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撤換鋼琴手
用撤換鋼琴手的辦法代替改變調子，保守黨用這種辦法尋找替罪羊的動作從來都是不慢的。我們在1964年大選中，以微弱票數失敗，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驗證。任何認真關心保守黨前途的人都會開始仔細考慮，是否是由於在社會主義擺下的戰場上使用了總體主義的武器這一既定的傾向造成了黨的困境。在那時，也只有在那時，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經歷第二次大選失利後，才是考慮重新選舉領袖的時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工黨要實現其綱領，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順利工作的多數議席。
我曾一直希望並天真地認為保守黨將在立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領導下繼續前進。後來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於想把亞歷克搞下台的人正在幕後積極活動。但我從來不敢走進那個「吸菸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陰謀小集團的情況時，已經太晚了。當亞歷克告訴「1962年委員會」的他打算引退，以便為其他人讓路時，我大吃一驚，並很傷心。而他臉上那顯而易見的不悅更讓我沮喪。我不斷地對人們說：「他為什麼不早一點讓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們或許能幫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認為是真正有心競爭黨的領袖的兩位人選。而由誰擔任黨的領袖將第一次由議員投票決定。伊恩‧麥克勞德被認為太左傾，許多人對他的看法正像索爾茲伯裡勳爵嘲諷的那樣「太自作聰明」。雖然伊諾克‧鮑威爾確定提出要競選黨的領袖，但當時他還沒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這兩個競爭對手之中，人們認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機會大一些，儘管他在擔任財政大臣時，曾招致強烈的、在某種程度講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評。但雷吉在經驗、聰明才智和控制議會的能力上都是毫無疑問的。他的主要弱點，而且在後幾年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的是有某種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圍的人聰明的人往往養成這種惰性。
特德的性格則完全不同。他思維填密，辦事井井有條，有影響力，至少對他來講，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意志堅強，決不妥協的人。作為影子財政大臣，他在攻擊1965年財政法案時，有機會一顯他的各種才能。當時該法案在下院討論。人們認為特德比雷吉右傾，但是如果用政黨術語來講：他們倆基本上都是中間派。在對待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觀點。雷吉更贊成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而特德則相信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對具體政策的看法幾乎影響不到支持哪一方的問題。
起初，我在這件事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觀點。我對他們兩個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選區的議員，而巴尼特選區和我的選區相鄰。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選區候選人，相識的時間更長一些。但目前我更瞭解雷吉，我欣賞他的沉著以及他的敏銳才智。我和特德的關係雖決非是後來幾年所發展的那種敵對關係，但我們倆從來就不是莫逆之交。儘管我們的出身背景並非毫無相同之處，都沒有享受過傳統的保守黨政治家所擁有的教育、社會上的種種好處，但我們完全是兩類不同的人。當然特德曾在戰爭中英勇作戰，而我那時還只是薩默維爾學院的一個學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30年代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抬頭和綏靖主張的影響。雖然我也深受其影響，但與他所受到的影響有很大不同。
當時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有過許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來特德儘管半信半疑，還是接受了其中許多的看法，我覺得對於特德和許多主張全盤歐化的積極倡導者來說，民族主義是當時的惡魔，所以英國有責任幫助建立一個涵蓋全歐洲的體系，它將代替國家，向人們提供另一個可效忠的中心，並以此來防止戰爭。這種宏偉的設想對我絲毫沒有吸引力。
我認為衝突的主要起因是對獨裁者的綏靖政策 ——特德在牛津大學時曾勇敢地反對過這種政策；同時我認為贏得衝突勝利的因素是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而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是和平的最好保證。特德的性格中有許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沒有魅力——公正他說，他從來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談話顯然比跟女人談話要輕鬆得多。但並不只是女人發現與他難以相處。我感到儘管我認識他多年了，我仍覺得根本不瞭解他，或許我永遠也不會瞭解他。那時我沒有感到他絲毫的敵視態度，只是覺得他缺乏熱情。無論那時或後來我都不認為友好溫和的性格是領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經過全面考慮後，我決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約瑟夫勸我改變了主意。那時基思不僅僅是一個我喜歡的老同事，還是一位朋友。我們曾經於1964—1965年在年金事務上共過事，當然，他是一位資深的搭檔。像任何瞭解他的人一樣，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動。同許多左翼的人一樣，基思步入政壇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離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開發的人。
關於基思的笑話很多，最好的笑話是基思自己講的關於他如何改變主意，更改他對住房、健康、社會福利等問題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尋找解決人類苦難的正確答案。所以當他得知我當時準備投雷吉的票時，他打來電話勸我重新考慮，我對他的話非常看重。基思瞭解雷吉的弱點，而作為在政府及影子內閣與雷吉長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對雷吉的弱點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談的是特德的力量，他總結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當然，基思也是這樣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話幫我拿定了主意。當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書內爾‧馬騰我將投特德‧希思的票時；他們非常失望和驚愕。大多數人的想法差不多。由於特德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明顯的多數票，雷吉退出，因此沒有進行第二輪投票。
新的領袖給了我一個不同的職位，我還是滿意的。這樣我從影子內閣年金事務發言人轉而擔當住房和土地事務發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級約翰‧博伊德 —卡彭特領導之下。我一直認為我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所獲得的知識對我日後成為首相是至關重要的。我把這些看作是為當首相而進行的各種鍛鍊。雖然我們是反對黨，但是要反對工黨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還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後來工黨政府大把花錢所造成的財政方面的全面影響才突現出來。所以，調到住房與土地事務部門對我來說是如釋重負。
在這裡我可以義無反顧地去攻擊最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社會主義措施之——設立土地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一種實現社會主義者一貫追求的人人享有發展帶來益處的目標的手段。
正是在負責這項工作時）我首次完全領教了制訂房租標準制度的複雜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現象，它的命運好像與我的命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早早的幾項任務之一是制訂改革地方稅的辦法，並向對此改革充滿疑慮的保守黨年會作出解釋。我們想進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讓中央政府承擔部分開支，另一方面實行地方稅回扣制，並將兩者結合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在年會上發言，至少那些聽到我演講的人會認為我抓準了問題。但如果說我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將是誇大其詞。這只是一個受到尊重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