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
自本世紀初以來,加勒比地區最大的島嶼經歷了動盪的政治歷史。1931年至1933年,一個名叫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在軍隊中的書記員參加了對獨裁者格拉多‧馬查多(Gerardo Machado)的反抗。1933年,巴蒂斯塔領導了一場針對古巴臨時總統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éspedes)的軍事政變。
應該嚴格而客觀地評判紅色高棉的罪行,以便可以將柬埔寨的經歷與本世紀其它重大恐怖事件及其在共產主義歷史上被分配的適當份量作比較。這種方法也有非常強大的法律原因,因為許多柬共領導人仍然活著,甚至以官方身分活躍著。他們應該被允許自由走動嗎?如果不應該,那麼應該對他們進行什麼指控呢?
除了該國令人不安的歷史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影響外,紅色高棉的暴力也是由該政權特定的時空背景所引起的。在某種程度上,該政權幾乎是在柬埔寨境外發生的一場戰爭的偶然產物。這場戰爭一結束,該政權就發現自己在原籍國虛弱而孤立。越南的敵意和中國令人窒息的擁抱貢獻了其餘部分。
斯大林和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個人印記,以至於他們的死帶來了相當大的變化,尤其是在鎮壓的規模和範圍上。那波爾布特又怎麼樣呢?這個本名叫沙洛特紹的人自始至終都存在於柬埔寨共產主義的歷史中,不提他而談及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他的性格中可察覺的特徵與其政權最血腥的暴行有關,也是毋庸質疑的。他遙遠的過去非常複雜。
在1973年與越南決裂後,柬共決定更換其「老大哥」。顯而易見的替代者就是毛澤東的中國,不僅因為其宣揚的激進主義,而且還因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壓,令其遵循它們共同的邊界。這位柬埔寨獨裁者於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訪期間,在北京成功地贏得歡呼,兩國間的友誼被官方形容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於描述與中國關係的術語上,柬埔寨與阿爾巴尼亞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國技術人員於...
紅色高棉的經驗具有異常血腥的性質,這不可避免地激起一種誘惑,讓人想堅持把它當作一種獨具特色的現象,類似於對納粹大屠殺獨特性的爭論。其它共產主義政權和為它辯護的人已經提出這種觀點,聲稱波爾布特政權是一種極左翼現象或某種勉強被裝扮成共產主義的紅色法西斯主義。但20年後,柬共的確是這個家族的一員已經顯而易見:它有自己的獨特性,但波蘭和阿爾巴尼亞也是如此。歸根到底...
1975年夏季,吳漢潤在洞里巴帝(Tonle Bati)報告了一名紅色高棉幹部激烈的長篇演說。
對於柬埔寨革命來說,界定自己所反對的,比實際宣布一項積極的綱領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紅色高棉都是在尋求報復。正是通過這一意圖,他們獲得了大部分的民眾支持,然後通過激進的集體化獲得了新的動力。革命也是農村對城鎮的報復。
與本世紀其它的大規模犯罪一樣,人們禁不住去尋求一種最終的解釋──這究竟是一個人的瘋狂,還是整個民族陷入了一種眩暈式的癲狂?儘管無法將波爾布特的責任減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國家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以及其它國家(當然主要是中國)的影響也都不應被忽視。它雖然發生於特定的地理區域和時間背景,但紅色高棉的獨裁統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類別可能最惡劣因素的提煉。
原則上,民主柬埔​​寨沒有監獄。據波爾布特在1978年8月的講話稱,「我們沒有監獄,我們甚至不使用『監獄』這個詞。我們社會中的壞分子只是被賦予了要完成的生產性任務。」紅色高棉對此非常自豪,強調與政治過去和宗教傳統的雙重決裂。根據宗教傳統,懲罰被推遲,拘留被佛教的業力所取代,其中罪惡只在來生償還。在紅色高棉統治下,懲罰是立即進行。
「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所有需要的就是100萬名好的革命者。僅此而已。我們寧願殺死10個朋友,也不讓一個敵人活著。」紅色高棉這樣的言論在合作社會議上司空見慣;其實,他們已將這種種族滅絕邏輯付諸實踐。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見得多。在別處所稱的「最高刑罰」,在這裡使用的頻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變得平淡無奇。
該政權中還有另一個固有而奇怪的矛盾:從理論上說,人們的生活和思想應該是絕對透明和公開的,而關於當權者則幾乎沒有什麼為人所知。共產主義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在該政權上台後,柬埔寨共產黨的存在被隱瞞了30個月;直到1977年9月27日,它才被正式宣布。
飢餓使人喪失了人性,導致一個人突然襲擊另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記了一切。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同類相食嗎?它或許不如中國大躍進期間那麼普遍,而且似乎僅限於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報告了兩個例子:一名曾經的教師吃了她的姐姐;一家醫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輕人。
柬共的經濟計劃造成了無法容忍的緊張局勢。本應監督工作的幹部的專橫無能,令這種局勢雪上加霜。灌溉是該計劃的基石。已做出巨大的努力來開發它,為將來而犧牲了現在。但工程的不良規劃和實施使得這種犧牲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徒勞。儘管一些堤壩、運河和水壩都經過了精心規劃且今天繼續使用,但許多都被第一場洪水沖走了。
人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們的新境遇。對於「75年代人」來說,這介於做一隻馱畜與做一名戰爭奴隸(根據吳哥的傳統)之間。如果看起來很強健,沒有太多「只吃不做的人」陪同,那麼進入一座農民村要容易得多。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個主要因素。根據斯利文斯基的說法,金邊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還活著(就是說,有100萬人死亡,約占死亡總數的一半),而磅湛(另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的居民中有71.2%倖存,北部奧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樣。在最後這個地區,死亡率僅上升了2.1%。
試圖從當地研究中得出總體數據很困難,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差異極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難遠遠小於「75年代人」,尤其是飢餓之苦,即使考慮到公布的大多數目擊者陳述是來自新人而不是農民這一事實所引起的失真。來自城裡的人中,死亡率極其高;今天,幾乎不可能找到一戶沒有失去一個或幾個成員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區一個村莊定居的200戶人家中,只有50戶活...
數字有時並不足以說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讓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產黨的真實本性。但數字確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如果沒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倖免,那麼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時受害?柬埔寨的悲劇如何與本世紀其它的悲劇以及其自身較長的歷史相關?各種方法(人口統計學、定量微觀研究、目擊者報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們組合起來,就能推動我們逐漸看到真相。
對社會不同成分進行分類和消滅的狂熱慢慢地達到了政治集團的最高層。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榮(Hou Youn),很早就被消滅了。「王國政府」的外交官於1975年12月被召回。並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產黨人。除了兩個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並處決。但由於柬共似乎從未有過任何有規律的行為模式,且由於不同地理區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斷存在相互猜疑的氣氛...
紅色高棉勝利後金邊的完全疏散,既讓該市的居民也讓世界其餘地區非常震驚,這些地區開始首次意識到,柬埔寨正在發生異常事件。該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釋。後者聲稱,疏散是一種安全措施,可確保免受美國可能的轟炸襲擊,且人們在其它地方會吃得更好。該政權無疑將因城市的疏散而永遠被銘記。
儘管有一種相當敏感的民族主義,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場純粹的本土悲劇的受害者,這場悲劇即一小群理想主義者轉向邪惡,且可悲的是,傳統的精英們無力做出反應來拯救國家或他們自己。這種組合在亞洲或其它地方遠非特例,但只是很少會導致革命。也應歸咎於其它因素,包括該國獨特的地理環境,特別是與老撾和越南的漫長邊界以及那個歷史時刻。自1964年以來一直...
從毛澤東到波爾布特的傳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使紅色高棉革命如此難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論之一。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無可置疑,他是富於想像力和老練的北京獨裁者的蒼白翻版。他在無外界幫助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政權。該政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持續蓬勃發展。波爾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讓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場社會轉型的試驗或預備草圖,而這場轉型可能是最激進的...
人人都聽說過越南船民的戲劇性事件,但在越南1975年事件後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老撾,已經見證了人口中比例較大一部分的逃亡。無可否認,老撾人為了逃亡必須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穿越湄公河進入泰國。由於大多數老撾人口住在河谷或附近,也由於鎮壓相對有限,離開相當容易。約30萬人(10%的人口)逃離了該國,包括山區大大超過30%的赫蒙(Hmong)少數民族(約10萬人)以及約9...
這場所謂的美國戰爭,僅以美軍最終撤退而告終。撤退是繼1973年1月巴黎和平條約簽署及南越政權隨後於1975年4月30日垮台之後進行的。許多人擔心的、的確在鄰國柬埔寨發生的大屠殺,實際上並沒有繼這場戰爭之後來臨。但共產黨軍隊的越南囚犯,包括來自他們自己隊伍的「叛徒」,都受到嚴重的虐待,且往往直接被清除而不是被遷移。
軍隊是最先組織「整風」的。1951年,在軍中,「整風」與其說是壓制性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性的。從1952年到1956年,「整頓」一直未變。一些再教育營氣氛高度緊張,以至於刮鬍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沒收,且通宵都亮著燈,以防止囚犯中發生自殺事件。然而,正是軍隊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衝擊了它自己的幹部,以致於很多人開小差逃到南方。這一趨勢使當局感到憂心忡忡。他們...
二戰後,共產黨人的壓制性暴力重新部署為對法國殖民者的武裝抵抗。關於法國遠征軍士兵被關押的監獄營地,有許多目擊者的證詞。許多人在那裡遭難並死亡;在1954年簽署日內瓦和平協議時,兩萬人中僅9,000人還活著,有待獲釋。印度支那山區特有的可怕疾病奪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承認共產主義在越南造成的傷害,今天仍是許多西方人厭惡的事情。他們反對該地區法國的殖民主義和美國的「帝國主義」,並與越南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營。當時,想當然地認為,黨是人們建立友愛和平等社會的希望及願望的一種表達,似乎是相當合乎邏輯的。其吸引力因胡志明(胡志明創建了黨,並領導它直到1969年)的個人魅力、黨員不尋常的堅持以及黨對海外宣傳狡猾的操縱而得以增強。
儘管邊境戒備森嚴,一些朝鮮人仍成功地逃脫。自戰爭以來,已有約700人穿行到南方,估計有數千人去了中國。自1993年以來,抵達南方的人數增加了4倍,並繼續增長;1997年,約100人到達那裡。他們中大多數人要麼正逃避某種懲罰,要麼已經有了一些關於外部世界的經驗。一些外交官和黨內高官都在逃亡者之列。
在朝鮮,甚至是營地以外,都幾乎不存在個人選擇的自由。根據1996年1月3日一位電台評論員的說法,「應該將整個社會融合成一支堅固的政治力量。這支力量在一個人的領導下,作為一體去呼吸、行動和思考。」該國當代一句口號稱:「像金日成和金正日(Kim Jong II)那樣思考、交談和行動。」
現在可得的另一份不尋常的證詞,是中國邊境附近會寧區一名營地看守的證詞。此人於1994年先逃往中國,然後逃往首爾。多虧了他,我們現在對朝鮮集中營世界的了解才大大增加。據這位名叫安明哲(An Myung Chul,音譯)的證人說,「壞臣民」被挑出來處決:「反叛分子、罪魁、殺人犯、孕婦(所有囚犯被禁止發生性關係)以及宰殺牛隻、家畜或破壞生產用材料的人,在小小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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