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电】上一代人的经历会被当今的青年视为“傻冒儿”，然而那“傻冒儿”中透着热忱。
我们不能一味谴责“让球”，就像我们不能一味赞美“让球”，任何事件割断它的历史都是谈不清的。上一代人的种种经历会被当今的青年人视为“傻冒儿”，会被认为走过了半生盲从的道路。然而，那“傻”中常透着热忱，那盲从中也不乏追求，哪怕走错路也是在美和善的信念驱使下迈出的。“让球”
不过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衍生。
1956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际奥委会迫使中国退出这个机构，也使几代运动员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机会，中国运动员常常感受到一股势力在歧视着他们。中国人最喜爱的足球、篮球等诸多运动项目，中国运动员无缘参加国际足联、篮联的正式比赛，中国观众没有观赏的机会，这种“压迫”难道需要
中国人以善报恶、以理性对待专横吗？在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容国团过关斩将，与匈牙利西多争夺单打冠军，日本队教练面对摄影机发出了轻蔑的嘲笑。这激励了中国运动员励精图治，与洋人一争高下，而那一代中国运动员与整个社会高昂和不甘屈服的士气相吻合，他们在比今天艰辛得多的条件下，成为新中国体育界出色的拓荒者。
1961年，北京在饥饿和春寒料峭中举办了第26届世乒赛，人祸与天灾交织的年月使数亿人整日伴随着饥饿，但中国人对理想格外强烈的追求，使他们觉得幸福就在并不遥远的彼岸。中国乒乓球队是那个年代志气的寄托——中国人连世界冠军都能拿，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吗?整个乒乓球队就像面临着一
场殊死的搏斗，他们听说日本报界扬言最多让中国拿一分，都捏紧了拳头，非在球台旁教训一下傲慢的日本人不可。那届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如虹，把日本队掀下了乒坛王座，整个中国都被他们的战绩振奋了。在单打比赛中，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外国选手，首次采用了“一致对外”的战略。
来自湖北的胡道本在单打比赛中连闯数关，他扣杀凶狠，在往日练习赛中有过战胜李富荣、徐寅生甚至庄则栋的战绩，他如果超水平发挥，很可能进入前3名。但乒乓球队领导把各教练召集在一起，几经权衡，还是让胡道本让。乒乓队的领导委托胡道本的教练找他谈了话：“小胡，为顾全大局，使单打冠军不落在日本人手里，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让李富荣去打把握更大些。你看能不能让他上?”领导多少有点探询的口气。胡道本爽快地点点头：“好吧。”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使运动员们都懂得，连人都是党和国家的，牺牲生命都可以在所不辞，更何况名次呢?在男女混双比赛中，当时最杰出的女运动员孙梅英主动找了领导，她说：“我和王传耀还是让给年轻选手吧，外国选手不了解他们，出线希望更大。”
打到最后，男子单打只剩下四名中国选手了，他们是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此刻已不存在冠军旁落的问题。但在半决赛中，四位超一流选手打得并不精彩，曾在团体赛中连扣星野十二大板的徐寅生退出了近台，多次放出高球，使庄则栋轻而易举地以3丫0获胜。另一个把星野、三木打得晕头转
向的张燮林也失去了“怪”劲儿，他削的球不低也不转，李富荣没费什么大劲儿便进入了决赛。在争冠亚军时，场上没有夺魁的白热化气氛，庄则栋左右开弓，打得挥洒自如，李富荣华丽的大板扣杀，更增添了表演色彩。
根本没有人在考虑这是不是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委员会把几亿人摒弃在它的大门外，几亿人也自然把它视为无公正可言的机构。在崇尚“一元化”、“大一统”的时代，从运动员到观众，都不会对“让球”这种做法有任何非议。
到了第27届世乒赛，又重新筹划确保中国选手夺冠的战略。中国男选手以令人信服的实力横扫千军，庄则栋“使劲快打”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张燮林魔术师般的削球，使三木圭一无所适从，赛后他抓耳挠腮地对在场的记者说：“张的削球犹如一团火，落在我的球案忽的一下燃烧起来。”木村兴治更坦荡地说：“我所以输给张，是因为我比不过他。”在单打比赛中，最后四名选手又是中国人。决赛又在庄则栋和李富荣之间进行，其实情又像很多人所猜测的那样。
又过两年，28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世界乒坛史上的一大奇迹出现了。连续三届比赛，单打冠亚军都是同样两个人，这不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李富荣站在矮庄则栋一头的领奖台上，也许他内心深处有微微的惆怅和失落，但60年代的人只要学习一下毛主席有关“顾全大局”、“无数先
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的语录就会想通的。况且，他能登上亚军奖台，也有队友开道的功劳。在女队，勇胜匈牙利高基安和日本关正子的小黑马李莉，也在半决赛中让给了林慧卿，她对“让”表现得相当坦然。庄则栋高高举起奖杯，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显得很平静，几届比赛，他都说：“我只代表集体来领取奖杯。”这些60年代的年轻人，是一代人风貌的缩影，他们那样单纯、狂热，他们那样发自内心地去接受组织的选择。中国大地上几亿青年的追求都伴随着个性的泯灭，他们的理想与热忱也在被畸化“让球”在当时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文革时期“让球”被赋予更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一个真正出色有实力的运动员，会把这种“游戏规则”当作耻辱……
文化大革命，一切体育比赛中断，数年后恢复比赛，“让球”又被赋予新的涵义。就像勒紧裤腰带去支援比我们过得还好的国家一样，“让球”又在显示着“中央大国”的气派。我们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古已有之，“四海之内莫不服王化”，威加海内、施惠四方，便是这种心理的体现。我们自称中国是世界
革命的中心，怎样让体育比赛与“中心”相适应呢?连最没资本的足球也在“让球”，请来一些非洲三流球队，我攻你7个，再让你5个。最近中国足坛元老年维泗在他的回忆录《欣慰与悲怆》中就谈到，他在比赛前常常接到的指示是“能不能先让一个”，“让球”竟成了足球队的一门学问。“让球”让得队员
动作走形、心理异常，让得无法适应大型比赛。以至1974年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时，队员们都感到不大适应那种寸土不让的气氛。当然，乒乓球还最有让的资本，尽管实力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是，一切虚假、捉弄、不真诚都在墨绿色的球台旁演出了。文革中多少偏远地区的人衣不遮体，我们也要花巨资搞与自己国力不相适应的亚非拉邀请赛，外国选手的机票、食宿全被包下来。一大批连球都不会发的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登场献艺，为了让每个队拿一分，中国运动员不得不连续向球网和球台外扣杀，不得不发出既不转也不刁的和平球。一些非洲运动员对战胜世界闻名的运动员既有哭笑不得的，也有略带害羞笑弯了腰的。
但是，一个有出息有实力的运动员，会把这种“恩惠”当作耻辱。南斯拉夫优秀选手斯蒂潘契奇在一次比赛中发现中国运动员在让他，比赛刚一结束，他气愤地把球拍扔在球台上，球拍狠狠地撞在球网上，又被弹了回来。还有一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用让球“猫腻”把第三国选手整下去，而保住友好国家的
名次，这位被整选手含着泪说：“此生不再到中国来比赛!”周恩来总理后来曾批评类似做法是“分配奖杯”的大国沙文主义。内部“让”，对外“让”，几乎每一次大赛都要伴随着“让球”的内幕。人们还记得70年代的张立，她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女子选手。但出于国家间关系的需要，她连续两次让给了另一国的选手，盖斯特杯上再也不会镌刻她的名字，后代人不会承认她是世界冠军，她的履历表上无从反映她的实力与贡献，就是出国当教练也亮不出世界单打冠军的牌子。这对一个付出了多年血汗而又才华横溢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个悲剧。而被让的选手并不领情，人家回国受到元首式的迎接仪式，又一再强调力挫各国强手，难怪至今回首往事，张立也不禁唏嘘。
还有那位手执魔杖的蔡振华，他是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中国人在70年代末惨败匈牙利后，正是依靠他和谢赛克在两年后夺回斯韦斯林杯。但在与另一位团体赛中表现不如蔡振华的选手争冠军时，却被授意“让球”。此时并不存在“祖国荣誉”的问题，因为谁得冠军也是中国人，但蔡振华要服从命令，况
且他还得到“以后再叫他让你”的许诺。但两年后他的“魔杖”因规则更改被取消，他的实力与锐气大减，当年的许诺也没有人再提，而让重新相遇的两个人真打。据说蔡振华赛后流下了辛酸的泪水——他失去了一个明明可以得到的荣誉。因此，对“让球”有刻骨之痛的蔡振华在执教中国队之后曾公开宣称、并告诫队员“公平竞争，不再让球！”
有多少届比赛、多少个奖杯、多少枚金牌，就有多少名“开路先锋”作铺垫，但它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
商品经济社会要实现自我价值，从个人权益出发去建设社会合理秩序的人才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不是不要国家荣誉，甚至同样珍视这个荣誉，但应该在全人类所认同的现代文明规则之内。尤其体育走向产业化，不制止会使“黑手”渗透到这个领域，使比赛变得肮脏，使比赛愚弄观众，足球界的“假
球”已经成为全社会声名狼藉的流行语，走向市场化的乒乓球要引起警惕。如果“让球”永远延续下去，其真实的情况被全盘捅出来,难道会对国家荣誉产生什么好的效应吗?
我们无法再用20世纪60年代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当今年轻一代的运动员，老的、旧有的观念与今天的现实产生了猛烈的撞击，运动员对这种安排越来越难以承受。他们不能不考虑，几年的血汗都得不到报偿，公平竞争又如何体现? 自己感觉并不比队友差，为什么偏叫我让?比赛的结局不仅是荣誉，也伴随着奖金，为什么拱手让出?自己的教练、自己所在的省市、俱乐部也在这种安排中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这种损失又该怎样计算?尤其让球要人为地安排，缺少一种无懈可击的标准，用行政包揽司法终归会有漏洞。指派绝对不会有公正，在奥运会上，像塞巴斯蒂安‧科和刘易斯这样的巨腕儿都曾因选拔赛被淘汰，没有别的运动员让他们，甚至萨马兰奇出面为塞巴斯蒂安‧科说情也遭断然拒绝，从而确实保证了无可指摘的公平竞争。
好在不合理终归要被时间淘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乒乓球队中一些不大顺从的举动出现了，有的运动员听说“让”脸上阴沉沉的，不满开始溢于言表；有的既然叫“让”，干脆吊儿郎当，明眼人一眼看穿；有的牢骚满腹，把“让”的内幕向外透露。及至1987年世乒赛上，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何智
丽事件”。何智丽先是接受了陈静的让，接着又被指派让给管建华，但她上场后劈里叭啦真地打开了，管建华不知所措，场外的焦志敏也喊：“管建华，你真打吧，她不让你了。”代表团一位领导也在何智丽拣球时轻声说：“何智丽，你过来一下。”何智丽知道这话的分量，她连输10个球，但她突然发誓：
“我不能让，我一定要赢!”她最后还是拿了下来，当她与管建华握手时，管建华的眼圈红了，不愿与她的目光对视，管建华哭了，她对教练说：“说让，这叫什么让啊!”后来何智丽战胜梁英子拿了冠军，她第一个当了“让球”的叛逆。有人说何智丽太自私，说她缺乏道德，她应该在与陈静比赛前讲明，从这
一点讲她有“不道德”之处。其实，即使真在赛前讲了也不完全“道德”，她应该在参加大赛前在北京就讲明“我不让球”，那么她也不可能入选国家队。第二年，何智丽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她的老师孙梅英在体育报上列表，表明何智丽在1987年3月至1 988年7月国内外比赛中共负4场，而戴丽丽共负8
场，队内模拟比赛何智丽9胜1负，戴丽丽5胜4负1弃权，而戴丽丽入选何智丽却落选了。何智丽离开国家队前给李梦华主任留下一封信：“感谢国家体委多年来对我的培养，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自愿离开国家队……”
在奥运会之后，另一位比何智丽更出色的选手焦志敏也退了队，她在半决赛中被通知让给李惠芬。她的实力最具冠军相，若真打，她多半会赢李惠芬，决赛再碰陈静，也会占上风。但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愿充当第二个何智丽。她在离队前也交织着爱与惆怅，她说：“我非常感谢这个集体，是这个集体培
养了我……对于让球我不想说得更多，我只想说，我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本可以再打二三年，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焦智敏成了韩国媳妇，她不愿披韩国队球衣和中国人打。何智丽成了日本媳妇，她憋着一口气，而且真在“夭息”声中打败了奥运会冠军陈静、世界冠军乔红和双料冠军邓亚萍。在“海外兵团”中有很多人不愿像何智丽那样披外国的战袍，甚至她最信服的恩师孙梅英都说：“我可以指导你，但感情上使我
不能在赛场出现。”也有的人早就穿上了外国队的球衣，只不过球技不如何智丽而无缘“招恨”。在第23届奥运会上代表奥地利队的丁毅与中国队陈龙灿打时又喊又叫，只是他胜了陈龙灿后又被别人刷掉了。
如今多届世乒赛向人们证实中国乒乓球不让球也同样可以辉煌。过去计划经济可以“计划”出冠军，这个庞大的乒乓摇篮也不断无偿地向世界各地输送人才，并给自己培养强劲的对手。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各体育项目应该像NBA篮球与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那样，在寸土必争绝不相让的“内战”和竞争中保持
自己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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