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竹

2009年將是中國的政治轉型年，轉型的動力機制已經形成：一是群眾上街，二是經濟蕭條，三是高層內鬥。三者相互糾纏，相互激蕩，就像美國南加州的大火一樣，風借火勢，火助風威，誰也擋不住的。在中國，民間積怨，百姓上街，這不就是遍地乾柴嗎？金融危機，經濟蕭條，野火亂竄。高層內訌，權力鬥爭，這就是亂風襲來。如此一來，中國政治要改朝換代，有誰能擋得住呢？

知識是一種痛苦，共產黨來了之後，更是一個苦字了得。你不選擇共產黨，讓你肉體痛苦或肉體消滅。但選擇了共產黨，讓你精神痛苦或精神消滅。從戰爭年代到運動年代，從十年文革到改革開放，這個靈肉線索應該是清楚的。今天，中國的讀書人再次面臨痛苦抉擇：要不要繼續跟黨走？不跟黨走，肉體很痛苦，一來小鞋不舒服，二來收入要損失，搞不好還有牢獄之災。但如果跟黨走，精神很痛苦。因為，昧著良心，厚顏無恥，沒有人格，精神能不痛苦嗎？

金融危機何時到中國？很可能是明年，幾乎不可能拖過後年。金融危機就好像是一輛國際專列，1997年從亞洲出發，到了俄國與南美，今天在華爾街靠站，估計會盤旋一陣去歐洲，但是，它的終點站是在中國，這一點毫無疑問。換句話說，2009年與2010年將是一個關鍵的機會窗口，叫做東方列車的謀殺案，全球合謀，百姓陽謀，要幹掉一黨專制。

官方最好的策略是理性、法制、公開、透明，這個悲劇就可以落幕，社會的心理也可以撫平，而那些家屬們，無論是楊家的還是警察家的，就可以繼續過日子。但是，當局偏不要這樣，好好辦案是不行的，正正當當辦案做不到。什麼意思？你好像還有什麼內情似的，好像還在掩蓋著什麼東西？好像要把這個案子一直糾纏下去，挑逗大眾心理，直到共產黨倒臺？我覺得不可思議。怎麼說呢？一貫做賊的，讓他走門覺得不習慣，一定要跳窗戶才行？一貫做假的，真的受不了，先搞成假的再說？其實，當局無非就是這麼一點小小的心理恐懼，怕老百姓同情楊佳，怕老百姓議論案情，怕那些不怕死的有樣學樣，對不對？可以理解，但是，至於像做賊一樣嗎？我們知道共產黨政治案件好做假，一貫搞冤假錯案，今天，刑事案件你也要做假才行嗎？丟人啊，錦濤同志。窩囊啊，永康同志。難道非要這樣秘密處置楊佳的母親，才能平平安安地殺了楊佳？控制楊母，好殺她兒子，至於走到這一步嗎？整個事情太奇怪了，不合情理嘛。你到底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情呢？為什麼這麼怕老百姓知道？看起來，這個事情我們一定要追究下去，沒完沒了，直到真相大白。你殺了楊佳也不算完，還要繼續追究，因為，事情太奇怪了，你太不合情理。

張春賢與李君如，一個是湖南省委書記，一個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最近，一個說要還權於 民，一個說要票選民主，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三種可能。一是吃錯藥了。因為，你這不是鼓吹顏色革命嗎？明擺著跟胡總對著幹。其次，葫蘆裡面是假藥，信口雌 黃，並不當真。不過，我覺得還有第三種可能：一種危機意識在中共高層蔓延，像傳染病一樣互相傳染，一是對一黨專制的前途沒信心，二是對黨中央沒信心，三是 對胡錦濤沒信心。

汶川大地震，人間慘劇。在這種傷痛中，說幾句同情話是廉價的，而表達慰問對於表達者或許重要，但對於被表達者而言，那是微不足道的，於事無補的。因為，對於失去父母的孩子來說，父母是不可替代的，而對於失去孩子的父母來說，孩子也是不可替代的。如此慘烈的災變，如此巨大的傷痛，小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觀，使人生道路出現轉折，大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氣象，使國家道路出現轉折。中國人常說，化悲痛為力量，我要說，化悲痛為變天。悲從中來，變從中來，中國非變不可，現實必須突破。圖：綿竹漢旺鎮，救援人員在一所學校廢墟上展開救援。

最近，胡錦濤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把專制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叫做憤青政治，扶共滅洋。其實，這不是新東西。當年慈禧太后也搞過義和團政治，扶清滅洋。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正是滿族人的一族專制的最後階段。實在說來，老佛爺不鬧憤青，孫中山怎麼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呢？同樣道理，今天胡錦濤不鬧憤青政治，大家也很難達到驅逐韃黨、恢復中華的共識。

北京有兩個官僚俱樂部：一個是人大，一個是政協。為什麼說是官僚俱樂部呢？因為，他們一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二不能幫老百姓辦事，三隻會當官做老爺。事實上，兩會代表大多是官僚們舉薦出來的，衙門裏分贓分出來的，搞權力平衡平出來的，跟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呢？所謂的人民代表就是官僚代表，人大就是官大；所謂的政治協商就是官僚協商，政協就是官協。如此一來，他們只為官僚解決問題，努力建立官僚和諧，全面促進官僚發展，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今日中國，世風日下，朝綱不振，究其原因，上樑不正也。過去，北京有一個娼妓集聚的八大胡同，黑道橫行，鴉片遍地。今天，北京有一個政治上的新八大胡同，從中南海向全國延伸：官場接黑道，警匪一家，無法無天；理論成鴉片，愚昧人民，假大空騙。以下根據《半月談》等檔資料，歸納列出最高當局的八個問題，簡稱中南海八大胡同。

送走豬年，迎來鼠年。豬年的一大特色是，老百姓像養豬一樣精心伺候党和國家領導人，盼著他們長膘成材。十七大期間，中華民族的養豬運動達到了新的高潮：大會堂裏，腦滿腸肥，紅光滿面，頭髮流油，豬光寶氣，一派興旺景象。老百姓看得心裏歡喜：豬的一身都是寶，左邊一個胡錦濤，右邊一個溫家寶，造福人民錯不了。

幾年前，美國發生卡特裏娜風災，政府救災不力，官員無能，輿論大嘩。接下來，布希道歉，高官下臺，公開真相，啟動改革。這就是，人民問責，政府改革。今年，中國南方發生雪災，比較而言，政府表現更差，官員更無能，而因為人禍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民生損失更為嚴重。如此慘痛教訓，難道老百姓不應該問責嗎？人民不問責，政府不改革。因此，我們請胡錦濤回答三個問題。

人們都說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其實現實也如此。比如，三峽大壩與共產大廈就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社會與長江水系都是脆弱的生態系統，一來危機四伏，二來禁不起折騰。但是，大壩黨說建個大壩可以解決問題，共產黨說修個大廈可以解決問題。但事實如何？簡單的事情搞複雜，複雜的事情搞砸鍋。

在中國，《國際歌》還在唱，但歌詞變了。官員們高唱：這是最後的撈錢，團結起來到明天，撈錢那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中國快變天了，這一點貪官污吏也很清楚，因此加快了撈錢的進度，今天能撈的決不拖到明天。胡錦濤很著急，說大家悠著點啊，慢點撈不是可以多撈幾天嗎？但是，官員們沒有信心，明天樹倒猢猻散，就不能撈了。

解散共產黨是一項光榮的歷史任務，老百姓想回避回避不了，有人想拖延拖延不了，胡錦濤想掩蓋掩蓋不住，一句話，它歷史地擺在了中國人民的面前。實在說來，中國社會發展到目前階段，解散共產黨不但具有歷史的必要性，更有歷史的緊迫性，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它是可能性與現實性的統一。

2008年老百姓面臨一項艱巨的任務，這就是通膨維權，或者叫“漲價維權”。這場戰役能否打贏，將決定老百姓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生活品質。漲價為什麼要維權呢？因為價格上漲一倍，就等於老百姓收入減少一半，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切身權益。然而，胡錦濤卻學習李登輝，搞“戒急用忍”。“戒急”就是他不著急，“用忍”就是讓老百姓忍著：肉價漲了少吃肉，糧價漲了少吃糧，房價漲了別買房。豈有此理。

十七大之後，溫家寶要火燒眉毛治三害：一是經濟過熱、二是物價上漲、三是資產泡沫化。如果明年春天治三害仍然無功，那麼入夏就可能發大水，共產黨的江山面臨著滅頂之災。實在說來，早在十七大之前，就應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且容易得多。但是，胡錦濤為了十七大戴穩烏紗帽，把該辦的事情都壓下來，錯過了時機。更為嚴重的是，十七大壯大了權貴集團，深化了體制痼疾，這事情就更難辦了。

十七大放了兩顆衛星，一個是習近平，一個是李克強，從第四代飛向第五代。孔子雲：聽其言而觀其行。但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中宣部天天造假，所以，我們實在搞不清楚這兩個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心裏想的是什麼。因之，對這兩顆政治新星的飛行軌跡，除了聽其言觀其行之外，我們還要查其案，也就是從某些要案入手，看這兩個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解放軍面臨兩大歷史使命：一是國防現代化，二是政治現代化。當然，在法制社會，軍政分家，軍隊國家化，這樣最好。但是，在此之前，尤其在現體制下，這些都是美好的幻想。換句話說，一黨專制是一個糾纏不清的扯皮體制，黨政不分，黨軍不分。黨政不分妨礙了中國政治的現代化，黨軍不分妨礙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中國的現行體制有三大特徵：一黨專制、欺壓百姓、貪污腐敗。一黨專制是本質，欺壓百姓是手段，而目的則是貪污腐敗。都說老百姓的忍耐有限度，其實這個限度是兩種：一是程度上的，二是時間上的。在程度上，老百姓忍無可忍。在時間上，老百姓的耐心也達到臨界點。有鑒於此，我們要有一個結束一黨專制的時間表，不妨叫做“五年計劃”。

《人民日報》說，十七大解決了 “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毫無疑問，胡錦濤舉的是假大空的旗，走的是權貴主義的路。十七大做到了“板上釘釘”，把中國人民釘在了十字架上，一如當年的耶穌基督。左邊這根釘子叫假大空，人民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右邊這根釘子叫官僚特權，人民權利不平等、人權被剝奪。在我看來，共產黨是出賣中國人民的猶大，胡錦濤是出賣共產黨的猶大。這種無恥的背叛，昭然若揭，區區2200名代表的馬屁鼓掌，豈能掩蓋的了？

走過十七大的共產黨，有點慌張，有點迷茫，有點狡詐，有點希望，傲世而立，但誰來捧場？誰要看這張塗脂抹粉的臉，虛情假意，人老珠黃？

共產黨各級官僚幾十年如一日，輕視農民，壓迫農民，剝奪農民。不管召開多少次黨代會，不管下達多少一號檔，這種習性沒有改變。三年自然災害時，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百分之九十九是農民。今天，上訪群眾被截被打，絕大多數還是農民。為什麼？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農民手裏沒有土地。二是農民沒有組織，三是農民好欺負。有鑒於此，農民的真理就有了：一是奪回土地，二是成立農會，三是驅逐貪官。

十月一日《物權法》正式實施，起跑線上一聲槍響，從此老百姓一要爭物，二要爭權，三要爭物權，而且刻不容緩。因為，在槍響之前，貪官污吏早就捷足先登了，在農村奪田賣地，在城市拆遷占房，不但上下都先進，而且各地均統一，既沒有城鄉差別，也沒有地區差異，堪稱奇跡。所以，落後的老百姓啊，你們要加油了。一是在農村平均地權，叫做耕者有其田，二是在城市平均房權，叫做居者有其房。城鄉結合，爭房爭地爭產，就是落實《物權法》。

最近，據自由亞洲電臺聽眾檢舉，有關單位在各城市居民樓內非法安裝短波干擾器，用來封鎖國際廣播。據指稱，短波干擾器大多是秘密安裝，居民住戶完全不知情，有的就在居民樓道的公用電錶旁邊，偽裝成遠傳水錶發射天線，並注有水電公司的假標記。我認為這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不但是非法的、違章的、不道德的，而且有可能成為居民住戶的健康隱患。

九月四日晚間，重慶市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城管因為毆打小販而引起民憤，城管的車被推翻，並被引爆，市民和城管雙方都有人受傷。據瞭解，整個過程持續了五個小時，交通中斷，現場聚集了數千人。重慶的“九四事件”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中國城鎮市民的心中有一把火在悶燒，隨時可能爆發出來，演變成轟轟烈烈的市民起義。

外電報導，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的公司與中國及外國政府簽下一系列重要合同。外界估計，合同的價值可能高達幾十億美元，美聯社的報導說，交易凸顯出中國政府機構與高官子女的公司的密切關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凸顯了胡錦濤第一家庭的內部矛盾，起碼這則報導會加劇這種矛盾。我估計，胡錦濤不願意兒子經商，因為這對他自己做官不利，這就像陳世美不希望前妻出現而影響自己的前程一樣，但顯而易見，胡海峰要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時代變了，人各有志，胡錦濤也不能阻止兒子經商。這就是中國的進步：假如陳世美再世的話，包公用不著上演《鍘美案》，因為首先提出離婚要求的，可能是他老婆。

今天，中國進入民主轉型期，與其說轟轟烈烈，不如說悲壯。從一黨專制轉向自由民主，從貪污腐敗轉向人權法制，中華民族之史詩也。但是，譜寫這史詩的是什麼呢？多少農民工的汗水，多少老百姓的淚水，多少年輕人的鮮血，一言難盡。言不能盡，曲可盡乎？刀郎有一首歌，叫做《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娓娓動聽：“克裏木參軍去到邊哨，臨行時種下了一顆葡萄”。在我看來，克裏木參軍就是那故事的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種下的這顆“葡萄”就是人權，就是老百姓的希望。

毛澤東曾經說，路線正確了，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槍可以有槍。今天，人民要結束一黨專制，不用錢也不用槍，但是，必須有一個路線圖。那麼，民主轉型的路線圖是什麼呢？我認為第一是上街，第二是上街，第三還是上街。因為，人民一上街，沒有組織可以有組織，沒有領袖可以有領袖，沒有反對黨可以有反對黨。一句話，上街就是毛澤東說的“路線正確”，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叫做水到渠成。

中國舉辦奧運是一件好事。但是，最近一段時間，從黑龍江到上海，從山東到廣東，我們陸續聽到老百姓發出“不要奧運要人權”的呼聲。在我看來，這是呼救的聲音，有如被群狼圍困住的一群小動物，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事實上，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反觀胡錦濤，他是可以選擇的，既可以奧運人權都要，也可以兩者挑一。令人遺憾的是，胡錦濤顯然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只要奧運不要人權。如此一來，老百姓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針鋒相對，杯葛奧運，以求生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旋律。學者李澤厚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時代旋律表現為雙重變奏，一是救亡，二是啟蒙，而救亡往往壓倒啟蒙。然而，改革開放之後，一來沒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了，故無亡可救；二來中國人個個機靈活絡，故無蒙可啟。如此一來，中國面臨著一個五音斷層，青黃不接，因為老調子已經唱完，新曲調尚未成型。大家各吹各的號，各想各的調，而中宣部亂彈琴，胡錦濤瞎指揮，更增添了噪音，難成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