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勝

1989年六四後，北京高校一片肅殺，紅色恐怖籠罩在高校的每個角落，轄制著每個老師和學生的心靈。抓捕、審查、處罰、洗腦在「鎮壓暴亂」的名義下在校園內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於1990年9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時年18歲。進校門後，我們即被強制軍訓、接受平暴報告團洗腦。然而，真相是掩蓋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謊言的，經過近兩年的探索，我終於與一群89精神的繼承者們走到了一起，開始在高校內進行多種學生活動。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我們哲學系的蔣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婦。

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研討歷史的目的，是要將歷史運用到當下的鬥爭當中。辛亥革命，作為體制外力量結束專制暴政的勝利典範，對今天的我們有巨大的參照價值。我的發言雖然側重在對當前的形勢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結論，都來自辛亥革命對我們的啟發。我的發言分三個方面，一是國際形勢的分析，二是國內形勢的分析，三是我們的戰略和對策。

2011年4月8日，中國公民、前紐約時報記者趙巖先生，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去上訪投訴。在他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總幹事托卡耶夫先生的信中寫到：「2009年4月，因與中國的第一家民營上市公司東方企業集團的股權糾紛談判無法再繼續的前提下，我向哈爾濱市南崗區法院依法起訴了東方企業集團。按照中國的民法通則，南崗法院當在七個工作日內向我告知法院是否立案。可是，在2009年4月到7月間，我先後四次從北京到哈爾濱南崗法院依法討要訴權，但是南崗法院枉法辦案，既不下裁定駁回我的起訴，也不給立案通知，我在北京申請示威遊行抗議也得不到批准。尊敬的潘基文秘書長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總幹事托卡耶夫先生，今天的中國公民得不到訴權和司法公正已經是普遍現象，在此我強烈的要求聯合國人權機構和聯合國總部，能對這種侵犯人權惡劣的現象給予調查和懲處」。

2011年3月11日達賴喇嘛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宣佈正式辭去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首腦職務。尊者達賴喇嘛的此舉，實在是革命性的宗教、政治決定,影響極其重大和深遠，它不僅深刻影響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也將對中國的政治和宗教及政教關係產生重大的衝擊，甚至對整個世界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也會起到促進作用，其意義也許在未來多年後更加凸顯出來。

這是一場提前來臨的革命（本文的革命是相對改良而言的，革命是體制外力量力圖改變現政權體制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更多情況下是非暴力的和平運動）。為甚麼說是提前來臨呢？中國人權活動家大都認為2012年中共換屆、台灣、美國換屆是發生革命的最可能時間，到那時國內民眾忍受的痛苦也可能達到極點。而且革命需要周密的計劃、培訓、組織，這起碼還要一兩年時間。因此，很多海外民運領袖級人物都表示這次中國茉莉花運動條件不充分、還需等待。一些革命派甚至認為這次是中共的陽謀，理由之一是革命派都沒有參與任何準備，「革命」就發生了。

青海玉樹發生地震後，儘管有很多朋友打電話給作為青海人的我表示慰問，但是我極不忍心看有關地震的新聞，因為我知道，地震的慘狀有多慘就會有多慘，我完全想像得到，尤其在青海藏區。我在川震地區救災一個月，我不願意再被那一頁頁悲慘的畫面所破碎。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新疆事件仍受外界關注。近日全球要求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下台公開信聯署行動的發起人、旅居美國的學者郭保勝今天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呼籲包括幾百萬維族幹部在內的各族黨員退出中共，回歸真正的信仰。郭保勝並聲明自己退團退隊，與中共斷絕一切關係。他說，靈魂上與中共徹底決裂，一切魔鬼邪靈必定自動瓦解，人生就會在所有方面有一個全新的變化和起點，生命會從黑暗走向光明。

六四的核心是暴力。暴力就是直接以傷害人的肉體、危害與剝奪人的生命為目的，強迫人中止或改變行為方式的行為。暴力具有直接性，它以肉體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懼來最快速度、最直接地實現暴力行使者的意志，所以所有專制政權無不以暴力作為它們的統治基礎；暴力具有最終極的威懾力，因為人類在肉體傷害和生命威脅前面很少有不妥協的，所以專制者相信只要使用暴力就能應付民眾的反對與抗議，而受暴力壓迫的民眾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也不得不用暴力來改變統治者的行為。

大陸民眾用什麼方式紀念六四？在海外可以有多種形式，對中共刺激越大的形式越應該採用。但在陰森恐怖的國內處境下，如何紀念六四呢？最近胡平先生發起的白衣行動旨在讓國內民眾在最小的風險下表達哀思和抗議，本人非常贊同這種形式。但願更多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國內民眾六四當日穿上白衣、默默抗議與哀思。由白衣行動讓我聯想到1993年六四，我在北京高校讀書期間用文化衫來紀念六四的一件往事。

為什麼一個弱女子正當防衛、暴力反抗幾個中共芝麻官的事件居然被炒成了國際新聞，網絡上下、境內境外、反毛擁毛、反美擁美、反體制和體制內，形形色色的中國人，都為鄧玉嬌的暴力抗暴拍手稱快、讚不絕口，也都為她抗暴後的不公待遇而義憤填膺、不肯罷休。聯想去年的楊佳刺死6公安事件所導致的全球效應和盛況，也令世人驚詫、中共驚秫。

題記：對法輪功問題首先要拉到法律的軌道上來，對法輪功學員，首先要給與最起碼的人的待遇、中國公民待遇；在對法輪功不給實質正義的境況下，應先給予法輪功學員作為人最起碼的程序正義；對法輪功學員可以根據他們的行為來審判是否有罪，但絕不能根據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思想定罪，絕不能給人的靈魂定罪。

1989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鎮壓民主運動事件，當時我才是一個遠在中國邊陲的17歲高中二年級學生，我與「89‧64」本無關係，但上帝的安排卻是非常的奇妙。自我1990年考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後，便與六四結下了不解之緣：1993年6月2日，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個月；1994年6月4日，正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我在湖南嶽陽被公安逮捕，並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羈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