據主流地位的時候，他們的政治傾向，就是上述勝利者之傾向，統治者之觀點，多數人之偏見。於是，維族或者藏族人士，在整體主義的統制結構裡，或許處在少數和異議（文化宗教習俗）之地位中。漢族人一般性享受勝利者和統治者的所謂優勢，利益均霑之——請注意，我們不是從本來的意義上言及此事，而是從極權和專制的政治理念上言及之——也就是說，一如毛政權把無產階級當作優勢階級一樣，其實，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專政無產階級（托洛茨基說）；而在正統方向，漢族認同了這個「民族無產階級」說——一如希特勒反而作之，是要把列寧，毛的階級問題，轉換成為種族問題。於是，在以漢族為主導的政治結構裡，維藏回等等民族，就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失敗者。
問題究竟何在？我們說，漢族勝利者和優勢者，是不是永遠會因為政治因素而保持於之？一般而言，漢族和政權，是不是可以保持某種永恆統制之態勢？這是一個問題。很多作者對於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顏色革命和巴以戰亂，撰述很多。其中，他們只是忽略了一個基本層面的課題。這個課題就是，民族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何以如此？從難點說。如，巴、以問題。西方價值觀無法解決之。為什麼？因為兩頭都是真理。以色列說，我們是上帝的選民，等待建國不是等待一二百年，而是等待了兩千年！（梅厄）。他們從歷史和宗教層面講，是對的；而他們佔領的土地，本來是英國人控制之巴勒斯坦地域。他們於是冒犯英國，更加冒犯了阿拉伯人，卻受到美國庇護和支持。於是，做成難民問題。難道是上帝讓他們這樣做法？起碼，聖經上沒有說——聖經上只是說過，要懲罰猶太人和索多瑪——希特勒是上帝的鞭子？所以，二元正確論，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南斯拉夫解體，是另外一個例子。這個例子不是雙向正確，是一項選擇。因為，正如我們所言，鐵托也好，赫魯曉夫，或者誰，也好。他們不是這些民族的正確選項了；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沒有正統性了——就像日本人不再歡呼於珍珠港之勝利——他們要死難於廣島和長琦，玉碎不能，只能棄玉重建，他們的正確和正統完蛋了。蘇聯解體闡釋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蘇聯民族依附於俄羅斯民族之正確性正統性和人民性，一朝完蛋，萬劫不復。於是，中國人的問題，正在從這個邏輯中延伸著：他們認為，中國（漢族）正統性尚未截止，他們正在以經濟發展，證明於之。
所以，他們把維族人和藏族人推於邊緣而絕對不會自省。因為，經濟利益趨使之，政治優勢偏向之，文化統一遮蔽之。於是，我們看見類似前蘇聯，前南斯拉夫民族大團結之假相——即便發生了事變，死了人，遭了劫，遇了難，他們還是毫無反悔地如是說 ——而美國之華裔政客忙不迭跑來於之商談、貿易、勾結。他們說，很簡單，我們還是要維護這個多民族大家庭之市場的；為漢族，為官僚，為某姓某氏，某利益之大格局。所以，漢人也好，官方也好，看不出有什麼臨界點不臨界點之危機。
於是，在政治風向尚未徹底轉變以前，一切如舊；官方照樣在槍口底下實行西部開發，佔據那裡的土地，劫持那裡的資源——美歐一幫政客和資本家，照樣往還於北京或者烏魯木齊——一切和諧，一切WTO。那麼，問題何在？就像蘇聯之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業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之情形一樣，如果中國一旦變化，正統和優勢一旦如蘇崩解，新疆事情，西藏事情等等，就會起而傚法南國，蘇東。他們的人民（民族）認同，就會天地翻覆，不再如前。就是拿破崙說的，歡呼勝利和歡呼失敗，沒有什麼不同！其間，民主原則或許不能戰勝民族原則，即便民主，台灣是不是回歸，問題仍在。為什麼？前車之鑑，殷鑑不遠，蘇聯，南斯拉夫民族獨立說擺著——而不同於早就民主之魁北克甚至愛爾蘭——這是印、巴，印尼、東帝汶，俄，車臣和其他國家少數民族所以要獨立之一般性因素。民主了，就獨立了。這個判斷式，有點殘酷，卻是一般性事實。
民族問題何以超越或者不能超越政治問題，其間，尚有一個更加深刻的悖論。這個悖論和「人民」悖論一樣，使得中國新疆問題和西藏問題，產生不同的詮釋甚至過度詮釋。這個悖論就是，西方自由國家與其原駐民和保留地的爭奪，抗爭和同化。這裡有兩個政治前提，一個是，如，美國對於前印地安居民的鎮壓和同化（他們保留的一點異族色彩，只備旅遊意義）；再一個是，英聯邦主義下，各個成員國的前殖民主義色彩；最後，則是西方人對於原殖民主義的有限反思和部分懺悔；加上美國反對英國之老化殖民主義的新政策：支持以色列，開通蘇伊士運河，退出菲律賓。等等。
問題是，如果自由主義國家，可以通過民主憲政同化原住民和少數民族，那麼，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為合法性的漢化政策，其走向，究竟會導致何種結局？歷史是無法假定的。我們從歷史的走向，欲判中國新疆西藏前途，也並不是一定能夠確定其前景。但是，其間，又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美歐國家變種或者異化其殖民政策，是緣於百分之百的民主憲政理念——也就是是說，他們完成主流社會和主流民族的同化政策，是以民主主義和自治主義為其框架的——雖然，這個自治主義，其實作業於白人種族之中。
換言之，原住民之所以進步，同化和邊緣化：就是「被和諧」，實在是因為他們並無比起英美更加強大的民族文化和歷史文明——這個文明其實是血與火加上自由、民主之歷史進程使然——正如一二百年前，約翰.，穆勒雄心勃勃地論證英國殖民印度之文明高級論優勢，以辯護他們統治印度那樣。所以，一言蔽之，民主，戰勝了各民族文化。接之，我們要問，中國文明，中國價值觀，是不是可以比同歐美文明，產生血火與自由之雙料貨色，以圖對於疆藏人民或者文化實行歐美式同化呢？同樣是一種殺戮，手段目的之異同，是不是產生中國模式，王震模式和西方屠戮政策，牛仔政策迥然不同之前途呢？
大而言之，正如前此馬克思主義者持論所言，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對於印度和中國，是不是要在他們完成了西方整體全球化以後，才產生社會主義？列寧主義對於這個觀點的反駁，帶來的社會主義不是民主而是獨立的歷史，是不是業已完結？亨廷頓和基辛格們，對於中國改革持論肯定，乃至發展到對於毛、周之讚美，究竟是塔列朗主義，還是民主主義？世界歷史上宗教戰爭之經濟內涵和政治內涵，是不是都寫在民族獨立或者不獨立之史書上，尚未定論？有沒有宗教和經濟的協同論，抑或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一切是一團亂麻，還是一種「星系」；人們從中可以找到規律，還是為規律所罔？
世界上有各種宗教同化的歷史，如，康斯坦丁之大和解政策對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唯一可以為專制主義找到藉口的佛教文化，和專制中華文化之結合容通，是不是產生新一種共產黨之文化，對於疆藏文化之融蝕可能性呢？這個問題在經驗出來以前，是不是可以做某種價值判斷和前景預判呢？西方人以其主流文化剝蝕異族文化的同時，其擁戴達賴喇嘛和熱比婭之用心，究竟如何達成其與中國整體文化的同一性呢？其政治價值觀，是不是倒影一種西方前殖民主義文化，對於其本土、異族文化消滅之反省呢？這個未來主義對於歷史主義之比對，究竟如何定位呢？
我們說，一般規律本身，就是歷史發生論的閭尾之瀉；當人們奢談歷史規律的時候，往往發現歷史業已被改變，被遮蔽。但是，我們還是要問，西方國家和中國對於疆藏問題的關鍵分歧究竟何在？這個分歧，就在於他們對於現實的考量和分辨。在這個前提下，他們再辟出中國模式的合法性或者半合法性，以苟全他們自身歷史上的不合法性，和以後的合法性之間性關係。直白而言，西方的歷史翻過去了，但是，他們允許中國製造新一輪如此這般之歷史乎！他們「以後」的自由憲政現狀，是不是要求中國「現在」如此作為，抑或，實行雙重標準？於是，他們說，中國現在要改變疆藏問題的僵硬性質，放軟身段，靈活應變；他們說，你們應該這樣那樣，只是維護政權一統便可，以期慢慢實行同化——就像我們當年汲取的教訓和經驗一樣；他們說，只要中國政府改變無效性為有效性，一切好說！這是美國政府眼下的新疆政策。這個政策，其實就是中美合舟共濟。故此，一切回到「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樣一種老生常談上去了，而枉顧了任何什麼價值論。
我們卻說，強大政權下面之潛流，比強大政權強大一百倍或者九十九倍。這是一般性原理；另外一個原理是，如果前專制主義政權一朝改變，其過去之整體主義（「各民族大團結」）和各民族現狀，就會火山爆發起來，變為一種民族獨立之訴求；與此相反，經民主上百年控制和同化之西方國家，獨立訴求反倒會變成為邊緣和異論——這是民主與極權政權對於民族問題最終會產生的兩個結局。這難道還不清楚嗎？自由主義的錯誤，是可以被上帝諒解的；但是，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之罪，往往沒有返還的餘地；他們是朝夕生死之菌類的那種生命。
自普魯士走向統一以後，德國民族的走向和整個歐洲的走向有跡可尋。凡是民主的，走向統一（東西德合併）；凡是專制的，走向分裂？是否如此，一般如此？人們尚可研討。歷史表明，歐洲的分裂在東歐沒有完結，如出現科索沃之獨立——但是，科索沃還是要加入另外一個歐洲大家庭，就是歐盟——所以，其政治問題尚起作用：對於前蘇東（南斯拉夫）國家之分離趨勢結合對於整體歐盟的一統——這是問題的結果。歐洲走向歐盟之一統；這和蘇聯的瓦解反向而持。這個走勢說明，人們從歷史和現實中印證的人民優勢，種族優勢和政權優勢，其背後之更加強大的優勢，就是天意的優勢，歷史的優勢和民主自由的優勢。如果人們只知道一種優勢，其實，他就是只知道劣勢而已；抱著劣勢，以為優勢者，很寒慘，很狹隘！所以，我們呼籲，要研究轉換之可能。就是有作家提出的，系統要整理，變化和改造。這樣，才能不出現拿破崙說的，勝亦是敗之悲劇演進。
諸公不可不思也。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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