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梁啟超之子，（1901年~1972年），我國著名古建築大師，清華大學教授。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而又受到西方現代文明滋養的梁思成，作為中國現代古建築學的奠基人，他的功績可以列舉很多，而他的深邃遠見更是超凡脫俗。
梁思成認為古建築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他心中沒有任何政治的氣息和考量，所以，當美軍轟炸日本本土時，他能建議保護古建築構成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從而使其避免被轟炸。當解放軍找到他要他畫出北京的著名建築和文物表示攻城時要避開時，對共產黨從來不瞭解的他大受感動，非常相信任何新政府都會愛惜我國建築文物這塊瑰寶，因此而決定留在大陸而沒有隨著國民政府離開。
當中共政權成立要進行舊城改造時，梁思成千方百計要保護古城。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和歷史文化遺產的瑰寶，是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藝術的精華，不論是北京城平面佈局和空間尺度，還是皇城與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衛內外城的城牆與城樓，甚至小到一座牌樓，無不凝集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因而在他看來，後人的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地保護它，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而不能輕率地改變、破壞甚至由於無知而導致毀壞。不曾料到悲劇也由此而生。
「保衛」北京古城牆
中共建政之始，就決定要拆除北京古城牆。這是梁思成始料未及的。
梁思成後來這樣回憶說：「建國之初，北京市一位領導曾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我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這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不正是我們所要避免的嗎?『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是什麼樣子?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
梁思成認為，「北京是五代之都，是個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宜發展工業，最好像美國首府華盛頓那樣，是個政治文化中心，風景幽美，高度綠化，而北京的大批名勝古蹟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城市。」他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
現代都市建設與古城保護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梁思成一開始就預見到了，發展不當必然會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壞。為了從根本上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和陳占祥（留學英國的著名城市規劃專家、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陳方案），結果自然遭到了否定。退而求其次，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北京古城牆和城樓，他奔走呼籲。
在北京《新建設》中，梁思成為北京城牆做了他最後的徒勞辯護，下面幾段可以使我們後人窺見當年辯論的一斑。
毀方：城牆是古代防禦工事，是封建帝王統治的遺蹟，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理應拆除。
梁：那麼，故宮不是帝王的宮殿嗎?天安門不是皇宮的大門嗎?這一切建築遺物雖然曾為帝王服務，被統治者專用，但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傑作，今天已屬於人民大眾，成為民族的紀念文物了。
毀方：但是，城牆限制和妨礙城市發展。
梁：現代城市為防止過度密集和擁擠，採取大城市用園林地帶分隔為小區域的辦法。城牆正可負起新的任務，承當現代大都市的區間隔離物。而當國防上需要時，城牆上還可利用為良好的高射炮陣地，古代的防禦工事在現代還能再盡歷史任務。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牆。人民政府所規劃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於舊城區，政策方向早已確定，舊時代政治、經濟上的阻礙早已消除，我們不應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牆所限制、所迷惑。
毀方：城牆阻礙交通。
梁：只要選擇適當地點，多開城門即可解決。同時在城市道路系統設計上，控制車流，引導其匯集在幾條主幹道上，正可利用適當的城門位置導向。
毀方：拆除城牆，可取得許多磚，可取得地皮，利用為公路。拆之無害，且有薄利可圖。
梁：城牆除1米厚的磚皮外，內皆灰土，總數約1100萬噸，以20節18噸車皮組成的列車日運一次，需83年才能運完。這一列車，83年之中可運多少有用之物?廢物體積如十一二個景山，安放何處?北京城外並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廣闊的平原，何苦要費巨大的人力取得這一帶之地?拆除城牆的龐大勞動力又可積極生產許多有利於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費人力，同時毀掉一件國寶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擾，簡直是罪過的行動。
……
但這樣的爭辯很快就結束了。起初還屬於正常的學術觀點的分歧，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升溫，不可更改的決策，徹底淹沒了他的建議和憧憬，回報他的是一場批判運動。
對梁思成建築學的批判
有一天，梁思成從城內開完會回到清華園，談到了北京市負責人彭真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沈默了。黨性戰勝了科學理性和人性，於是，對梁思成的批判開始了。
50年代曾任中宣部理論教育處副處長的于光遠回憶說：「對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負責管，我做具體事……我按彭真的意見，在頤和園的暢觀堂組織人寫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寫出來了，彭真拿到這批文章後，並沒有讓發表，而是交給梁思成看。彭真對他說：如果你不放棄你的意見，我們就一篇一篇地發表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原來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權威，不管怎樣還是會受些尊重，結果一下看到這麼多篇上升到政治鬥爭高度的批評文章，非常受不了。他是見識過大批判的威力的，梁思成這時就承認自己有不對的地方。
彭真見精神威懾已經湊效，梁思成不想再阻擋天安門的改建，他就沒想把大批判的文章送去發表。但那時還是有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沒過彭真的手就出來了，並起到了批判的先鋒領軍的作用，就是時任中宣部衛生處幹事的何祚庥自己送到《學習》雜誌的一篇。《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1955年10月2日《學習》雜誌)這篇文章共分5個部份，標題分別為：
1‧「梁思成顛倒了建築學中『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
2‧「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
3‧「所謂建築上的『文法』、『詞彙』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
4‧「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
5‧「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何祚麻在文章中說，「(梁思成)他並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是一再在實踐中破產，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
何祚麻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多麼危險啊！要是真按何院士的意思，今天哪裏還有「故宮」啊？！北京城簡直就是一個到處都是煙囪的破鐵廠了。
何祚庥這篇文章通篇充斥著馬列邪説的鬥爭及批判，揭開了北京建築界階級鬥爭的蓋子，於是對北京古文物的破壞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梁思成一看何祚庥開炮，趕緊寫了一個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見報後，彭真下令把所有已寫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參閱，但一切報刊不得再刊登有關批梁的文章！於是一場批梁的運動就此中斷。「批梁」幸運地中斷了。梁思成總算沒有被「批臭」，但是，北京古城不幸地被拆毀了。拆除從古城牆就開始了，始於1951年，到文革初期，古城牆和幾乎所有的城門被破壞殆盡，經過數千年營造和建設的古文物毀於一旦。
歷史雖然已經證明了所謂英明的狂妄無知和愚蠢，但是該做的反省和悔過卻很難企及。1994年6月8日，一向勇為政治急先鋒而已經成為社科院院士的何祚麻對于光遠的有關梁思成被批的回憶文章補充說：「梁思成教授見了刊登在《學習》雜誌上這一文章後，立即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做了比較認真的自我批評，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
梁思成的痛哭歲月
50年代是梁思成大聲疾呼和經常痛哭的年代。為了避免北京城古建築被拆的命運，梁思成多方奔走，費盡心思地想替代方案。在他的努力下，我們今天還能看見的北京古城最為重要，最為精華的位置——北海團城終於倖免被毀。但是大多數時候無可輓回，他只能痛哭。他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當梁思成的「左膀右臂」——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被拆，古建築的拆除勢不可擋時，梁思成當著吳晗與北京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作著最後的希翼：「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甕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併拆除。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他與擔起解釋拆除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他與自稱「改革派」的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捨，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氣得當場痛哭失聲。（見《城記》，王軍著）
梁思成的學生，當代古建築保護專家羅哲文先生回憶說：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時，拆下的木料開始擺在後院東房裡，但因為遷建地點未定，後來也不知去向了。梁先生原為保全牌樓幾經爭取而無果，痛哭了好幾天。
當時梁思成對著北京市長彭真撂下一句話：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五十年代，梁思成聽說自己曾經勘察過的河北寶坻建於遼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他立刻向河北省政府反映，希望無論如何把這座遼代的古建築保存下來。有人反對說：遼代的建築又怎麼樣，反正是個沒用的破廟，不如把這些遼代的木頭拿去造橋，還能為人民服務。硬是給拆了。
後來，梁思成在被批判的歲月中，常對親人感傷地說：「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啊。」
這一時期，對梁思成的另一個重大打擊是林徽因之死。
梁思成與林徽因可謂世間少有的金玉良緣。父輩梁啟超和林長民兩家是世交，二人兩小無猜。長大後，梁思成深愛著林徽因，於是兩家約定婚事。在林徽因的建議下，梁思成開始確立學習建築學。此後二人一起留學海外，歸國後一起教書，一起考察中國古建築，共同研究古建築藝術。他們的思想和見地相得益彰，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失去了林徽因，失去了臂膀，失去了千古知音，梁思成的痛苦可想而知。
林徽因最初是在東北時得了肺病，後來時好時壞，良好的環境和氛圍對她的身體尤為重要。在50年代，她抱著病軀為保護北京古城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1951年北京開始要拆古城牆時，身為清華建築系教授的林徽因，曾經代表梁思成發言，提出不拆除古城牆，為了交通方便，可以在城牆上多開幾個口等等。 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經幾乎說不出話，但是為了保住永定門城樓不被拆，她也是據理力爭。她曾經直斥主張拆遷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林徽因說中了，2004年8月18日, 「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門城樓竣工。
1955年，建築界批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林徽因自然脫不了干系。她在憂憤中病情加劇，不肯吃藥醫治，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梁思成之死
保護北京古城的呼籲已經上升到阻礙首都建設、維護封建老古董的高度，因此梁思成在後來不再發聲阻止北京城的建設，歷史的車輪是他阻擋不了的。雖然，他仍然被掛著中央級別的頭銜，卻絲毫改變不了被批判侮辱的命運。
現在的國防部、友誼賓館等建築均是按照梁思成的營造法式建成的，融會貫通了中西建築風格。但當時這也是受到批判的。何祚庥就曾經批判梁思成的建築風格是「中國人的腦袋，外國人的身子」，是「階級調和的變種」。
在他不懂的政治環境中，他越來越沉默，性格由開朗幽默變得憂鬱膽怯。後來「腦子不聽使喚」，去世以前，他到了連一篇完整像樣的檢查也寫不出來的地步。
梁思成於1972年1月6日去世，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回憶：「一天我下班回來，發現一箱林先生（指梁思成的第一位夫人林徽因）生前與思成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紋飾草圖，被扯得亂七八糟，還踏上很多腳印。我正準備整理，思成說，算了吧!於是讓我把這些圖抱到院子裡去，他點燃火柴默默地把它們燒了。最後的一張他拿在手中凝視了良久，還是扔進了火堆。結婚幾年，我沒有見過他哭，但是這時，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淚花。」很快，梁思成先生便像沉默且沉重的墓碑一樣倒下了。
這是梁思成最後一次哭，是因為那張跟林徽因一起設計的草圖而想起了往昔的時光嗎？愛人遠逝，夢想已滅。華夏被毀，血脈斷絕。情何以堪？
悲劇的延續
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乾峙的文章說：「解放以後，梁先生在新中國生活工作了22年……總起來，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最多一半左右，特別是最後帶著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城記》）
悲劇何止於梁思成這個古建築保護神的死？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不久前所言：「為了儘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份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還保存有一些『古都風貌』，因為目前尚有什剎海、鼓樓、南鑼鼓巷和國子監等支撐著舊城的基本格局；事實上，現在所看到的一些『風貌』已然僅僅是暫時的存在，因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陸續得到批准，並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繼續進行之中，如不採取斷然措施，舊城保護工作將愈發不可收拾，今後就再難有回天之術了。」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也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如今，胡同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時時撲入眼簾……
正如50年代破舊立新派所說的，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牌坊、宮門都成了雞籠、鳥舍，沒什麼文物鑑賞價值，那這些胡同更算不了什麼了。以梁思成的遠見卓識，恐怕早就預料到古城被拆之後的可怕後果了。即使他現在地下有知，也只能是欲哭無淚了。
一生才情築華夏，滿腔熱望湮碎塵。生不逢時空悲切，淚濺古城無回音。
學者簡歷：
梁思成教授19l5年~1923年就學於北京清華學校，1924年赴美留學入康乃爾大學，不久轉學人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1927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碩士，1927、1928年在哈佛大學美術研究院學習。1928年回國，到瀋陽東北大學創辦了建築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 1931~1946年擔任中國營造學社研究員、法式部主任。l94l年還擔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1946年為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這期間，還曾於1946年ll月、1947年6月，應美國耶魯大學之聘為訪問教授。l947年1月~1947年6月，作為中國代表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顧問。1948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來源：新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