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在20世紀中國報業史上,要說純粹的民間報紙、白手起家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報系,不能不提到成捨我開創的「世界」報系,陳銘德、鄧季惺夫婦開創的「新民」 報系。
1929年,經徐志摩的介紹,青年沈從文在上海認識胡適,並因胡適的推薦而登上大學講壇。雖然他在《新月》發表過文學作品,在新月書店出過好幾本小說,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賞識,卻不是「新月社」成員,始終是個文學「單干戶」。
以往的歷史早就反覆地證明過,那些曾被世俗嘲弄為蜉蚍撼樹的力量,往往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時刻悄悄地改寫了歷史。 有勇氣去做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僅這一點就值得肯定,值得我們為他們鼓掌,勇氣是產生新思維、通往新思想的的第一個隘口。
回望歷史,改變了王朝體制的辛亥革命馬上就是整整百年,這塊土地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與百年前驚人相似的歷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擾過梁啟超、張謇、孫中山、袁世凱、宋教仁們的問題,今日仍苦苦地困擾著為這個民族的未來焦慮的人們。
辛亥革命發生之初,《天鐸報》總編李懷霜主張慎重,不敢稱起義者為「義軍」,當時各報也是稱「逆軍」的多,陳佈雷認為不可附和,就稱為「革軍」,並在報上連續發表《談鄂》系列評論,一共10篇,傳誦一時,「佈雷」之名溢於滬杭一帶。《天鐸報》發行量達到4000份,幾乎可以與《神州日報》、《民立報》、《時報》、《新聞報》並列。
殷海光的悲劇命運,以及他在20世紀中國走過的道路,都令人嘆息、令人深思,近年來,隨著他的著作和有關他的著作,不斷在他最終未能回來卻從未忘懷過的故土問世,他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影響了台灣社會轉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已在許多年輕或不再年輕的讀者心中定格。
在近代中國企業家自身建造的公益傳統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已超越了農業文明時代對一般是造橋修路、濟貧扶困的低水平訴求,從張謇開始,起點就很高,他們把自己辦企業推動工業化的行為融會在帶動整個社會發展、提升城市文明的現代進程中,融會到這個國家對民生的關懷之中。
夢想是人類的翅膀,沒有夢的人生是暗淡、乏味、平庸的,一代報人王芸生前半生的故事就是一個追尋夢想、守護夢想的過程,隨著夢的隕落,他的翅膀被折斷了。
曾經風雲際會,這批集中在臨時大總統身邊的年輕才俊,以後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從政的反而不多。
契約是商業文明的根,商業就是從契約這個詞為原點向四面八方伸展出來的。那麼它的背後是什麼?商業文明的背後是政治文明。
真正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應該教什麼?很簡單,就是公民教育,教你作為一個公民有哪些權利和義務、對這個國家有哪些責任。權利和義務是雙向的,有義務的人必然擁有權利,如果沒有權利,就沒有義務,享有基本權利的人就有保衛這個國家,為這個國家犧牲、奉獻的義務。
我最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對於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他們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鬥爭。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在這個意義上,他才要對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當作一個靶子來打。
章家敦的聲音完全被封鎖在大陸之外,這是當局不喜歡、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聲音,與此相反,約翰·奈斯比特則成了座上賓,備受禮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這本書本來就是天朝授意他寫的。
「新生活運動」最大的缺失就是價值錯置,其中強調的那些個人生活規範,都只是為了規矩,服從,守紀律,而沒有自主地為這個社會服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類內容。
一元開戶、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禮券儲金、教育儲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今天看來,也許都太平常了,但是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推出這些舉措時,在中國金融業都還是創舉,很多人頗不以為然。
批評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屬性之一,是人類不斷改變自身境遇的一種努力。批評就是承認人的有限性,承認體制的不完善和社會的不完美,呈現了人性當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趨向。
盧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肯動腦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長40歲的張謇的影子。
在辛亥前夜、人心思變的中國,才華、熱血集於一身的青年汪精衛這些詩句不僅打動了愛慕他的華僑少女陳璧君,也打動了許多的中國人。當他決定北上刺殺攝政王時,就有赴死的心理準備,一旦刺殺行動失敗,被捕下獄,他自然不抱生還的幻想。
「三一八」慘案的發生,不僅把段祺瑞送到的歷史的風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終結,也導致了國民軍在道義上的失敗,整個北洋主導的時代可以說因此落幕。
無論袁如何掌控輿論、查封報紙,都不能將這些或私下或公開的不和諧音消除,這不僅是袁世凱的無奈,而是權力的無奈,畢竟權力之外還有公道,權力之外還有歷史。
1949年以後,1957以後,特別是1966年以後,無數優秀知識分子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這個題目就足以讓後來的許多學者皓首窮經研究一輩子。 1966年9月2日夫婦雙雙選擇自殺的傅雷就是其中之一。
研究20世紀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吳宓日記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實,還有他作為獨特的個體生命留下的心靈軌跡。
那一刻,離一個王朝的垮台已近在咫尺,社會到處潛伏著深層的危機,朝廷不知,官員不知,一般民眾也不知,表面上整個社會仍是一派祥和,因此,這場前所未有的博覽會也沒有特別森嚴的戒備,沒有如臨大敵的檢查。
相距不過一年,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的石頭城,已是金陵王氣黯然收。
共和代替帝制,這當然是個巨大的進步。儘管近百年後遙望武昌,中國仍在「進步」的途中。
那水從她記憶的深處依依而來,汩汩淌出,沒有誇飾,沒有抒情,沒有任何的躁動不安,彷彿將塵世的所有浮華、紛擾都過濾盡了。那水是活水,從民國流淌至今,無論時代的風浪如何顛簸不定,無論不可抗的外部環境如何幾經變遷,都擋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憶。
親歷拆遷,我更切身地體會到拆遷制度之陋和制度變革之迫切。希望越來越多的公民自我覺醒,當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都能不退縮,站出來維護權利、抵抗權力,讓既得利益集團每一次的侵權行為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從而逐漸造成一個有力量、負責任的公民社會。
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不可屬於一黨。
慈禧太后一生殺人無數,沒有一次像這一次深受中外輿論的責備,沈藎因此被譽為「中國史上第一個殉職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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