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剪辮子毫無疑問成為革命的一個象徵,時代轉換的一個標誌。眾所周知,滿清入關時要求剃髮留辮,不服從者殺無赦,從北到南,為了這道不可抵抗的命令,不知有多少漢人喪了命。
元旦晴,物價更貴,與昔相比,不啻十餘萬倍。……照此物價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營業未看樂觀,只有苦守堅撐,……但政府實行統制,原料不足,捐書頻加,無異置工廠於絕地。
陰謀和陽謀從本質上也沒有多大的區分,其中都包含了專制權杖或點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須有的技巧,在專制的鐵幕下,陽謀和陰謀一樣,沒有人能躲得開。
庫恩、約翰·奈斯比特這些美國人相繼高調出場,為現實中國的自由、民主辯護,並不是中國大陸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恰恰相反,這是我們所沒有的,因此他們要把現有一切做出重新解釋,說服中國人接受現實。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
戊戌變法時設立礦務鐵路總局,他與王文韶受命主持。沒多久,政變發生,康、梁亡命,他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後被捕。
遙想季鸞當年,在那個動盪不安的亂世中國,始終以辦報為唯一職業,擎起一支禿筆,以他獨有的才華、人格和執著將「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一個高峰,大大拓展了議論國事的公共空間,為凝聚社會人心、重塑社會良知提供了一個言論的平台,樹立起了一種新的批評模式,使權勢集團在理性、正義的言論面前懂得有所忌憚,使普通百姓在瞭解社會、辨別是非時有所依據。
1929年12月北大為紀念建校三十一週年,從12月16日到18日發出1900多張測驗單,收回571張,其中96%是學生,99%的人年齡在20歲到26歲,99%是男性,可以說基本上代表了那一代北大學生的看法。
與其空談尊嚴這個詞彙,不如多看看前輩知識份子在危難時的表現,看看他們在不可一世的強權面前作出的選擇。
美國的偉大就在於有勇氣直面自己歷史中的不幸、不義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許揭開歷史的傷疤,容忍不同觀點的審視和批評。
只有一顆腦袋思考,培養奴才,放縱浪才,扼殺人才,把任何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搖籃中,「男盜女娼的社會」才得以永葆青春。
宋教仁是20世紀政治史上一顆最耀眼的流星,作為同盟會的要角,中部同盟總會的核心人物,國民黨的實際領袖,在辛亥革命前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
1949年以後,紅太陽普照大地萬物,《東方紅》唱遍每個角落,絕對權力籠罩了整個華夏民族,代表一個民族元氣的知識分子紛紛繳械投降,幾乎是一敗塗地,能在鋪天蓋地的權勢和一浪接一浪的運動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
那個時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包括羅隆基、張東蓀等)都有一個誤解,以為蘇聯的共產主義代表了經濟平等,而資本主義就是默認經濟不平等的,其實他們對蘇聯的瞭解極為有限。因為極權主義社會的封閉性、殘酷性和欺騙性,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難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以致連魯迅晚年和胡適早年都曾嚮往過那個社會。
二十年了,還有多少方長的來日?沒有人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繼續堅持我們的良心判斷,把真實的聲音發出來,在這個人的世界上尋求人的良心回應,而不是時時刻刻指望官方來重新做出什麼評價,不再仰望宮闕,懷抱朝廷某一天突然開恩平反的心態。
1910年1月15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莫理循從北京出發,火車到達河南,他就改為馬車或騎馬,一路西行,從西安到甘肅,進入新疆,走穿整個中國西部,深入中亞腹地。
從中我們看不到同是文學界出身、此時身居高位的鄭振鐸對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對揭發者的讚賞和對倒霉者的冷淡。那個知識分子的鄭振鐸哪裡去了?
如果那些被層層疊疊遮蔽的信息將依然被遮蔽,如果與災難相關的一個個問號不許追問,如果災難迅速被轉化為感恩戴德的慶功會,如果陽光不能鋪展在每個公民的頭上,如果權力還是真理的化身,災難仍將繼續發生,也許不會很遠。
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奴隸,你就有可能淪為奴隸;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奴役,那麼你今天的自由也缺乏可靠的保證。地球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人類一家的觀念也為愈來愈多的人所認同,大同世界難道永遠只是一個夢嗎?
傅斯年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孕育出來的新型知識分子,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
大凡有一點良知和正常見解的中國人,都不難看清楚,中國教育的癥結在整個教育制度,首當其衝的是高考體制,從考試形式、考試內容到招生方式等等,都存在著很大的弊端,而高中教育乃至整個中小學階段的基礎教育跟著高考走,完全依附在高考體制這個撼不動的龐然大物身上。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齊刷刷地砍下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頭顱,血花四濺,老邁帝國在一片肅殺之氣中,徐徐落下了19世紀陰沉的帷幕。
歲月滄桑,世變無常,旗幟變幻,然而,楊度在骨子裡還是一個君主立憲論者,這一點可以說他有始有終。
1933年4月1日,《東方雜誌》第30卷第7號出了一期「憲法問題專號」,一下子發表了17篇討論憲法的文章,連補白文字都是和憲法有關的。文章中所討論的問題即使在七十年後也並未過時,當時所達到的深度也讓足以讓今天談憲法的人無地自容。
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到底是什麼?人們心照不宣,說穿了就是貪污腐敗,就是專橫壟斷,就是男盜女娼盛行,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憲法權利只是紙上的空頭承諾,就是我們只能夠選擇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調、汽車……
從1926年被殺的邵飄萍到1941年病故的張季鸞,再到1949年後不再辦報的陳、鄧夫婦,他們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報人,他們的報紙和那些以宣傳或懷有其他目的的媒體不同,本身就是目的。
沒有好的制度,有了清官也是靠不住的,有了好的制度,有人想不做清官也難。
百年長夜,因言獲罪的事例史不絕書,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是早年的北洋軍閥時代,還是後來的國民黨專政時代,言論自由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還留下了一個「多少」與「有無」的預言。
在1949年來臨的前夜,對那個脆弱的獨裁政權而言,任何獨立的社會輿論都是無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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