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編者按：今年是「六四」二十週年，隨著中共對國內媒體、社交網站監控愈來愈嚴密，生活在神州大陸上的中國人，逐漸被強迫遺忘那被血染的「六四」。
儘管中共至今出動軍警高壓控管，操縱媒體極力掩蓋真相，全世界已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譴責中共屠殺「六四」學生的暴行。八位親歷六四事件的人敘述八九年見證中共血洗天安門的經歷，一段段心碎記憶鮮活還原……
每年的六月四日，都是中共當權者的噩夢。無論是採取監控媒體、對新一代洗腦，還是採取高壓手段以迫使全民「失憶」，都無法使人們忘卻那個血染的天安門廣場。從前總書記趙紫陽到普通黎民百姓，二十年來的回憶錄及著書層出不窮，世界各地的追憶反思紀念會更是年年召開。年復一年，人們逐步認清中共的本質，開始放棄幻想，呼籲終止一黨暴政，去爭取民主中國的誕生。
以下摘選了八位親歷六四的人寫下的回憶錄，其中有至今無法回國的學生領袖、當年的學生、悲痛欲絕的天安門母親、反思的軍官和反叛的外交官、以及外國政治家和因支援六四而失去商機的外商。
1.回家的努力不會停止
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殺後二十週年，被中共通緝二十位學生領袖齊聚華盛頓D.C，為六四亡靈追思紀念，唯獨吾爾開希缺席了這場聚會，獨自前往澳門「投案」，執行一場回家計畫。
吾爾開希在三日下午抵達澳門機場時，電腦屏幕快速出現紅色的警示，移民局官員通知他，根據澳門《內部保安綱要法》，拒絕他入境。他說：「我是中國政府的通緝犯，前來投案，請你們將我引渡回中國。」保安人員大感意外，留滯機場一夜後，於四日中午一點鐘，由十二名警察架著胳膊強制他登機，遣送回台灣。
在這二十四小時內，吾爾開希的舉動引起了港台媒體的關注，他意志堅決地正面挑戰共產黨，表達一個強烈的訊息，「讓我們回來，讓流亡者回來，我們回家的努力不會停止！」
在六四二十週年，中共以經濟假象迷惑國際社會之際，吾爾開希強調，中共必須面對歷史，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況。他期待有機會重回中國，再次與當權者進行人權與民主的辯論。
屠殺與流亡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與中國總理李鵬進行的對話辯論，是吾爾開希被列為八九民運首要通緝的主要原因，當時吾爾開希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也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發起人之一，參加了廣場絕食行動，並與學生代表參與對話，數度打斷李鵬談話。
「透過媒體轉播，老百姓看了以後很受鼓舞。我猜想這是中共將我列為通緝第二號的原因。」
六月三日晚間十一點，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舉世震驚的大屠殺，當時吾爾開希在中共開槍殺人的地方——東直門，眼見坦克車隆隆，步兵跟在後面，槍聲大作，站在馬路兩側的學生和民眾，被機關鎗掃射，不斷有人倒下。當時的他，充滿了絕望和憤怒。
中共開槍鎮壓震驚全球，國際間展開救援行動，大量的民運人士逃亡到海外，一別就是二十年。
想家與回家
「事實上，這二十年來，想回家的念頭，從來沒有停止過。」老家在新疆的吾爾開希，除了思念他維吾爾族的家人，更思念故土中國的民主化，企盼一個有朝一日脫離共產制度，走向民主。
「想家」，對於吾爾開希而言，一直有著雙重意義。
「離開中國的那一瞬間，那個場景我都還記得，那是一個深夜，我從珠海涉水走入海中，游到接應的船上，但是我在走入海裏、一腳踏入水中的時候，心情馬上一沉，我就知道今晚我離開中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從那個時候，就一直想要回家。」
二十年的今天，「對家人的思念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所以，即使要坐牢，用投案的方式，我也要回去。」
「中共用極其慘忍、野蠻、株連九族的做法，限制我的父母出境，這是一個完全不符合任何人權人道精神，也不符合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本質。」
六月四日中午，雖然被澳門警方強制遣返，被迫返回自由國度台灣，吾爾開希仍然強調，「回家的努力不會停止。」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吾爾開希認為，目前共產黨對內採取的是恫嚇，他恫嚇百姓，所有對共產黨的挑戰，都會導致混亂，都會回到文化大革命；對內謊稱台灣和香港都是因為有民主，所以混亂。對國外，則是採取的是欺騙，欺騙國際社會，中國老百姓並不想要民主。
在台灣生活十三年的吾爾開希，親身見證台灣民主的有序和可貴，更見證了中共的謊言技倆。
「台灣多元、嘈雜，沒有整齊劃一，但是充滿活力，台灣一點都沒有脫序。如果中國人民在台灣住過的話，他就會知道，台灣民主不會帶來混亂。」
「事實上，台灣是何其有幸，在國共內戰後，沒有共產黨讓共產黨來，所以才有今天的非凡成就，才有今天保留下來的這一塊淨土。」
他強調，台灣的民主恰恰說明了「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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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
吳仁華是北大七七級學生，畢業後在中國政法大學工作，是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後流亡到美國，現任《新聞自由導報》主編。他見證了六月三日晚間的屠殺。
罪惡的槍聲終於迴響了，時間是晚十一時許。當第一陣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廣場時，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緊接著，從北京城不同方向陸續響起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眺望西長安街方向，熊熊火光衝天而起，染紅了那一片夜空。午夜十二時，廣場學生廣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學生死亡於西長安街軍事博物館前的噩耗，引起在場學生的強烈反響，悲憤情緒迅速瀰漫。
軍隊拿機關鎗瞄準手無寸鐵的學生
凌晨四時，廣場上的全部燈光突然一齊熄滅，黑暗籠罩了整個廣場，頓時造成極強烈的恐怖氣氛。軍隊開始逼近紀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頭戴鋼盔的軍人，平端衝鋒槍，手指緊扣著板機，如臨大敵，成戰鬥隊形，彎著腰，以蛇字形向前推進。面對著手無寸鐵、靜坐不動的和平請願學生，他們採用這種戰場上的姿態，實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
軍隊在距離學生隊伍不到十米處停下並迅速布好陣式。最前面是一排機關鎗，約二十挺，架在地上，機槍手趴在地上，槍口緊緊瞄準學生隊伍。其後是一排排衝鋒槍手，第一排蹲著，後面幾排站著，槍口也緊緊瞄準學生隊伍。最後面是人數眾多、陣容更為龐大的方陣，其中夾雜著少量手持電警棍和又長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這是一付典型的鎮壓陣式。
我與特別糾察隊的成員們坐在紀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級台階上，當軍人衝上來後，已經從最後一道防線變為第一線，首當其衝。端槍的軍人分排在我們的身後，槍口幾乎緊貼著我們的後背，生與死已經沒有界線。我的思維一片空白。
軍人不斷地施暴，時而對我們用槍托砸、槍管捅和大腳踢，時而在我們的頭頂端槍一通亂放，槍聲震耳欲聾。在持續不斷的暴力下，幾乎沒有人不受到傷害，我的腰部也受了傷。不少人先後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級台階，但都堅強地爬起來，一聲不響地依舊坐回原處，一動不動，甚至都不屑於回頭望一眼軍人。
面對鎮壓心中傷痛無以名狀
我們的遭遇還算幸運，而那些位於紀念碑底座之下的學生們面對的是數以千計的軍人和防暴警察。這些軍人在當局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兇殘地綁架和殺害解放軍官兵」的欺騙煽動下，早已對學生充滿仇恨，認為學生是禍根。他們如出山的猛虎，兇狠地撲向學生隊伍，用棍棒、槍托和刺刀猛烈的襲擊。端坐不動的學生被無情地踐踏，慘叫聲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傷亡急劇增加，部分學生終於被迫站起來，那些堅持不撤的人，則受到更為嚴重的踐踏。
在撤離過程中，學生隊伍擁擠不堪，甚至令人透不過氣來。軍人的襲擊，更加劇了學生隊伍的混亂和擁擠，不時有學生被擠倒或絆倒，並被無法止步的人流所踐踏，耳邊不時傳來女學生淒厲的慘叫聲，有心相救而無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絞，無以名狀。
當我們在箭樓附近路口拐向前門西大街之際，從身後廣場方向又傳來一陣密集槍聲，不久，有學生從隊伍後面追趕上來報訊，那群堅持不撤的學生慘遭槍殺。悲憤的學生隊伍行進得非常緩慢。到了箭樓附近，街道兩旁才出現群眾，大約有數千人，全都淚水掛滿雙頰。一些學生跪下了，泣不成聲地說：「我們對不起大家，我們沒有盡到責任……」
上午十時許，我們回到了自己的校園——中國政法大學。在校門口翹首以待的師生們，一擁而上，緊緊地擁抱著我們這些倖存者。校園內外，一片哭聲。我們還活著，我們是倖存者，但是，我們沒有絲毫的欣喜和慶幸。面對著並排躺在教學大樓前的五具遇難學生屍體，我們齊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聲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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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東歐變革作出重大貢獻
德國議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海巴赫（Holger Haibach）寫道：「可惜我記不清當時的情景了。我只記得，我聽到這一事件時很震驚，因為我無法想像，中國政府竟然能這樣射殺和平情願的學生，甚至使用坦克。我當時覺得這簡直不可能，因為我還一直相信執政者擁有理性。」
中國抗議者的勇氣無疑激勵了東歐人民，站起來反抗共產極權的壓迫。人往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榜樣，自己才會行動起來。中國抗議者以他們的行動，同時以付出自己生命的代價，為東歐變革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同時，當時的東德掌權者為了恐嚇正在萌芽狀態中的東德民主運動，有目的地在電視裏播放中國軍人血腥鎮壓抗議者的鏡頭。
迄今為止，中國政府還是不願談一九八九年的這一事件。當局不應迴避這一話題，理應和抗議者及他們家人進行對話，尋找政治開放的途徑。從長遠來講，一個自由、開放、民主的社會才是中國長治久安的保障。一個政權不可能用對壓迫全民族的方式長期統治人民。遺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幹部都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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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
六月一日，被外界譽為「天安門三君子」的余志堅和喻東嶽在得到美國政治庇護後首次到訪華盛頓，準備同魯德成一道參加今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紀念「六四」二十週年系列活動。喻東嶽因六四服刑十七年，直至精神失常，至今不能正常回答記者提問。
余志堅敘述了他們為何於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天安門廣場用顏料塗污了懸掛在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
二十年前的那一場六四是一個大屠殺的日子。六四運動當中提出了反官倒、反腐敗，在政治上也提出要求修改憲法、要求政治民主。確實是一場民主運動。參與的人也不僅僅是中國當時的大學生幾千萬、上億的民眾都參與到了六四運動當中。
五月二十號，中共宣布戒嚴，接下來這一場運動應該怎麼樣進行？不管是運動的參與者，還是運動中起一些領導作用的人應該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向廣場的高自聯提出對於運動發展的三點意見：第一，應該宣布要進行鎮壓戒嚴的這個中共政府是非法政府，不代表人民；第二，學生、市民應該組織起來能夠佔領人民大會堂、電視臺、廣播；第三，宣布全國罷課、罷市、罷工。
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同時打出兩個橫幅，上書「五千年專制到此可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在我們看來，中共的統治從四九年到八九年都是毛澤東式的專制統治，我們把毛澤東像看作是中共專制統治的一個象徵。我們希望能夠以此呼喚這個運動的所有參與者，能夠扭轉這場運動可能失敗的那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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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鮮血擦亮了我的眼睛
天安門母親在「六四」慘案二十週年祭文中說：他們（死難者）在二十年前的六月三日夜晚，在最危險的時刻奔向了最危險的地方。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擋戒嚴部隊向天安門方向進軍時，被密集的槍彈射殺的；有很多人是在東單和西單路口與軍隊的對峙中飲彈倒地的；還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殺現場搶救傷員、同軍隊搶奪同 伴屍體時被打死的；還有一些大學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時，在六部口被從身後開過來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提起二十年前那個恐怖的屠殺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顫，那錐心裂骨的喪子之痛，將伴隨我一生……」
六月三日晚十一點多鐘，王楠已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樓上，我們正準備躺下休息；突然一陣清脆的類似鞭炮的響聲劃破夜空，「開槍了！」我的丈夫驚呼。我馬上反應是：「不可能！」緊接著一串串槍聲、救護車的笛聲、人群口號聲交織成一片。我絕對不相信共產黨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直到有朋友來電話，敘述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殺現場，我才突然想起王楠！
六月四日凌晨，我推開王楠房門，看見桌上留一張字條：「我去找同學了。六、三。」直到下午他都沒回來，也沒有電話。一向鎮靜的我此時心亂如麻，失聲痛哭。親友們分頭去了二十四家醫院也未找到王楠的遺體。直到十四日，接到月壇中學電話，讓我去護國寺中醫院辨認一具無名屍，是從天安門西側二十八中學門前挖出來的，從服裝和體貌特徵辨認，肯定是王楠。
一週內我滿頭黑髮長出一叢叢白色，失去孩子的母親，心中的悲憤無法形容。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中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六月三日晚，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在南長街，當戒嚴部隊開著槍過來時，他衝出去照相，接著便中彈倒下了。
當時有群眾衝上去搶救，戒嚴部隊不准。兩點多鐘，一個志願醫療隊發現王楠倒在路邊，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體溫和心跳，便想將他抬離現場去醫院搶救。又遭軍隊拒絕。醫生給王楠包紮傷口，做人工呼吸，但畢竟血流得太多，到凌晨三點半，王楠的生命終止。五點多，戒嚴部隊趕走學生，民警來「打掃現場」，據說早上七點有衛星啟動，會拍下這些屍體。因此為了讓官方媒體放心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而「埋屍滅跡」。
在半年多的尋找真相過程中，我上百次的敘述著王楠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流乾。
後來，了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傷，我感悟到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國家的恥辱。也不僅是某個人的決策問題，而是這個制度問題。我開始對共產黨產生懷疑，對幾十年灌入我腦子裏的道理產生很多問號。由一個不關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向公民轉化，我從一個悲痛的母親走向尋求正義、討還公道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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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整個世界顛倒了過來
去年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因為在校園同情西藏人士，並支援西藏人權，遭到大陸「憤青」激烈的人身攻擊。這種壓力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來說，可以說是過於沉重。王千源表示，那次事件之後也有過彷徨，但是許多正義人士，包括當年的六四學生和許多美國議員堅持真理的精神都帶給她勇氣。
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王千源才剛剛一歲。六四大屠殺即將過去二十年，在那一個晚上發生的事，對中國大陸八十後出生的一代來說，可以說是一片模糊。今年六四前夕，在大屠殺中被坦克壓斷腿的方政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講述當年經歷，王千源為他擔任翻譯。王千源表示，出國之後看到了記錄六四事件的影像，才赫然發現在大陸聽到的都是謊言。
我的父母可能不想讓我知道「六四」的事情，也不想讓我成為「六四』這樣的人，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年輕人總是要有這種激情在的。報效祖國的這種心境是正常的，而且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
「六四」和我之間隔了一代人，「六四」事件我在早期看是比較激進的，但現在想來，在當時那種全國都比較激動的情況之下，學生替政府擋了重重的一刀，政府當時準備做個嘗試，由學生開始，然後他們後來又成為替罪羊。
而現在我看來，民主發展又成為中國政府內外以及民間各界都在進行嘗試的新的方向，現在走的這一步將會更加堅實。
在「六四」那一代，他們的父輩是文革時期受過心理重大創傷的一代人，所以他們沒有頂樑柱的支撐。而我這一代因為有了「六四」這一代人的嘗試，他們是在中國歷史上承擔過一次重大的改革嘗試的一些有志之士，他們現在進入了壯年，成為我們這一代未來嘗試新的民主運動的時候的重要頂樑柱。
我很有幸在來到美國後遇到了很多天安門事件目擊者。我遇到過一個美國學生，他當時在天安門做記者，他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我都看了，而且我也看了天安門記錄片。感到非常的震撼，覺得整個世界像顛倒過來了一樣。
我經歷了很多很多的變化，我現在覺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有什麼樣的原則。我認識到很多一直堅持到現在，經歷二十多年仍舊不放棄的這些人，讓我有更強的信念。我覺得別人說你是什麼樣的人並不重要，關鍵是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我覺得最大的自信和勇氣是知道你明明知道要付出什麼代價，但永遠還是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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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心和中國學生連在一起
君特．諾克（Guenter Nooke）出生於原東德地區，一九八七年加入東德反對派組織，是原「民主覺醒」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二零零六年，諾克被任命為德國政府人權專員。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諾克先生在和幾個反對派人士在柏林一家教堂裏祕密收聽西德廣播。
從廣播裏，我們聽到了中國的學生抗議活動遭到血腥鎮壓的報導。中共當局的這種暴行讓我們感到非常震驚。東德社會統一黨（SED，東德共產黨），特別是後來當上黨總書記的艾貢．克倫茨的反應也讓我們感到恐懼：他們對這種「中國式的解決方式」極為讚賞。儘管根據我當時分析，在有西德媒體監督的情況下，同樣的事不大可能在東德或中歐國家發生。
我當時住在柏林和德雷斯頓之間的波德邊境小城福斯特（Forst）市。回家後，我們就去聯繫教會和平組織的人，聯名給東德當局寫了一封抗議電報，這封電報後來刊登在我們的小報《覺醒》上。
我們的心和中國支援民主的學生連在一起，因為不管在世界哪個地方談人權，我們都是為了爭取自由。這種對自由的嚮往是所有民主變革的原動力。
從長遠來看，早晚會對這段歷史進行真正的清算，這是擋不住的，但我認為，應該盡早開始。幸虧中國領導層中有些人已經開始公開表達他們的不同觀點。因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領導階層並不像鐵板一塊，很多討論都在進行。我們要做的是，支援政府中的改革派，也支援維權人士，我們沒有必要把（中共）官方的說辭太當真。
「為德國政府的人權專員，在六四週年之際，我希望北京目前的當政者，立即釋放所有因六四事件被關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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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這二十年來我每天可以無愧地睡覺
英國商人羅賓．戴爾出生於英國醫生傳教士家庭，祖父一代就在大陸、台灣定居。他從小在台北長大，後去美國讀書，回台後經商，往來於中美政商名流間。一九八四年，美國公司邀請羅賓到香港設立企業總部。羅賓很快答應了，香港是進入大陸的門戶，事業的成功為羅賓帶來巨大財富。
然而，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的發生，讓羅賓的中國情緣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學生民主運動在中國萌芽時，羅賓只是覺得「學生很勇敢，卻也有點天真。」可當天安門廣場前聚集的學生每隔一天就增加一倍，到最後超過百萬人數時，羅賓開始感到震驚。他告訴妻子說：「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在中國的歷史絕對是史無前例的。」
六月四日後，CNN電視臺上的血腥鎮壓畫面，更令他感到錯愕、恐怖。作為往來東西，穿梭自由民主與獨裁中共的紅頂商人，他正面臨人格價值與事業財富的兩難。「我當時陷入思考，我一直在想，導致大屠殺的這些人，就是和我每天做生意的人，就是我服務的那些人，我應該怎麼辦？」
羅賓最後決定選擇父親教導給他的路：「凡事要基於關懷人類的愛，不要基於錢財。」他創作了一首歌曲，《我們聽見你在呼喚中國》（We hear you call China）並邀請三十幾位年輕人，共同錄製了一片MTV。「那是聲援學生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言論權利，最真誠、最不造作害羞的表達。」
往後的幾星期，這個MTV不斷在香港媒體播放，成了當時香港支援天安門受害者的象徵。羅賓對學運的支援，觸怒了北京，他馬上被列為黑名單，與中國所有的商業往來，全部喊停。他還被警告，可能會有生命危險，他不得不離開香港，告別正值顛峰的中國貿易事業。而以前那些東西方的政、商「好友」也不敢和他再進行商業往來。
事過二十年，問他是否對二十年前的決定感到遺憾，羅賓說：「不會，從來沒有。它也許是一種天真的行為，但是我很高興我做了它。我的孩子為我感到驕傲，並且，我這二十年來，每天可以安心無愧地睡覺。」◇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25期
http://mag.epochtimes.com/127/6488.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