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底，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当时大多数主张改革的理论家，思想家，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甚至连当年参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重大贡献的理论务虚会的理论家们，亦被拒之门外，临开会前，中宣部长王忍之又把《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两家的代表名单给圈掉了。但在这个会议行将结束之前，在京的《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获得了唯一参加会议的改革派理论家苏绍智的长篇发言，连夜发回上海。钦本立看到后，喜出望外，打电话与张伟国商定如何编发这篇重头稿子。当时他们一致的看法是：首先，由于《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对该会议的宣传报道纪律，就没有遵守的义务；其次苏绍智的稿子是在会上的一个公开发言，而官方舆论在报道这会议时，对苏的观点只字不提，不利于理论界全面了解这次会议的成果；第三，《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苏的发言稿只是抛砖引玉的一家之言，欢迎不同意见的争鸣。电话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二点。
苏绍智文章的发表，曾被中国新闻界，视为是《导报》创办八年所发表的最好一篇文章。在中国社会中，往往越是好的东西，在它的初生阶段，所遭到的批评乃至摧残也往往是最激烈的。中宣部在文章发表五天之后，提出了一个处理意见：“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共产党个人如有意见，可以在党内提出，但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反的言论。报刊不经请示也不得擅自刊登。……《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苏绍智上述发言属于严重错误，应严肃对待。请上海市委负责认真查核处理。”
与此同时，簿一波拿着苏绍智文章的《导报》复印件到邓小平那里告状，邓小平面色非常“难看”，一旁的赵紫阳也不便讲话，据传说，只有一旁的秘书打圆场式的对邓讲《导报》登这样的东西的确影响很不好，应该要严肃处理。此消息在北京理论界的有关人士传开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纷纷向鲍彤和赵紫阳进言，这一步千万不能退，如果把《导报》抛出去，牺牲的就不止是钦本立一个人，最终赵紫阳肯定就要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令人不解的是，中共上海市委一边在通过离退休老干部之口，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顾委常委们发出通报，批评赵紫阳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只有一个基本点，而不是两个基本点；一边却对正在遭受批评的钦本立慰抚有加－－在八九年元旦，上海市委召集各新闻单位总编举行的迎春座谈会上，江泽民对钦本立讲，此事我们上海“能降温就绝不升温，我们要做减温器”，“要冷处理”，并具体指导钦本立怎样写一个能够过关的“情况说明”，然后由市委对中宣部讲，“此事已严肃处理了。”钦当时是很感激的。
“以攻为守”扩展成报系
苏绍智文章引发的风波虽然过去了，改革现行新闻体制，确保“导报”自主独立的体制，开始成为钦本立考虑的头等大事。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必须以发展求生存，一味的“守摊子”就会被动挨整。
钦本立与他的同事当时的思路是：找一家象首都钢铁厂那样的大企业挂靠，有一个厚实的经济基础，保持独立的编辑方针，把《导报》改造成二元化的体制；经营、经济成立董事会来解决，并组织一个《导报》基金会，在国内外筹集资金，创办若干经济实体，为《导报》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编辑出版业务由董事会来领导，总编辑由理事任命，中层骨干由总编任命，而且要以攻为守，不能等着别人来抓辫子，而是要按新闻规则，逐渐把《导报》推广成一个报系，由此，《导报》开始筹划创办自己的印刷厂，酝酿与加拿大籍华人合作创办《华美新闻》及《世界经济导报》海外版和英文版，计划成立《世界经济导报》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的多种丛书，创办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公司，《世界经济导报》公共关系公司，建立自己的日报，如把恢复《新闻报》为《经济新闻报》，并逐步发展为日报，再出几个月刊、周刊，和海外版、英文版、南方版，大学生版等不同的版本，万一有哪个周刊或者版本出了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安全救助、互相呼应的机制。以后《世界经济导报》和台湾《自立早报》组成姐妹报，都是钦本立和他的同仁们这一思想的产物。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钦本立充足的时间。
钦本立访美归来警告“走回头路”的危险
一九八九年的头四个月，可以讲是钦本立一生的顶峰时期。
二月初，经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批准同意，钦本立应美国众议员鲍‧史登普邀请，参加美国全国祈祷早餐。该早餐由美国新任总统布殊及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两党领袖参加，作为应邀的二位中国代表之一，在早餐会上，钦本立受到了布殊的亲切接见。此后，他又在华盛顿、纽约等地访问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世界一流的新闻机构，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之中，钦本立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擦边球思想，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办报原则：“一是讲真话，讲实话，把事实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二是要有多种声音，不仅要反映上面的声音，也要反映下面的、人民的声音，让人们根据事实对国家大事作出自己的判断；三是在目前中国，要保护那些从根本上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激发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言论，要给那些想讲话而不敢讲和没机会讲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提供充分的讲话机会。”
从太平洋彼岸回国不久，《世界经济导报》名誉社长宦乡逝世，钦本立到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期间，他见到了于光远、王若水、赵复三、郑臂坚等老朋友，尤其是他在张伟国的陪同下，前去拜访了夏衍，夏公对《导报》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钦本立说：“现在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隔阂很深，《导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且影响也很大了，应该在沟通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消除隔阂方面，多作些工作。”这一席话，深深印到了钦本立的脑子里去了。
四月十三日，钦本立到北京，在全国政协第一会议室，参加《世界经济导报》特选书系《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发行仪式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钦本立又先后见到了李锐、朱厚泽、龚育之、戈扬、童大林、李洪林、曹思源、严家其、张宗厚、戴晴、陈子明等许多改革理论家，并倾听了他们对时局的分析。应该讲，在那个时候，钦本立对北京的形势已经有了切实的感受，他当时已认识到，“不能排除中国走‘回头路’的危险，也不能排除中国进入停滞时期的可能性，也就是换上‘匈牙利病’。”
当时，《世界经济导报》还发表了题为《倒退不是没有可能的－－千家驹评李鹏政府工作报告》的文章，这在中国新闻界又产生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效应。正在大陆采访的台湾《联合报》记者王丽美，与《世界经济导报》及时联系，经钦本立同意，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同一天，《联合报》转载了千家驹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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