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六十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在血腥的內戰後攫取了中國政權，建立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之所以能夠贏得國共內戰，原因是當時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不民主制度非常失望，同時中共又做出許多漂亮的承諾。其中最有誘惑力的兩項承諾是：第一，承諾進行土地改革，從而得到佔中國人口數量80%的農民的信任；第二，承諾實行民主，從而贏得了城市知識份子的心。
這兩項承諾是否兌現呢？
中共攫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初，便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這是一次暴力運動，過程中殺害了幾百萬農村鄉紳，徹底消滅了中國的地主階級。然而，農民們是否因此得到了土地呢？非也。土地改革剛剛告一段落之時，中共便迫不及待的在農村推行了蘇聯式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們不得不把剛剛分來的土地上交給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並開始了為期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在1959年至1962年期間，至少有3600萬農民死於席卷全國的大飢荒。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大飢荒是由於毛澤東的瘋狂式經濟冒險運動（又稱「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因此，這個所謂「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完全是一個超級謊言，中共背叛和欺騙了中國農民。
接下來，關於民主的承諾呢？
一個關於1949年後中國曆史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共關於民主的承諾又是另一個巨大的謊言。中共又一次背叛瞭因為相信它編造的謊言而支持它的中國人民。有趣的是，當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1949年剛剛建立的時候，它的確包括一些非中共黨員的有名無實的政治委員。在其六個副總理中，有三個都不是中共黨員，他們都是中立派或中共的支持派。但是，這幾位副總理都在未有任何作為的情況下就銷聲匿跡了，直到1956年，中共甚至連花瓶領導人都不再容忍，將每一位副總理都換成了中共黨員。
今天，中國的政府模式從表面上看，依然顯示中國擁有我們稱之為現代國家的上層建築模式——它有類似於美國的一個立法機關，行政部門，甚至司法系統。但是，現在讓我們走近一步去仔細看一看。中國的立法機關被稱為人民代表大會，這被西方記者單純的叫做「中國的國會」。而這所謂「國會」的成員或人大代表實際上卻並不是民選代表。實際上，他們從未通過選舉而成為代表。如果你以後有機會與一位華人聊天，問問他/她選的人大代表是誰，叫什麼名字，我敢肯定你只能從他/她的臉上看到茫然的神情，就像你在問他/她一位來自月球或火星的外星人的名字一樣。所有的人大代表都是經中共精心挑選用來「代表」人民的。中共不必麻煩的去徵求人民的意見，而且許多人也敏感的知道誰是人大代表根本就與他們無關。
絕大多數的人大代表就是中共黨委或政府的各級官員，還有一部份則是對中共證明過其忠心的娛樂界明星、奧運會獎牌獲得者、知名學者或者成功商人。在中國能否成為人大代表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很象在新西蘭是否獲得皇家榮譽一樣，總的來說只是個名譽上的頭銜。
中國的「議會」每年只召開兩個星期。可以想想在中國，這樣一個如此巨大而複雜的立法程序僅僅能在兩週之內完成，這可能嗎？僅這一事實本身就反映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實質不過是個橡皮圖章、一個波將金村的民主門面而已。
中國政府的最高行政部門被成為國務院，最高領導人為總理。目前的中國總理實際上在中共的等級制度中僅排第三位，而實質性的國家政策最高決定權卻在由九位常務委員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國務院的主要任務是落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決定及方向。所有的行政部門均受命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外交部只是負責執行並落實中共中央政治局「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作出的重大外交政策及決定的一線部門。中國國防部也純粹是中共軍事委員會（相當於華盛頓DC的五角大樓）的執行部門。同時，中共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中共中央軍委的最高領導人都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所有的各級行政部門都存在著黨與政府共存的模式，而政府始終服從於黨。舉個例子，中國各省的最高領導不是省長，而是經北京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的中共省委的書記。
中國似乎有著非常完整全面的司法制度，也有檢察官和法官。但是他們都是對中共宣誓效忠過的中共黨員。
各級中共黨委都有一個凌駕於法律和地方行政之上的書記。他可以任意對警察局長、首席檢察官以及主審法官下達命令，並傳達中共委員會對重要案件的決定。拿體育比賽舉個例子，中共司法系統中的每位參賽隊員實際上都來自同一個隊伍，背後也擁有同一個教練。所以在中國這個一黨專政獨裁的體制下，獨立的司法系統根本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
對中共來說，對於國家機器的控制固然重要，但是還不是它統治的關鍵。中共統治最關鍵的部份是它對其軍隊和宣傳機器的控制，換句話說，對槍杆子和筆杆子的控制。毛澤東有句名言，「我們是依靠槍杆子和筆杆子贏得國家政權的，而我們也將繼續依賴他們來維持政權。」
中共的權力之源總的來說在於其對中國龐大軍隊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槍杆子裡出政權」，中共的基本原則就是「黨領導槍」，中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證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黨的軍隊」。中國憲法明確規定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任何時候都必須聽命於中國共產黨。大家知道，中共黨魁，及總書記，胡錦濤，也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因此也就自動成為統領中國所有武裝力量的總司令。他也親自任命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及海軍司令。這也反復的宣佈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著牴禦外敵及維持國內秩序的雙重職能。因此任何提出希望軍隊國家化的人士都將面臨牢獄之災。
由於中共是通過贏得激烈的內戰而獲得的權力，因此中國的軍隊，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在中共體制中享受著特權。它是中共真實的權力基礎，也是這種政治保守主義的堡壘。軍隊中的重要人事及高級職位都為現任或已故中共領導人或高級幹部的成年子女所繼承。他們隨時都準備著為「維護法律及秩序」而展開行動。軍隊始終是維持中共權力壟斷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威懾。
既然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共旗下的威懾力量，而裝備精良的武警和普通警察隊伍則負責維持日常秩序。
如果說，解放軍，武警和普通警察部隊對民眾實行肉體控制，中共宣傳部門則是試圖對民眾實行思想控制。中國現在有超過兩千多種報紙，九千多種雜誌和兩千多個電視頻道，以及450個廣播電臺，但它們都是，無一例外地，在北京或省級宣傳部門嚴格監督之下。
中共宣傳部門的老闆每天發出指導，對敏感問題什麼應該報導，什麼不應該報導，如何報導。舉個例子：每年6月4日，都有大量香港市民集會，紀念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大屠殺，並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是全港最大的政治集會，參加集會的市民有好幾萬，然而，僅僅隔著一道邊界的中文報紙，電臺或電視對這事則是隻字不提。在2003年7月1日，有50萬香港人舉行大規模示威，要求民主，但邊界那邊的大陸媒體對此表現出的則是毫無同情心的冷漠。普通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事件的發生，因為中共認定民眾是不適宜知道這些的。取而代之灌輸給中國大陸民眾的是「愛國的」香港億萬富翁如何熱愛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之類的垃圾報導。
如果哪個記者偏離了中共的指示，就會被暫停工作，甚至入獄。據2008年國際人權報告：大約30名記者和至少有50名個人因為在互聯網上發表意見而被關進監獄。民眾通常僅僅因為訪問被封鎖的網站，就會受到處罰。
中共宣傳部門還在中國的學校中控制應該教什麼，不應該教什麼。歌頌共產黨的政治教育，對每一個年輕人都是強制性，對每一個要離開學校的學生都是「必須通過」的科目。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毛澤東的長期戰友，中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總結認為民運的起因是政治教育被忽視了。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新的教科書編寫就強調共產黨的光榮，省去不適宜講的真相和美化很多中共犯下的「錯誤」。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蔓延到學校以外的電視，電影和新聞媒體中。
這一切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儘管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仍然健在，而現代中國的歷史卻被篡改。許多中年人不知道僅僅50年前，在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飢荒發生在中國，並造成至少36萬人餓死，更不知道反右派運動，造成50萬中國的社會精英承受了超過20年的深重災難。今天在中國，許多年輕人或不那麼年輕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許多年輕人不知道僅僅20年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屠殺事件。相反，由於宣傳的滲透，在中國很多人相信中共的「正確」和其唯一的，幾乎天賦的統治權利。
「形象管理」可能是由美國國防部創造了一個名詞，但中共卻是深諳此道。其結果是，整個一代中國人被洗腦。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這將是難以彌補的。
在中共的精神控制中沒有對宗教控制更離奇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政府中設立宗教事務局的國家。這個宗教事務局監督所有信仰的活動。只允許信徒在政府認可和監督的教堂和寺廟禮拜。中共一旦發現任何宗教組織難以控制，必將進行殘酷迫害。對法輪功的血腥鎮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儘管擁有一些超現代的特色，今天的一黨專政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其指導原則。大家都知道。儒家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像任何古代哲學一樣，儒家思想是複雜和多樣的，但其政治哲學的本質是極端保守的-它主張維持現狀，並支持現有政權。每一個中國變革者都討厭它，每一個中國統治者都喜歡它。在革命中，中共是激烈的反對儒家，但在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它變得越來越贊成儒家。現在是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作為其魅力攻勢，達到了其政治犬儒主義的登峰造極。
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學最適合被稱為家長式專制。父親的權威，是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中的。漢語中「國家」一詞是由「國」和「家」兩個表意文字組成，意思是「國家」和「家庭」。管理一個國家和管理一個家庭是一樣的，統治者是家長而人民則是孩子。「爸爸最清楚」，統治者為人民作決定，從人民可知道什麼到一對夫婦能有多少孩子。人民沒有公民權利，沒有言論或集會自由，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受到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像負責任的父母一樣，好的統治者負責民眾有食品，衣物和住所。正是這些大規模的救助努力和大型的社會項目使這樣的權威變得合理化。
這種家長式專制的問題在於，統治者不是人民的真正父母。因此，統治者不會象真正的父母關心子女的福祉那樣真正關心人民的福祉。相反，由於不負責的無約束的手中權力，幾乎所有的中國統治者都腐敗，榨乾人民血汗來積纍自己家庭的財富。中共官員更是創下犧牲人民的利益來積纍個人財富的新紀錄。由中國研究人員兩年前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黨和政府官員的收入是城市居民的8-25倍，和農村居民的25-85倍。在大陸個人財富超過1億人民幣（2千萬新西蘭元）的3200個超級富豪中，2932個，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成年子女。同時，400-500萬農村人口中，近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仍然生活在2美元1天，或糊口的水平。
今天的中共已經放棄了公有制和平均分配財富的共產主義理想，同時繼續藐視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普世價值。它毫無價值可言。其行動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始形式為指導。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20世紀初開始對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影響。它被用來解釋為什麼西方列強能夠征服其他國家（如中國），同時為中國人敲響了警鐘，要盡力使他們的國家強大以求生存和壯長。中國在20世紀的經驗，加強了對經濟和軍事實力無情競爭的重要性的民族共識。把毛澤東的告誡灌輸給每一個中國孩子：「落後就要挨打。」隨之而來就是，如果你挨打了，這很可能是因為你軟弱無能（因此只是你自己的責任）。相反，如果你是強壯有力的，你可以合法毆打他人。毛澤東還教導他的追隨者，在對手面前，它是一個殺人或被殺的問題。這就是中共玩的零和遊戲。鄧小平的指示「（經濟）發展壓倒一切。」正是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神產物，這意味著不惜一切代價的經濟增長，即使它帶來了巨大的和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以及不可逆轉的環境退化。
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情結混合著流行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是以優勝劣汰的信仰為基礎，由一種取代美國，首先取得亞洲主導權，繼而取得世界主導權的野心形成的。這種民族主義是越來越多地用於填補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思想後造成的真空。羅斯特裡爾，一位澳大利亞出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說，「在對其信仰體系的弱點的默認中，這個黨國，為了避開它的滅亡，戴上了民族主義的華麗面具。」（新中華帝國，第154頁）現在，愛國主義在中共的書籍裡是第一美德。200多百年前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說：「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說得多麼正確！
李東
李東：曾在八十年代末擔任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也曾在英國、美國以及新西蘭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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