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真相》的真伪 –《天安门真相》出版之我见(3之1)

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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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偶然听到《天安门真相》一书,是从一位与此事有关联的朋友处。我立即感觉到:这是一件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果然,消息一出,全球哗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各种观点、各种分析、各种立场尽显无遗。连日来,我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此书的中、英文报导,都仔细研读了一遍。到昨日深夜看完全书(英文版)后,我才自信对应该了解的信息有了大致的掌握。作为一名89民运的参与者,我自认有必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开站出来发表自己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看法。

我想先谈谈一个热门话题──《天安门真相》是真、是假。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及我所查阅过的资料来看,本书可信度很高。理由有四:

(一)假设它是杜撰的,则这样庞大的文字工程非一人所能办到。而且,发表如此敏感的材料,无论是真、是假,都有面对极刑的危险。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并背上千古骂名,而与他人合伙杜撰这段令世人瞩目的悲剧史料。因此,本书杜撰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二)从事这种高风险活动的人,一般可能出自如下两个动机之一:一是为了某种理想或使命,二是为了获得巨大私利。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孤注一掷。这种情形一般是个体行为,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在这次集体行动之外。而第二种情况,那是可以开出天价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将它公之于世,让世人来评论。可能有朋友会问,如此不也一样可以坐收巨额版税吗?答案很快就会分晓。根据本人的了解,作者张良个人(或集体化名)等与此书有关的人,无意收取物质上的报酬。因此,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高。既然是第一种情况,参与此事者当然不会去编造一个如此巨大的“谎言”了。

(三)无论是已经公开表态的中、外人士(包括鲍彤、严家祺、丁子霖、阮铭、陈一咨、黎安友、林培瑞、李洁明等)还是我私下接触到的朋友,都几乎一致地认为本书的真实性很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就表示,他查证了文件中所提到的、当时部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举行有关会议的情况,与事实完全吻合。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而与此同时,除网上一位匿名人士及国内一两、位御用文人认为这些文件属于伪造之外,鲜少有人公开站出来对此提出质疑。而这些“来无踪、去无影”的匿名“游击队员们”用来质疑本书之真实性的所有根据,基本上都不值一驳。而且,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天安门真相》的内容。因此,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实的,至少现在如此。

(四)从中国政府这几天的过度反应来看,本书应该有它一定的事实根据。否则,当局用不着如此紧张。我说的当局反应,既包括公开的,也包括非公开的,既包括官方的,也包括“非官方”的(其实也是官方的,这是他们的传统做法。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替自己粉饰、壮胆罢了)。他们依惯例首先让所谓学者出面挑战本书的真实性。其次是变换各种花样,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在网路媒体上展开连绵不断的攻势,既有讲理的,也有谩骂的,当然,也少不了给作者扣上“卖国贼”大帽子的。接下来再在外交部的新闻会上辟谣一番。不过,细心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这次发言人朱邦造居然没有直接斥责作者造谣,而是泛批造谣者(朱邦造原话:“任何人使用编造材料、歪曲事实的卑劣手法重新炒作此事,图谋搞乱中国都是徒劳的”)。我曾与几位熟谙中共思维的朋友分析当局对此事件的可能回应。大家一致认为,假如此书确是根据真实文件及材料编写而成,它无疑会给中共制造一个巨大的难题。当局要嘛回避问题,要嘛否认它的真实性。如果否认它的真实性,他们将来就要背上向全世界撒谎的臭名。因此,对他们来说,最无需费心的选择就是回避。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含糊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就基本印证此书的真实性。

最让我相信此书之真实性的是:从中共透过CBS首次透露此一消息那一刻开始,它就迅速作出了在国内全面封锁该消息的决定。我们都知道,过去《中文雅虎》、《新浪》等国际性中文网站,一般都会与其它国际媒体同步报导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也没有太明确地设限。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这些网站上看不到关于此书的只字词组。很显然,这是受制于中共的结果。凡此种种,均显示中共对此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不正证明此书的杀伤力吗?一个伪造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令中共最高当局如此紧张呢?

以上四点根据情理来分析《天安门真相》的真实性。此外,我本人对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文件的措辞有别于当事人的语言表达风格,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疏忽所造成的误会:我们现在所见的中文文本,不是原版的中文,而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本人多年前亦曾遭到过类似的质疑。当年我撰写了一本书,介绍“6 4”后湖南民运遭到全面镇压和当地政治犯受到迫害的实况,由美国人权观察出版。而根据他们的要求,该书的中文版只能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因此,我们只能请人将英文版再翻译成中文。结果,有一位在书中被提及的朋友,在读完中文版初稿后,向我和人权观察提出了十余处修改意见,如建议将“解雇”改成“开除”,等等。(我的原始中文稿本来是“开除”,后经中译英,再英译中,就变成了“解雇”。原因是:我们聘请的翻译是海外资深新闻工作者与翻译。他使用的是在海外流行的语言体系。当时,我也不理解出版机构为什么作出如此要求。不过在我了解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后,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做法。这牵涉到诸多的法律问题。他们只能严格依照法律行事。)

当然,以上分析并不表示我认为《天安门真相》没有任何地方值得质疑。毕竟,它是人的作品,而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就一定带有人为因素。历史不也是这样写成的吗?更何况作者与编者均已明确表示部分地方曾经作过文字处理。不过,只要这些文件的整理与编辑是凭着当事人的使命感与良知完成的,我们又何必再苛求什么呢?一边是大义,一边是小节。我们是应该重大义、还是求小节?扪心自问,我们不难找到正确答案。

但愿这场《天安门真相》的真伪之争,不是由中共蓄意挑起的。如果是,我相信它也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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