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內鎮，我們過的日子很快樂。殷內鎮是歌德的故鄉。是個小型的大學城，和海德堡一樣，是個頗有古風遺俗的市鎮。這個小鎮的活動以在俱樂部裡的學生為主，還有他們的女房東，學生的郊遊，出去看決鬥等事。他們的功課就是皮膚上的傷留下的瘢痕，似乎是瘢痕越多，學位越高。
我和妻手拉著手去聽課，一同去郊遊，第一次嘗到德國的大學生的生活滋味。我們都已成年，不再有點名和小考的麻煩。我們何時把功課準備好，就隨時自動請求考試，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可以。我們沒有請假這件事。在春天我們可以到布拉格去，然後給教授寄一個明信片去問候即可。生活何等自由！雖然有此自由，上課的人數還是依然如常，每個人都照舊苦讀，因為是出乎本心想求學。
我們住在公寓裡，有沿著牆長的磚爐子。有人教我們調整火的大小，用灰埋火保持火種，使火整天保持溫暖，並沒有冷熱水管子，我們要用壺和盆洗浴。我忽然想起來，歌德和席勒也是用同樣的壺和盆洗浴，但是卻寫出那麼好的詩。每天，我們享受愉快的散步；真是天上人間的生活。我由美國的哈佛大學而來，在此，我生活的觀點也改變了，我愛上了這舊大陸的風光和聲音，和新大陸是那麼明顯的不同。
在美國，不管是在紐約，或是在舊金山，看見的是同樣的冷飲櫃檯裡同樣的牙刷，同樣的郵局，同樣的水泥街道。歐洲則變化甚多，在法國羅亞爾河流域，有舊式古城堡，狹窄的街道；有布魯塞爾的大教堂，比利時列日城繁華的市街，St．Moritz和Inetrlaken的燦爛風光。我對一切古老的東西，古老的風俗、衣著、語言，都是極其愛好，極其著迷。
我們看見歌德的房子，很受感動，尤其他收集的物種演化的資料，還有他自己零零星星的雜物。我很受他所著《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感動，也深愛讀他的《詩與真理》。但是我讀之入迷的是海涅的作品，詩之外，應以他的政論文字為最可喜。
不久之後，我就因為萊比錫大學是印歐文法的比較哲學的重鎮，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語音學是很傑出的。他曾發明了一套方法，用聲調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讀到Passy的語音學，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書。這些都與分別中國古音的「等韻」研究有關。分別古韻對於決定古音是極有價值的。這要根據陳蘭甫和黃季剛的根本研究入手。不過清儒王念孫，段玉裁，還有近來瑞典的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Bgren），都已經有很大的成就。
關於Durerbund文學書目顧問學會，我認為大有用處。這個學術機構向讀者提供忠告，使他知道對某一個專題當讀某些書籍。Jagermaan教授是教我後期德國浪漫主義的講師。我不能去找他打聽相關的參考書目，也不能去問別的學生。後來，在紐約我幫助編了一本供大學生閱讀的書，一定銷售了一百多萬冊。一本好的導讀類的書，對自己研究的學生就如同鎖的鑰匙一樣。有這樣導讀的書在手，讓學生自己去研究，對這項專題方面，你等於已經提供他浩繁的材料。
這是我對大學生研究一項專題的方法。關於這個，容後再予詳論。妻與我一同去上Max Forester的英文課。我們倆就猶如兄妹一樣。從那時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須衣著整齊，這是她對丈夫的要求，至於我個人，我倒認為無所謂。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營養適當；可她對自己，則自奉甚簡，絕不講究。後來，一個和很出名的音樂批評家離婚的美國女士，是我們的朋友，她對我說：「林博士，你們婚姻上沒有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她甚為詫異，她於是知道了中國婚姻是與美國婚姻不同的。
在德國萊比錫我們沒有朋友。若是到附近的地方去郊遊，我們就到萊比錫的Denlsmol。每週我們也到火車站的浴池去好好兒洗個澡，買些好點心回家。我們漸漸和Schindler博士夫婦成了好朋友，這位博士後來成了Asia Major雜誌的出版人。另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是Frau Schaedlich，她一度是我們的房東。妻和這位太太無事時一同嚼鰽魚。她有一個好漂亮的兒子，希特勒興起時被殺身死的，那時他才二十歲的光景。這位太太是猶太人，逃到了倫敦。後來我聽說，她又回去取東西，正趕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活生生埋在裡面。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萊比錫工業展覽時，所有歐洲的出版商都去參加。那時，我們正住在郊外。我們的女房東是一個孤獨寂寞的寡婦，同時又患有色情狂。她無時不在喝啤酒，吃鹹肉、抽菸。她把自己作的詩給我看，存心引誘我。她有一個女兒，已到適婚年齡，很厭惡她這位母親的行為。有一次我在她門口經過，她正在發作，一陣病來就昏倒，要我過去把她扶起來。我叫我太太過去，她假裝做甦醒過來。在工業展覽期間，她有一個經常的客人和她一起住。她告訴我們那位男子像歌德一樣，還告訴我們他倆在一起相處的樂事。
我前面曾說過我在清華學校時決心讀中文。可是後來卻以學校的教授身份來到萊比錫大學。在萊比錫大學有一位中文教授（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讀現代中國的報章雜誌卻有困難。他開了一門泰國文法，班上有四、五個學生。我覺得德國人遇事講求徹底認真，居然有學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博士認為他有一位從北京大學來的我這位同事，頗以此為榮，因此對我熱誠歡迎。中國研究室的中文書真是汗牛充棟。我也能夠從柏林借到中文書。
那時我才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音韻學。不久，我就沉迷在《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尤其是《皇清經解續編》，這都是滿清末葉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刻的。我這才熟悉了諸名家的考證註釋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郵王氏父子，段玉裁、顧炎武。概括言之，整個清朝的學術趨勢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漢朝的說經考證，而且對經書是相信今文，反對古文，因此引起中國經典研究上一個軒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來偽經的爭論，如《詩經》是根據「毛詩」和《左傳》。若是根據西方的語言學來說，認為只有一個版本才正確，是很武斷的。在漢初，由秦禁經典之後，一定發掘出來好多版本。國學大師章太炎還是相信經典的古文本為真本。錢穆曾寫了一長篇文章，證明喊叫「偽造」經典是不肯細心讀漢書的
文人的道聽途說。
這種邪說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啟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適之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偽造。康有為可算這種懷疑偽造之最大膽者，他竟說六經皆孔子所偽造，因而寫出「新學偽經考」。我深幸還不為之動搖。認為《莊子》的前七篇真為莊子所作，其餘各篇疑係偽作，而不說明若非莊子所作，《秋水》、《馬蹄》、《膚篋》究系何人所作？證明古書之真正可靠與否，需要更審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語言學的標準。高本漢（Bernhard Harlgren）氏的《左傳真偽考》 是應用現代方法的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