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鮑彤先生在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導言里指出︰「{六四』鎮壓開了黨中央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上行下效，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台，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贊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
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的確，「六四」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不過嚴格說來，鮑彤先生的表述不太準確，黨中央用武力鎮壓公民並不是從「六四」才開始的。應該說，共產黨自掌權之日起，就開始了武力鎮壓公民。那麼，「六四」究竟是開了一個什麼先例呢？換句話，同樣是武力鎮壓公民，「六四」之後和「六四」之前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18年前的「太子黨綱領」中找出線索。1991年，《中國青年報》理論部組織了一批中共少壯派官員和學者舉行系列研討會，會後寫出長達一萬四千字的研究報告《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此文也被稱為《太子黨綱領》。
在《太子黨綱領》中，作者提出︰「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後，這一轉變更加緊迫。」作者批評共產黨「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敢講嚴政」；作者認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共產黨的武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黨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
乍一看去，這幾句話簡直令人莫明其妙。共產黨已經執政四十多年，怎麼到如今反倒提出「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來了呢？若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一直高舉「革命」大旗，不斷革命，不斷搞政治運動，致使經濟建設受到很大沖擊；那麼，這種局面不是早已隨著「四人幫」的垮台，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政以來就已經結束了嗎？至於說中 共實行「驕民政策」，對群眾「不敢講嚴政」，明顯與事實不符，更是無稽之談。
其實，《太子黨綱領》要說的是︰過去，在理論上，共產黨總是聲稱它的權力是來自人民，共產黨總是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人民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因此，在過去共產黨從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氣壯地鎮壓人民。對於來自人民的反對或抗議，共產黨唯一的辦法是宣布對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由此才能獲得鎮壓的合法性或正當性——這就叫「民粹主義」，這就叫「驕民政策」，這就叫「不敢講嚴政」和「群眾運動天然有理」。這套理論，在革命時期當然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在執政時期就是無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繼續采用這套理論，只會作繭自縛，給反對派提供思想武器。在「八九」民運中，之所以有很多民眾不相信共產黨會大開殺戒，那無非是因為他們都想︰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人，我們就是人民，你總不能還說我們是「一小撮」，還說我們不是「人民」吧。既然你無法否認我們是人民，既然你們號稱是「人民政府」，你又怎麼能公開地鎮壓呢？「人民政府」怎麼能公開地鎮壓人民呢？在蘇東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標語「我們才是人民！」，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那里的共產黨就象被戳穿騙局的騙子，頓時心虛起來，再也扣不動手中的扳機了。
然而在中國，「六四」屠殺終究還是發生了。「人民政府」公然武力鎮壓人民！這就不能不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徹底破產。《太子黨綱領》意識到，在「六四」和蘇東劇變之後，要修補這種合法性已經不可能，而且也沒必要。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如干脆把話挑明，干脆說明我們共產黨不是什麼人民的政府，我們是統治人民的政府；我們就是要統治你們，別以為你是人民我們就不好意思鎮壓你。
如果說在「六四」前，中共鎮壓人民還要編造借口，要費盡心機地把人民說成不是人民，那麼「六四」就是開了先例，開了編不出借口也要血腥鎮壓的先例；從那以後，中共鎮壓人民就用不著再編造什麼借口，非把人民說成不是人民後才敢動手。這一點，看看這些年來中共對工人、對農民的維權活動的武力鎮壓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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