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特德和伊諾克
作為影子內閣的成員，我參加了內閣的每週討論會。討論會通常是於星期三在下院特德的辦公室舉行。總的來說討論不是很活躍。我們首先展望一週內的議會事務， 決定誰來發言，根據什 方針發言。也許會有某個同事提交一份東西，並向大家做介紹。
但是毫無疑問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之間存在很大分歧，特別是在經濟政策上，涉及重大原則性的問題，我們通常不公開辯論。特德是很稱職的會議主席，在他十分感興趣的問題上，如歐洲，一工會立法）他會主導那場討論。但在通常情況下，他讓發言人主持有關問題的討論。
我自己並沒有對影子內閣做出特別重要的貢獻，也沒有人要求我這樣做。對特德或許是其他的人來說，我主要是作為一個固定的婦女形象參加影子內閣的。我的主要任務是向人們解釋「婦女們」，諸如基裡‧德‧卡納瓦，芭芭拉‧卡特蘭德，埃斯特‧蘭特，斯泰拉‧莉明頓等不加區別地作為女人和女性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的想法和要求，當然，我非常喜歡影子內閣外交大臣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我與大多數同事也相處得很好。但是其中只有3位是我真正的朋友——基斯‧約瑟夫，彼得‧托馬斯和愛德華‧博伊爾。而愛德華這時已完全站到了黨內與我對立的另一派立場上了。
由於大多數領導人之間關係都有些緊張，我們會議的氣氛也毫無疑問是很彆扭的。特德決意承擔起黨的領袖之職，但又沒有真正的十足的自信。副領袖雷吉‧莫德林自從在領袖競選中意外地敗北後，一蹶不振。伊恩‧麥克勞德是我們中政治最敏銳的一個。他對新聞界將如何看待我們改採取的政策總有特別的判斷力。儘管他是一個非凡的公共演說家，但他實際上是比較內向、矜持的。他與他的老朋友伊諾克‧鮑威爾在感情上日益疏遠，因為伊諾克對移民問題越來越關心，而伊恩也同樣關注移民問題，但觀點卻與他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伊諾克是我們中最好的人才——古典學者，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聖經通。與伊恩大不相同，伊諾克是一位非凡的公共演說家，他總能以其無懈可擊的邏輯，控制得恰到好處的激情抓住下院，甚至任何聽眾的注意力。但在這個時候，他在影子內閣中幾乎是孤家寡人。特德‧希思不喜歡他，也可能是懼怕他。他曾為反對收入政策而戰鬥過，卻失敗了。作為防務發言人，儘管他自己認為撤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得不去攻擊工黨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回英軍的政策。此外，作為西米德蘭的議員，他目睹了大規模移民對他的選區造成的影響。他對保守黨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感到灰心喪氣。
第一個現代控制移民措施是拉布‧思特勒於1961年制訂的。在那以前，英聯邦公民不受針對外國移民入境限制的約束，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 —工黨及自由黨激烈反對該項立法—規定每年對移民來英就業實行配額制，以限制移民流入。1965年工黨政府更加嚴格執行這種制度。1967年間，肯尼亞政府對肯尼亞的亞洲移民實行歧視性的政策造成大量移民湧入英國。這使大家意識到過去的移民規模及影響，並擔心如不加以控制，將來移民人數將更多。大家特別擔心那些持有英聯邦護照，但無論從出生地還是從血統上與英國均無聯繫的人。1968年2月，吉姆‧卡拉漢宣佈瞭解決這個問題的立法。這件事與議會通過的一項種族關係立法—1968年種族關係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該法的目的是防止歧視有色人種。右翼的許多人士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該法可能會使移民成為法律上有特權的群體，這樣他們不再會有與英國社會全面融合的積極性。
1968年2月，星期一，影子內閣討論了政府的英聯邦移民法案，依據該法案政府將實行新的移民管制。一週前，我們已發表了一項聲明，闡述了我們評價該措施的原則。特德。希思說現在影子內閣應來討論該法案是否充分地滿足了那些原則條件。實際上法案已包括了我們提議的一些內容，但它沒有規定移民家屬的登記問題，也沒有規定被拒絕入境那些人的申訴問題，更沒有規定向自願接受遣返者提供經濟幫助的問題。因此，會議決定支持該法案，也決定將在可能的、適當的時候提出修正案。但伊恩、麥克勞德說他將對該法案投反對票。他真是說到做到了。
4月10日，星期一，影子內閣討論了政府政策的另外一個方面，即種族關係法案。開始討論時，特德‧希思首先發言，他說雖然法案本身好像有許多缺陷，但他仍認為改善英國有色移民的處境，建立某種法律機制是必要的。影子內閣內政大臣昆廷？霍格比較詳細地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立法是必要的，但我們應該提出修正案。同時，他指出我們的後座議員對該法案的反對意見較大。雷吉‧莫德林同意昆廷的以上兩點。我沒有參加後來的討論，討論的中心是該法案雖有缺陷，但如果我們在二讀時投票反對，人們有可能誤解我們是種族主義者。影子對閣的觀點是：建立良好種族關係的最好保障是讓人們相信未來移民的數目不會太大，現行法律將得到維護。最後內閣決定將起草一份說理充分的修正案，實行兩方面兼顧的方法，一般性地要求本黨議員投贊成票。自由派的基斯‧約瑟夫，愛德華‧博伊爾及羅伯特。卡爾在看到修正案的內容前保留其立場，後來他們都投了贊成票，但也仍有一些後座議員投了棄權票。
1968年4月21日，星期日，即議會辯論的前兩天，我早晨醒來發現各大報紙的頭版皆是有關伊諾克‧鮑威爾前一天下午在伯明罕就移民間題發表的演講報導。這篇講話措辭強烈，其中一些話不無兇狠之意。但我對他就大規模新的英聯邦移民湧入英國而表達的憂慮和不滿深表同情。我也認為，這不僅威脅著公共秩序，也威脅著一些社區的生活方式。因為不合人意的住房政策，對社會保障的依賴以及「放任社會」的到來已經開始使他們的情緒低落。儘管他演講中的某些話聽起來可能像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所言，但我確信，伊諾克決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大約11點鍾，特德6希思打來電話，他說：「我正在給影子內閣所有的人打電話，我已得出結論、伊諾克必須辭職。」這與其說是徵求意見，還不如說是發表聲明。但我回答說我確實認為目前讓事情冷卻下來比加劇危機更好。特德根本聽不進我的意見。「不，不。」他說：「他一定得辭職，大多數人認為他必須辭職。」事實上，我後來得知：如果伊諾克不走的話，影子內閣的好幾個人都會辭職。
從幾個方面來講這是個悲劇，從短期來看，它使我們未能以主張更加嚴厲地控制移民而贏得政治上的好處。移民問題受到各政治派別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像倫敦碼頭工人遊行支持伊諾克所證明的那樣。此外從現實情況來看，在這個問題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諾克的政策並無很大區別；雖然是伊諾克的演講使保守黨在移民問題上的政策更加明確，但實際上我們都希望嚴格限制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移民，「我們也都準備向那些願意返回自己國家的人提供經濟幫助。
但伊諾克因這件事並在這種情況下辭職所造成的長期的影響遠遠超過移民政策。辭職後他可以開始自由地從理性的高度考慮一系列政策，擺脫了由於集體負責而必須作出妥協的約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蓋了經濟及外交事務，後來所謂的「貨幣主義」以及減少政府控制，非國有化，結束區域政策等，最終他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讓伊諾克獨自宣揚這些思想對我們影子內閣及後來內閣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處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場向右轉，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頗有道理的理論，而不會被指責為採取極端立場。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諾克嚴重對立，人們對領袖提出的任何政策進行質疑，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忠。另外，伊諾克提出的各種主張均屬於一個統一整體，僅贊成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則更加困難。例如，他的反對物價及收入政策：干涉主義和關於總體主義的觀點，如果不是與他的關於移民或歐洲的觀點聯繫在一起，可能會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那時，其他保守黨人在除歐洲以外的其他問題上都趨向採取相同的立場。特德給我提供了規劃這條路線的機會。保守黨政治中心的年度講話目的在於向那些來參加保守黨會議的人介紹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誰來發表演講通常要由黨的領袖來決定。毫無疑問，看來是一項民意調查或保守黨的一位顧問提出建議認為讓我講一個對「婦女」有吸引力的題目也許不失為一個好主憊。幸運的是我可以自己選題目。所以我決定選一個對於善於思考的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會有吸引力的題目。我的題目是，「政治上出了什麼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沒有比清楚地向別人講述一遍自已的見解更好的辦法了。我知道那時政界正在討論許多重大問題，不管人們對60年代如何評價，那些年代總歸是活躍的思考，能引發熱烈的爭論，儘管要求變革的許多想法來自左派。我借了一抱關於哲學的、政治的、歷史的書，白皮書，議會記錄，各種演講稿，拿回蘭伯赫斯特的家裡。沒有人指導或幫助我，我只有埋頭苦幹，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終完成的檔背後是我付出的大量勞動。
我首先列舉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確實是由於人們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報紙多了，對事物的批評也就多了。而其他的原因則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計劃裡充斥著各種諾言，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大，這些諾言的影響就更大。我由此談到了我所認為的公眾越來越遠離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黨競相允諾他們將使經濟發展到更高水準。而這種認為政府可以實現這一切的觀念就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次大規模擴大國家控制和干涉的機會。這反過來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們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發言權太少。左派宣稱問題的答案在於建立一套允許人民民主參與政治決策的結構，但真正的問題是政治本身已經涉足了許多本不該由它來管的決策。隨著政府管制的不斷擴大，形成了一種追求規模的政治心態——也就是單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論調。實際上則恰恰相反，小單位、小企業、家庭、最終個人應該再次成為關注點。
除以上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報告有的部分是關於價格和收入政策。在這兩個問題上堅持了內閣的口徑、既譴責了強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談自願性政策，但我還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們現在過多地強調了與政府職能無關的控制收入，而忽視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視這個作用，少強調外在的具體控制，將能夠取得更多的經濟成果，當然，這將意味著，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於要求別人做的那樣實行自律。這就意味著用於眾多公共部門的開支不應超出稅收及實際結餘所能承受的水準。
回過頭來看，以上想法說明我對這些問題究竟理解了多少，還有多少沒有理解。我那時已認識到貨幣供應量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並沒有看到控制貨幣供應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沒有認識到貨幣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徑。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報告時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電訊報》約我為該報撰寫兩篇關於一般政治哲學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裡，我就同樣的主題做了進一步閘述。我特別闡明的是：相互對立的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是有效民主運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識」從根本上講就是剝奪了人民選擇的權利。談論把重大問題排除在政治之外「或者是暗示人們對某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遊戲」都是錯誤的。我在談及國有化或自由企業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這一點。但我本該在一系列其他問題上，特別是在教育上都這麼做。不久，教育成為我關心的主要政治問題。社會主義者所極力追求的推行綜合學校的計劃不僅威脅著英國的學校，還威脅著長遠的社會進步。後來無論我擔任反對黨領袖還是首相時都一再談到：要求「共識」本身充滿了誤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