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讀阮毅成先生《八十憶述》,他在小學時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於1905年,幼時在江蘇興化上過私塾,1917年隨伯父、當時有名的律師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縣縣...
今天中國被特權階級的豪車堵滿道路,「老路」、「邪路」都堵死了,無路可走,中國成為一個「堵國」。尋找疏堵之路,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與合資方金港堂經過反覆談判,終於簽約收回股權,商務成為完全中資的企業。
哈維爾提供了一種範例:一個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帶入政治之中。中國的現實遠比當年的捷克複雜艱難,我們有深厚肥沃的專制土壤,我們需要尋求一條從良心出發、告別恐懼的新路。
扼殺一切溫和漸進的改革要求,只會將人民逼上梁山。統治者應該明白,決定時代走向的最終還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軍隊。
兩年前,我在廣東佛山的一條小巷中穿行,無意中看到了簡氏兄弟的別墅,可惜鐵門緊閉,未能進去,透過門縫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這個簡樸別墅,空空的小院中滿地都是落葉。簡氏兄弟,中國企業史上曾經的商戰英雄,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企業一樣都漸被人淡忘。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國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支配著中國國家命脈的人,如慶親王奕劻、鎮國公載澤、協理大臣那銅等人整天忙於一件事,就是趕生日。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不是到別人家送禮吃飯,就是自己家請客吃飯,為甚麼要請客吃飯?因為幾乎每一天都有這樣的壽辰,有權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麼多的孩子和那麼多老婆,那麼多的姻親裙帶關係,生日還斷的了嗎?幾乎天天都...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國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支配著中國國家命脈的人,如慶親王奕劻、鎮國公載澤、協理大臣那銅等人整天忙於一件事,就是趕生日。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不是到別人家送禮吃飯,就是自己家請客吃飯,為甚麼要請客吃飯?因為幾乎每一天都有這樣的壽辰,有權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麼多的孩子和那麼多老婆,那麼多的姻親裙帶關係,生日還斷的了嗎?幾乎天天都...
在林昭身後的中國,極權已在弱化之中,但我們面對的現實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斷激化,腐敗現象滲透這個國度的每個權力細胞,另一方面民權意識正在覺醒,從層出不窮的維權個案、群體事件到方興未艾的公民參選區(縣)級人大代表等自發行動,都在證明民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今天發生的這一切也將進入世界民權運動史,林昭在天上靜靜地看著我...
在一個媒體缺乏真正的批評自由、動不動就要挨招呼、挨點名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可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批評性報導和言論,就是因為這塊土地實在是滿了罪惡,每一天,在各個角落裡都有惡劣的事情在發生,太不缺這樣的新聞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這樣的新聞之後,還會有很多沒有被禁止或來不及禁止的新聞漏出來,可謂天網恢恢、疏而有漏。
現在在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無疑是歷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確定的。當然,不在場的人就沒有興趣。而對於我們這些一天天關注這場和平革命的人來說,簡直太讓人激動了。同時,也讓人疲倦,因為看到他們是如何拖延而使人無法預料結局。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齊刷刷地砍下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頭顱,血花四濺,老邁帝國在一片肅殺之氣中,徐徐落下19世紀陰沉的帷幕。
「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著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於是乎他們不能不『一邊倒』……更不能不以屠殺為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其病根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
「今老矣,不忍見無辜人民肝腦塗地,若長此遷延又無以對朝廷。君等皆青年,對於國家抱急進熱誠,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艦隊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問,但求還我殘軀以了餘生。」
在1895年之前,四個人的思想並無多少差異,即使孫中山也曾主張走改良道路,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改良是他們共同的起點。
那個時代,他們可以從容地以這樣的句式,公開表達自己對國事的見解,這本身就是文人論政傳統中的一個獨特方式,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遺產。
當艾未未等敢說真話的人們失去自由的時候,正是春天花開的日子。年復一年,春天的到來如此不可抗拒,花開花落,沒有任何人間的權勢可以阻擋。
天下未亂蜀先亂。
純潔的人們的自願犧牲,是對傲慢的暴政最強有力的回答,而這種暴政是上帝和人類所不容的。
伶界商團參加攻打製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發時來不及卸妝,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潤這幾位伶界商團的領頭人,前輩武生張來順,武丑馬飛珠,銅錘丘治雲、薛壽齡、夏月華,潘月樵的兒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參與了戰鬥,他們都表現得很勇敢。
「因為社會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強迫的手段,每每弄到瀰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氣,縱然能由強迫得著預期的結果,也未必就如預期那樣圓滿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這種情緒引起的行為成了積習,更是人類一種痼疾!」
邵飄萍不幸生在一個動盪的亂世,軍閥混戰,政局詭譎,有槍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國徒有國會、總統、憲法,卻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槍桿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開始新聞生涯,15年間,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險,下獄、流亡、封報、流言的誹謗、權勢的恫嚇……這一切他都曾一一飽嚐。
提起陳寅恪,或許人們會想起他那句洪鐘落地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學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稱譽,不太有人會進一步留意他和他所處的時代到底是甚麼關係,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時代人。
通過暴力革命造成的統治合法性隨著歲月遞減,最後必將歸於無有,依靠經濟增長來打造新的統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為最終的保障。
民主的政治與主義政治不但是截然兩事,並且在精神上是根本衝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為主,主義政治是以主義為主,無論主義的內容是甚麼,根據上文一番心理的討論,可知此種政治所耗費的力量,大部份是在主義的宣傳擁護與不許人侵犯上,而不在主義的實行上,特別是如果同時還有別的主義存在而和他爭衡。
昔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同事們,紛紛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潑污水,甚至虔誠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際,真正是斯文掃地,學統淪喪之時,日本人的鐵蹄都未能摧毀的道統就此坍塌了。這是歷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後,他們中很少有人再寫出甚麼像樣的著作。
身為「五四」一代作家,郁達夫的一生與他生存的時代一再構成衝突,北洋軍閥、國民黨政權、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評的對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覆言說的那種苦悶、感傷和病態,也未嚐不可以看作是社會批判的一種特殊方式。
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
《紐約時報》社論稱,「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
掌握大部份社會資源的強勢集團希望不變,使他們世世代代永葆榮華不變,但是他們內心也清楚,他們可以暫時操控權力、支配資源,甚至遮蔽真相,但是他們決定不了歷史,歷史將按它自身的邏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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