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中共人士可能不會同意我這種說法。他們會列舉中共給新疆的種種好處，以說明得到那麼多好處的新疆本土民族只會感激，而不會與北京和中國為敵。
我不否認北京給了新疆很多經濟上的好處。即使對我這樣多年關注新疆情況的人，有些數字也使我印象深刻。如中共新疆黨委第一書記王樂泉在接受法國記者採訪時透露︰2000年新疆在基礎建設方面投資620多億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國家投資；1990年至2000年國家向新疆總共投資2,540億元；2001年至2005年，國家在新疆的投資將達到4,200億元；新疆每年的公路投資保持在60至70億等，都超過我的估計。
不過這不能改變我的看法，以經濟情況說明民族問題，我認為是一種文不對題。但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共人士的思維定式，只要涉及民族問題的時候，它總是開口談經濟。對此，西藏人的異議已經表達得很清楚︰「如果給人錢和食物，卻逼人每天罵自己的父親，能讓人產生感激之心嗎？」罵父親可以是一個比喻（對藏人來說並不是比喻，因為北京天天逼藏人批判的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比父親還高），它說明民族問題的根本是在精神文化的層次，而不是物質的層次。讓人罵父親不會並使人有物質的損失，但讓人心中生出的憎恨卻遠不是物質可以彌補的。
某位外國記者描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族兒童每天晚上把地方當局規定白天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需要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都做出如此的舉動呢？
我在寧夏曾與一家從新疆遷回的當地人聊過，他們去新疆七八年，終於下決心回來。女主人跟我解釋原因時說，連那麼大點孩子看咱們的眼光都好像有仇，還從背後扔石頭，那地方能呆嗎？從孩子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的話，就可以說成了全民的同仇敵愾，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了這一點。
在我看來，新疆的民族仇恨深入的程度，遠遠超過西藏。西藏的普通百姓，尤其是農牧區的百姓，對漢人沒有普遍的敵意，而在新疆，對漢人的仇視卻是無所不見。
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中，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著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的餘地，而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地評估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在七號檔的路線上走下去，毫無疑問是越走越近。
藏人對漢人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像新疆那樣普遍，除了有些解釋所說的兩個民族宗教相同，還有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原因，即西藏的漢人移民遠遠少於新疆，近年雖然有所增加（多為流動人口），主要也是集中在城市和交通幹線。從人口總數上來說，漢人在西藏自治區佔的比例很低，即使把所有藏區都算上，漢人比例也不高，尤其在廣大農牧區，漢人數量更是微乎其微。沒有每天面對面的民族之爭和互動，民族主義是不會真正進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
但是在新疆就不一樣了，總數將近750萬的漢人已經超過新疆總人口的四成（2000年為40.61%），而新疆的主體民族－－維吾爾族，在新疆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只高出漢人幾個百分點（1996年為46.9%）。從剛公佈的新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字看，10年間新疆漢人數量增加180.23萬人,增長比率為31.64%，而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150.34萬人,增長比率為15.89%。說明漢人仍然在不斷向新疆移民。漢人移民多了，就會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與當地民族直接面對，甚至去爭搶他們的資源，瓜
分他們的市場，民族之間的衝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經驗息息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導致發生巴勒斯坦化的情況。
對治理新疆而言，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只考慮眼前，並且為眼前的小得而毫不介意地喪失久遠。當然這也是中國整體普遍存在的問題，權力體系上上下下無不如此。
同時這也反映當今中共統治者的權力拜物教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就都可以恣意妄為，而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新疆的突厥語民族把所有水都視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潔淨，而且還要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骯髒的東西，連漢人都這樣想，不要說穆斯林，何況是王震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是弄髒了所有新疆人喝的水。這種事漢人可能覺得無所謂，對穆斯林卻非常嚴重。我簡直無法想像，共產黨治理新疆那麼多年，竟然顢頇到這種程度，對此卻既不願意瞭解，或者即使瞭解也得先滿足王震的願望，1,000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則得讓位。
不錯，王震的骨灰撒也就撒了，而且還要大肆宣傳，讓每一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人對此的確沒有辦法，水還照樣得喝，但是當1,000萬穆斯林每次喝水的時候，眼前是不是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他們會隨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那種出於短視的穩定措施，如不讓新疆的清真寺自己辦教授可蘭經的學校。原因是發現有新疆分離主義者利用講授可蘭經進行建立東突厥國的宣傳，學習可蘭經的學生也往往成為參加抗議活動的骨幹。的確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我毫不懷疑，但問題是宗教怎麼可能不傳教。你不讓他在新疆辦學，他們就帶著更多的仇恨把孩子送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國家，孩子最終可能在那裏被訓練成塔利班，不光接
受可蘭經的學習，還有聖戰的思想與恐怖主義訓練，最終被派遣回新疆進行恐怖活動，為的是讓新疆能夠有傳教的自由。這種措施帶來的危險，難道不是遠遠超過讓他們在新疆的學校學習嗎？
「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眼前看上去是有效的，騷亂不再出現，恐怖活動可以推給國際恐怖主義，只要穩定能夠保持，就是新疆主政者的「政績」。
然而，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人們對問題獲得解決是抱著希望的，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的時候，那意味的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先生所說的「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誰也沒有真正領會他的教導。今天的當權者甚至為此得意，維吾爾人被管得服服帖帖，誰要敢流露出一絲不滿，就會立刻遭到迎頭痛擊。但是，這種處處置人於死地的做法，雖然能夠震懾一時，長遠來看卻在醞釀更大的爆發。把所有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決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因為萌芽狀態並不能真實地顯露矛盾的性質，很可能許多積極因素同時也被消滅掉，而且矛盾若能得到釋放也就可以得到消除。所謂「消滅在萌芽狀態」並不是真地消滅了矛盾，矛盾仍然存在著，只是被壓抑，同時在加深，和其他被壓抑的矛盾一同形成積累，早早晚晚是被一些無法預料的突發事件所引發，而進行要釋放的。所以，當人民群眾鴉雀無聲的時候，其實是隨時都可能聽到驚雷從無聲中響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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