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之際一本值得關注的新書，它體現了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重新認識自己國家的努力。在審查更嚴的背景下，該書能出版不容易，因為作者不想接受中共對歷史的塗抹和教條，而是試圖喚醒青年一代，對百餘年來中國的變革進行獨立的探究和思索。
作者許知遠，是中國作家中的青年才俊，25歲就擔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現為《亞洲週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稱2009年為「記憶之年」，他預料，中國的「政治權力必將按照特定的方式重塑記憶，（因為）擁有了過去，才能掌握未來」，因此，許知遠警告中國的當權精英，「喪失記憶經常也意味著思維的癱瘓、情感的匱乏」，「失去了深入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機會。而且，記憶不可能被永遠扭曲與掩埋。如果不主動選擇和昔日的幽靈達成和解，當它在意外的時刻爆發而出，更可能演化成一股誰也無法控制的力量」。
事實是，中國當權者連記憶也懶得費力去重塑，因為他們的思維早已癱瘓，情感亦早已枯竭，既不想「擁有過去」，也不指望「掌握未來」，唯一相信的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六十大慶」，變成了「當今權力」的空前大炫耀。中共當權者給世界留下深刻印像的，不僅是他們難以克制的虛驕，更有不加掩飾的恐懼。為了防範自己的國民到首都來表達不滿，北京周邊的省市層層設防，動員了數百萬人力和難以計數的財力。這樣的氣氛告訴我們，胡錦濤的國慶致辭，絕不可能接受龍應台的建議，對六十年前和六十年來深受中共傷害的人民說一聲「對不起」。
中共當局以二戰後國共內戰為歷史背景，投入鉅資製作了一部影片「建國大業」。但是，與其說這部電影是為了「重塑記憶」，不如像線民所評論的，是為了「消解歷史」。近200位當紅的「影視明星和導演悉數登場來滿足觀眾對影像奇觀的窺視欲望」，無疑是鼓勵國民對歷史採取徹底的犬儒主義態度。
讀許知遠的《醒來》一書不難看到，他對當代中國相關的歷史知識，超越了他的許多同代人，提出問題的深度，也超越了中共的大批御用學者。許知遠用西方學者的筆調，描繪了一幅幅百餘年來中國歷史的生動場景，傳達了這樣一個信念，當代中國的歷史是由那些大時代的弄潮兒們能動地創造出來的。那些脫穎而出，日後成為大人物的人，並不像中共教科書所寫的那樣先知先覺，高大完美。孫中山屢戰屢敗，被梁啟超批評「為目的不擇手段」，蔣介石是上海灘上的流氓和股市投機的失敗者，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雖然有願望也有機會，卻沒有能力像陳寅恪和胡適那樣，登入西方文明的知識殿堂。
許知遠的《醒來》想告訴中國青年人，是強大的使命感，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和巨大的行動能力，成就了現代中國的一代立國偉人。正是在這裡，許知遠不知不覺間陷入了「成王敗寇」的文化陷阱。百餘年來，中國變革的政治博弈有一個系統的選擇取向：那些善於權謀、訴諸殺戮的變革者取勝和生存的機會遠高過那些服從良知，訴諸理性的變革者。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是這樣。孫中山、蔣介石壓倒了黃興、陳炯明，毛澤東更是壓倒了學歷和聲望遠超自己的陳獨秀，把共產黨的文武精英都玩弄於股掌之中。
正是中國政治遊戲的這種選擇取向，給二十世紀的中國變革帶來了極其可怕的生命和社會代價，許知遠的《醒來》一書並沒有面對這個事實，這個呼喚別人醒來的人自己醒來了嗎？在最近的專欄中，我注意到許知遠開始觸及中國政治文化這一深層問題。許知遠發問，「是不是一代代精英在思維方式上，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才「造就了二十世紀主要的悲劇」？然而當今中國的語境，並不鼓勵他對這個問題追根問底，而是如許知遠所憂慮的，鼓勵所有人「沉湎於粗俗之中」。
中國是站起來了，卻遠沒有醒來。現在看來，拿破崙當年關於中國醒來的議論並不正確，因為一個站起來卻醒不過來的中國，才真的令世界發抖。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