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5月，羅賓德納特‧泰戈爾出生於印度的加爾各答。他是當代印度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印度「聖雄」甘地給他一個崇高的稱號「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泰戈爾一生創作的詩詞豐富寬廣，他寫抒情詩、兒童詩、故事詩、哲理詩，也寫自由散體詩，孟加拉語格律詩，印度的國歌《印度的主宰》、孟加拉的國歌《金色的孟加拉》都是出自於他手中。《漂鳥集》、《新月集》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作品，充滿靈性與單純人性的美，在詩中表露無疑。
1912年出發到倫敦前，用英語翻譯了他自己的詩集作品《吉檀迦利》中的部分詩篇，想不到受到當時英國文藝界注意，隨即英國媒體大力報導，轟動一時，後來並代表英國角逐191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一舉成名，成為亞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因而使得西方的人們開始注意到東方文化特有的深邃且神秘的內涵，並增強東方種族自信心，為當時處於劣勢的亞洲各個民族打了一劑強心針。
泰戈爾得獎的作品《吉檀迦利》是一部歌誦神明偉大的頌歌集。實際上，他的作品是以博愛為核心的人道關懷思想的化身，因而更容易觸動西方人看似物質豐富但心靈空虛的物質文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飽受戰爭蹂躪踐踏的西方國家，從泰戈爾的溫馨甜蜜的詩集中，找到了寄託靈魂的一方淨土。所以對他更是特別的推崇，這可以從他1921年第一次訪問歐洲期間，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中看的出來。
泰戈爾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不但寫詩也寫小說而且也是畫家，他也關懷教育，創辦大學，而令人最敬佩的是他始終把世界和平視為是自己的的使命。1916年5月，泰戈爾一行人抵達日本，受到熱烈的歡迎，在當時的亞洲，僅有日本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懷有宏揚東方文化使命感的泰戈爾來說是寄予日本相當厚望的，所以在對日本人的演講中，坦率的指出日本崇拜西方的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政策錯誤，同時希望日本不要忘記自己傳統的優良文化。
這樣的演講內容得到了當時日本政府的嘲笑。但是泰戈爾毫不畏懼，儘管聽眾奚奚落落，他仍按照預定演講行程進行到底。當他離開日本時，沒有任何歡送儀式。只有少數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為他送行並表示感謝。
雖然在日本訪問並不受當時的日本歡迎，但是在歐美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學者在對西方文明痛苦反思之際，對泰戈爾的言行更加推崇備至。大聲疾呼世界要和平的法國的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思想與泰戈爾的博愛思想就互相契合，此後又結識了愛因斯坦、羅素和紀德等名人，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奠定良好基礎。泰戈爾在1924年訪問中國，同樣受到熱烈的歡迎，在當時的文學家中掀起了模仿泰戈爾熱，如郭沫若、徐志摩、謝冰心、王統照等，更推崇他是「東方的提燈者」。
泰戈爾曾說過：「人類交往的基礎應是博愛，而不是仇恨。」「現在，已到了把全世界的人都當成是自己人的時候了。」「我們必須知道，正如憑藉科學和商業，人類在物質世界的團結給了我們力量一樣，唯有人類精神上的偉大團結才能給予我們和平。」「現代文明的難題是，人在拋開自然的規律中的簡單、健康和純潔之後，如何在人為製造的複雜環境與制度中保持生活的平衡。」「無論如何我得大聲疾呼：現代工商業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光明，反而使世界更加黑暗。」「由於崇拜權是和迷信金錢，人們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原始的野蠻狀態。」縱觀現代豐富的物質文明背後，敗壞的道德與千瘡百孔的地球環境，泰戈爾的良言在21世紀的今天還只是一個空談，真是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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