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央通訊社第一位女記者，因為40年代新聞機構還很保守，不願女性作採訪。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時是試用，在編輯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來稿閱讀後再加標題。因為在中學和大學多年來一直負責校刊編輯，因此對這項工作也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當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長是陳叔通，總編輯是邵冀之。
我們在昆明的辦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壩，那兒是高級住宅區，並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為要找一地棲身，所以應徵做一家雲南富戶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替兩個小男孩補習功課。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鴉片煙，臉色蒼白，真是滿臉煙容；年紀不大，但顯得衰老。女主人長得很標緻，但教育水平甚低，說話時嗓音很高，有點刺耳。她對我很關心。
我有自己的房間和浴室，和他們的住處有些隔離，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間隔個院子。兩個男孩子很淘氣，不太用功，倒喜歡我為他們說故事。晚間我和他們一同吃晚飯，然後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飯時卻會和大家在一起。他對我也很客氣，還稱我做老師，我還未到20歲已被稱為老師，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作為流亡學生能在雲南的昆明找到一個舒服的棲身之地，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雖有員工宿舍，也依規定配給我一個房間，但非常簡陋，而且空氣不好，我沒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後不久，省府的某個機構為了慶祝新年，送給中央社一部吉普車，指定由中央社員工摸彩、誰摸到幸福號碼；吉普車就由得主領用。當年在戰時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車多神氣，而且價錢也很驚人。我是幸運兒，摸到了頭彩，但中央社總編輯卻做了另一個不公平的決定——吉普車由全體採訪員使用，司機和汽油由中央社負責，當然我個人沒有錢僱用司機，也無法買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車轉賣，大賺一筆。
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小職員，又是個女的，所以沒權說話。吉普車被搶走了，根本沒有人幫我抗議，若在今日，這種情況一定會被女權組織來個制裁。還好，我做晚間編輯工作不久就被升調到採訪部，因為我會英語，因此順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組採訪美軍的工作和中美空軍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國政府呈了投降書。8年的對日苦戰終於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訊社工作，因為當時中央社總社正急於復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個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級了，其他同仁還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論資歷，我是最淺的，但在復員的條件中，在交通便利這方面我佔了便宜，因為在昆明的美軍答應協助我乘坐美國的空軍飛機直飛上海，那比乘坐火車，或是乘坐黃魚車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於要採訪記者，當然我就被選上了。
1945年5月陳納德將軍已離華回國，當然他知道戰事已近尾聲，但其中還有不少複雜的政府因素。他親自告訴我，他會再回中國，我對他雖認識不深，卻對他敬仰萬分，因為他滿腔熱血，不遠萬里而來，到中國是為了協助中國訓練貧乏的中國空軍抵抗日本惡霸。幾次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我見到他時，就覺得這個美國男人實在是一個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寫了不少介紹陳納德將軍和美國飛虎隊和十四航空隊在華作戰的系列報告新聞，深讚他對中國的援助，是有情義的。我想我們之間的遇合算是緣分吧。
1937年，陳納德將軍被邀來參戰時，我還在香港念書，由於香港也被日軍佔領，我便輾轉入大後方求學。後來又因為在昆明以中央社記者的身份採訪美軍戰地新聞而得見陳納德將軍，而他又受我父親之托照顧我們姐妹，所以父親可以說是我們的介紹人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訪問陳將軍時，他的一名秘書會速寫，為我畫了一張像，陳納德將軍說：「這張漫畫就送給我吧。」但我認為不太傳神，後來一位攝影記者在旁馬上為我們兩人拍了幾張照片，記得當時我還是梳了兩條辮子的黃毛丫頭，他是穿著軍服的將軍，那些照片我留了許多年。
陳納德將軍是美國30年代傑出的年輕飛行員。早年在美國沒有空軍總部，空軍是附屬陸軍的，而許多年老的陸軍對於航空這個新技術有很大歧見，不太接受，因此從事飛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壓力和挑戰，陳納德也是隨例由陸軍轉入空軍。
對於飛行這項新技術陳納德非常有興趣，不但努力學習，而且和他的同夥發明了多種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兩人和陳納德組成三人小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歡迎。
30年代航空工業進入一個發展時代，許多青年都熱衷飛行，因此陳納德的聲譽也在此時起飛，並做了飛行員的教練；他還預言國防將來一定會倚重空軍。就在30代的中葉，蘇聯（今俄羅斯）也急於發展航空工業，蘇聯政府還特別派代表到美國來找他，聘請他到蘇聯去做教練，當時陳納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冊，解說飛行的細則，莫斯科空軍還把此手冊從英文譯成俄文，他們非常佩服陳納德的見解，要重金聘請他去俄國，並答應供應住宅、汽車和司機，月薪美金1000元。那時陳納德是空軍少校，月薪只有360元，這個陞官發財的機會多麼大，但陳納德沒有接受，原因是他不願把他的飛行經驗供給俄國，他認為美國與蘇聯之間遲早會有對峙的局面，他寧願暫時守在美國，他也知道他的所長終有大展宏圖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蔣介石、宋美齡和毛邦初的邀請函，請他和另外兩個夥伴到中國親察中國空軍，當時沒有談任何條件，只希望他儘早到中國一行。
這一紙合約可以說改變了他的後半生。
當時陳納德將軍只打算到中國去3個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國的。但後來變成為中國服務8年。而當時去中國時，為了防備日本情報人員的耳目，在他的美國護照職業項目上，填寫的是務衣。他到達中國時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戰爭的序幕展開，「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陳納德到了杭州筧橋看到中國的空軍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蘇的飛機商人，把一些舊飛機向中國推銷，在他看來很不是味道，認為那些外國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機生意。
日本對上海大轟炸、南京大屠殺使陳納德增強了協助中國的決心，但他是美國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國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說要得到美國國務院的同意，這並不簡單。同時中國空軍雖然只是初試啼聲，但請外國人來指導中國人並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這一點中外無別。
陳納德視察了中國空軍情況後，蔣介石請他據實報告，陳納德說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於是蔣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訓斥了一頓，但於事無補。
陳納德在中國3年後，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特許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國召集了年輕的飛行員共100多人，此外還有機械人員和文職人員等約300人左右，到中國來協助訓練中國空軍，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飛虎隊（原名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虎隊總部設在雲南省會昆明，因為美國空軍是在印度集中受訓，以順地利之便。這些飛行員穿的皮夾克背後有一面告示，是中國政府發的，上面寫著：「來華助戰洋人，官民一體照護」。在美國的華府航天博物館現在仍有當年用來擊敗日本人的P－－40戰鬥機在展覽，有一處還展覽著這個皮夾克和陳納德將軍的一些勳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戰後，又將空軍志願隊改為十四航空隊，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英勇地將敵機趕出中國的領空；更在戰後，協助中國的復原工作。
1990年美國民意測驗，選出了美國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和在亞洲的美國英雄，歐洲英雄是艾森豪威爾元帥，亞洲英雄是陳納德將軍。同年9 月6日美國郵局也出了紀念郵票，陳納德將軍的首日封郵票在他的冥誕發起，在他的故鄉路易斯安那州夢諾城舉行典禮，有數千人參加。台灣當局派了當時駐華盛頓協調處的代表丁悉時，美國政府有些意見，因為沒有外交關係。但我認為當年陳納德將軍是和蔣介石政府合作的，關係頗深，不該拒絕。緣於此，也有不少中國空軍代表到場參加，非常熱鬧。
台北新公園有陳納德將軍的銅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銅像，都是官民合鑄的紀念銅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