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导报事件”发生前几个月，钦本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对《世界经济导报》是怎么样的一张报纸，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我认为，《世界经济导报》是民办的。第一，《世界经济导报》不是由那一级政府或党的部门创办的，而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创办的；第二，在经济上它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三，《世界经济导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学者组成，如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还有一批高级顾问，如陈翰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我一直担任总编辑。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因此可以说，《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家非官方报纸。”
非官方的民办报纸，所遇到的困难自然要比官方报纸多得多。当时，最突出的困难是与报纸性命相关的信系渠道不能畅通，尤其是不能及时看到执政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发的“文件”。有鉴于此，《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钱俊瑞委托当时上海市长、《世界经济导报》名誉理事长汪道涵，帮助给《世界经济导报》一个名义上的正局级编制，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并列为四报二台的正局级单位。但《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钦本立却不是按组织规定由市委任命，《世界经济导报》经济亦依然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尽管如此，《导报》同仁称此举为接受当局的“招安”，唯一的好处是，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导报》可以及时看到一些体现高层精神的文件和参加一些比较高级的社会活动。
按照惯例，每个单位尤其像报社这样涉及意识形态行情的单位，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婆婆－－挂靠单位。汪道涵想，《世界经济导报》即将是报道世界经济为主的报纸，就做工作让《世界经济导报》挂靠在上海市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面，上海市外经贸委不知是没有弄明白汪道涵的意思，抑或是急于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马上就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不久，背着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向上海市委和北京的老人们打了一个报告，指责《世界经济导报》“以夏伯阳部队自称，绝非民间色彩，同仁办报，邹韬奋式办报”，“要突破框框”，并断言《世界经济导报》“党的观念、政策观念薄弱。”意欲取钦本立而代之。
当时，钦本立团结《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克服种种障碍，对工作组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行为，奋起反击，并向有关领导报告了事实真相，争取到有利的支持。使《世界经济导报》安然渡过了第一次颇具威胁的危机。同时，《世界经济导报》也变祸为福。事实上突破了“挂靠单位”的框框，此后《世界经济导报》就成了没有婆婆、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报纸了。
同时，在一九八三年底，钦本立又组织《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对办报方针继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世界经济导报》除了对经济改革继续加以报道外，必须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报道范围，如亟应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学术理论、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报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现在是办经济报纸的黄金时期，无论以深度还是广度上看，《世界经济导报》还大有施展的余地，同时对中国前景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认识，中共可以让你在经济上发表不同意见，决不等于它也同意你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不同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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