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選粹(1)

1947-1959婚姻、家庭、法律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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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初諳政事(一)

  如果說進入牛津大學是一個驚喜,那麼離開牛津大學就是另外一種震驚了。在牛津,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樂此不疲地在化學領域裡探索,熱衷於校園政治。要告別這一切真是一種痛苦。

  為幫助應屆畢業生找到合適的工作,牛津大學新成立了一個職業介紹委員會,該委員會安排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其中之一是帝國化學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廠,地點我想大概是在比靈赫姆。幾位經理對我們這些求職者進行面試,並寫下了書面意見,交給總經理。總經理最後對我們進行面試。在接受面試時,我發現經理們給我寫的評定意見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從桌子對面偷看一眼。這些評價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經理寫道:「此女子個性大強,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參加了三四次這樣的面試,雖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歡這樣的考試。不僅僅是因為我被帶人了一個新的工業世界,還在於那時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禮,樂意傾聽每個人講述他們個人的抱負和憧憬。我最終被BX塑料公司的研究開發部錄用,該公司就在科爾切斯特附近的曼寧特裡。BX塑料公司生產一系列工業用和民用塑料產品,包括膠卷。

  很少有人喜歡一項新工作的開始階段,我也不例外;當初我同該公司負責人面談時,我理解我的職務大概是研究開發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這個職位,因為我想這個職位使我能更多地瞭解公司是如何運作的,並施展我在化學知識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報到上班時,公司說那個職位的工作並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頭紮進了那豐富多彩的塑料世界裡。研究與開發部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剛剛成立,萬事開頭難。但到1947年聖誕節前夕,我已經有了一兩個朋友,一切變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幫助我渡過了這個難關。研究與開發部也已搬到勞福德附近的一幢相當漂亮的房子裡。像公司的許多其他人一樣,我也住在科爾切斯特。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小鎮,我在鎮上找到了舒適的住處,班車每天接我們去勞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樣,我還是離不開政治。工作後,我立即加入了當地的保守黨協會,積極參與黨的各種活動。我特別喜歡參加一個叫做「39-45」討論小組的活動。在那裡參加過二戰的保守黨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當時各種政治話題各抒己見。我也儘可能地與一些如愛德華•博伊爾那樣的老朋友保持聯繫。愛德華後來在1950年大選中,被選為伯明翰選區議席的保守黨候選人,1948年10月,我作為牛津大學畢業生保守黨協會的代表出席了蘭多諾保守黨年會。本來校友會希望我在大會上講話,附議校友會提出的一項關於對取消議會中大學席位表示遺憾的動議。那時大學畢業生在議會有自己的席位,他們除在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外,還有權在其大學投票。(我支持為大學設專門席位,但不支持大學畢業生有兩次投票權。我認為應該讓畢業生選擇在大學或其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本來那將會是我第一次在保守黨年會上講話,但後來一位來自城市的先生成為附議者,因為城市的席位也將被取消。

  沒能講話給我帶來的失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且是以一種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參加完了一次討論會後,同別人探討起未來想幹什麼的問題。年輕人經常談起這樣的話題。一位牛津時的朋友約翰•格蘭特說他認為我將來會想當一名議員。「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選為議員候選人的希望幾乎為零。」我當時還應該說,我沒有工資以外的收入,根本當不起議員。我甚至沒有去爭取被列入希望參加議員候選人選拔的人選名單。

  同一天晚些時候。約翰•格蘭特碰巧同達特福德保守黨協會主席約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時,協會正在物色一名候選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談話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們還在為達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選人。」(大選最遲必須在1950年舉行,還有可能提前,而達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選,這使保守黨中央總部非常著急。)

  「是的,有什麼建議嗎?」

  「有個年輕婦女,瑪格麗特•羅伯茨,你們也許可以見一下面,她真不錯。」

  「是嗎?但達特福德是個工業重鎮,我想一個婦女恐怕不行。」

  「當然,你是行家裡手。但為什麼不可以先見見她呢?」

  他們同意與我見面。星期六,我應邀與約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達特福德婦女協會主席弗萊徹夫人在蘭多諾碼頭餐廳共進午餐。

  他們大概是對一位婦女成為達特福德議員候選人持有異議。雖然如此,他們對他們見到的這個人還是喜歡的,我跟他們也很談得來。米勒夫婦後來成為我的親密朋友。弗萊徹夫人很有風度,我很快對她產生了一種敬慕之情。午餐後,我們沿著碼頭走回會場,找個好座位,聽黨的領袖溫斯頓•丘吉爾發表演講。大會開了一週了,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那時,黨的領袖並不出席年會,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後集會上露個面。自然,他講話的重點是外交事務。因為那時蘇聯封鎖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運日用物資。他傳達的信息是令人憂鬱的。他說: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保護歐洲兔受共產主義暴力,並警告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正可怕地向我們逼近。

  直到12月我才收到達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於市裡奇街的保守黨中央總部面試,這裡離議會不遠。同其他許多有望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12月30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選拔委員會的瓦前,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這樣的場合多麼讓人神經緊張,忐忑不安。不感到緊張的面試者很可能發揮不好。因為懂化學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現,你的腎上腺液需要流動。我很幸運,桌邊有幾個人對我比較友好,當然在這種場合,這對一名想進入政界的年輕女子來說,既有好處,也有不利。

  我通過了這次面試,他們還通知我去達特福德參加下一次面試。1949年1月31日星期一,我應約到達特福德布爾飯店,向約由50人組成的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執行委員會發表講話。同其他5個參加面試者一樣,我需要發表15分鐘的講話,然後再回答10分鐘問題。

更有可能給我帶來麻煩的正是那些問題。當時許多人本來就對婦女候選人抱有很大的成見,對婦女競選達特福德這樣的工業重鎮的席位更加如此。毫無疑問,這是男人的世界,連天使也不敢涉足。當然,還有,保守黨人贏得這個席位的希望很小。當然,即使像埃布韋爾那樣被認為是工黨有把握獲勝的席位,參加候選人角逐的保守黨人也不會道破保守黨獲勝希望渺茫這一點。在芬奇利,工黨議員比保守黨議員候選人多得兩萬張選票,這種差距是難以消滅的,但也許,這個誰也不願意點破的事實反而對我有利。為什麼不冒險讓年輕的瑪格麗特•羅伯茨當候選人呢?保守黨不會輸掉什麼,卻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傳。

  一次政治活動成功的最可靠的信號是你感覺還不錯。在達特福德的那個晚上,我感到很順利,事情的結局證明我的自信是對的,我被選中了。會後,我留下與協會的幹部共進晚餐。因為不僅候選人如釋重負,選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評者,而成為候選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墜霧海,但很高興。大家給我這個年輕候選人提了很多建議,告許我許多事情,並主動表示願意幫助我。有些政治家經常被問及「你究竟為什麼那樣做?」,以上這些友好舉動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爭取黨的總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應是候選人先獲黨的批准,再參加選拔。但我獲委員會選拔通過後第二天去中央總部會見婦女主席瑪喬麗•馬克西小姐時,卻未遇到任何困難。幾個星期後,我應邀參加一個晚宴與黨的主席伍爾頓勳爵、副主席J•P•L托馬斯、馬克西小姐及地區代理貝麗爾,庫克小姐見面。在以後的幾年裡,瑪喬麗•馬克西、貝麗爾•庫克成為我的堅定支持者,她們給了我許多有益的建議。

  選拔通過後。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會議是候選人給協會全體人員留下一個好印象的第一次機會,所以這樣的場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義。由於當地新聞界應邀出席,這也是一次在當地擴大影響的機會,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父親的光臨。這是第一次我和父親站在同一講台上在同一個會議上講話。父親談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黨,而現在是保守黨人舉起了老的自由主義的旗幟。我講話的主題在內容上有些格萊斯頓式,形式(長度)上卻不盡然。我強烈主張「政府應該去做任何稱職的家庭婦女在錢緊張時要做的事——檢查自己的帳目,找出問題」。

2月底的正式任命會議以後,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的兩位要人,索華德夫婦邀請我出席他們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們的房子位於達特福德選區的埃裡斯,離索華德擔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劑公司不遠。該公司生產油漆和化學產品。索華德的老闆,公司的總經理出席過我的正式任命會議,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這樣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見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他瞭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對經濟瞭解得更多。他的職業愛好是油漆,而我的職業興趣是塑料,看起來這種友誼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礎,但這些共同愛好使我們很快建立了對科學的共同興趣。從當晚的宴會中我發現他的觀點是純粹的保守主義的觀點。

  晚宴後,丹尼斯開車送我回倫敦,以便我能及時趕上回科爾切斯特的午夜火車。晚上開車,這段旅行時間並不長,但這段時間不長的旅行足以使我發現我們倆的共同點還很多, 丹尼斯酷愛讀書,尤其喜歡讀歷史、傳記和偵探小說。他好像讀過《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們還發現我們都喜歡音樂:丹尼斯喜歡歌劇,我則喜歡聲樂。

  從那以後,我們經常在選區的一些活動中見面,也在其他場合頻頻相見。他風格獨特,有銳氣,偏愛快速車,開一輛「美洲豹」。他長我十歲,比我更諸世事。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見面談論的多是政治,隨著見面越來越多,我們也去看些話劇,或共進晚餐。像其他戀人一樣,我們也有我們喜歡去的餐館。一般的約會要到索霍的小麵食店。具有特殊意義的約會要到菲茨羅維亞的「白塔」、澤邁街的法國餐館以及「綠藤」。丹尼斯十分細心,會關心體貼人,使我很高興。我首次參加達特福德的選舉運動後的聖誕節,丹尼斯向我贈送了一份非常別緻的禮物,是一個帶銀蓋的水晶化妝粉盒。我至今珍藏著這份禮物。這時,我開始認定丹尼斯是認真的。

  我們本來可能很快就結婚,由於我酷愛政治,而他喜歡橄欖球,所以星期六我們總是各有各的事,無法約會。但為彌補約會不成的缺憾,他對我的選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一有問題立刻解決,所有的後勤雜務均由他安排周到。實際上,他向我求婚及我們訂婚的事無意中也在政治上幫了我的忙。選舉的前一天,貝麗爾•庫克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將我訂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後再為選舉助一臂之力。

  對於丹尼斯的求婚,我認真地考慮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把婚姻問題列入我的計劃。我因此就沒有考慮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問題會水到渠成,自然解決。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戰前結過婚,戰後婚姻破裂,他請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越是考慮,越知道我該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是可能的,40多年後的今天我感到當時決定說「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之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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