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元旦刚过，钦本立在自己的寓所里接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新年问候电话：
“您身体好吗？”
钦本立回答说：“很好！”
“听说您准备退休？”记者问。
“是的。”钦本立答到。
看来两句再平常不过的谈话，构成了新闻行当中颇为重要的“新闻眼”。身体很好而必须退休，本身就证明了目前的传闻。当日，这个消息便乘坐电波飞越了大洋。
一张为改革造舆论立下汗马功劳的报纸何以要撤换总编辑？显然是它在宣传方面出现了重大“纰漏”。但这一变更，对于各大报刊负责人来说，也许并不突然。就在去年年底，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凯奏方毕，他们便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不准转载《导报》十二月二十六日第3版上刊登的苏绍智的文章。其实，那不过是苏在这个团结的、检阅性大会上的一个发言的详细摘要。其中讲到，在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探索方面立下过功劳的人士为什么受到不平等待遇问题；目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禁区”和宗派把持的问题，以及学术自由是改革成败的生命线问题。但是，这些讲话与这个以表彰贡献、奖励先进为主题的大会气氛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导报》的举动也被看作了这次会议统一宣传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据称，《导报》记者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报道。当然，关于会议宣传的纪律和口径也没有预闻。在此情况下奏出一个“不和谐音”算不算违例？在有关部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电话通知发出以后，人们纷纷猜测。有人传出，该报将在人事问题上付出代价。
一位以人格率直见称的知名学者闻讯后，立即拨响了中央某领导人办公室的电话，他痛陈了改革派不能萁豆相煎唇亡齿寒之理。然而，他得到的只是一个被证实了的意向。不过，对方声明，他是一向爱护这张报纸的。人们只是不希望，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天里，再出现一九八六年冬季那样的学生骚乱。正是在那次骚乱中，功劳卓著的改革先锋胡耀邦从他的政治生涯的峰巅跌落下来，对此，人们记忆犹新。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此举恰好表现了钦本立“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或许真不太懂“政治”，从他痴心追求“新闻良心”的言论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导报为什么要刊登苏绍智讲话的理由。
据潘慕平报道，在答《美国之音》记者问中，钦本立说：
“指导《导报》的总的原则是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只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据实而论，言之有理，我们都予以发表。
问：假如有的文章主张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呢？
答：可以登，但要有不同意见的辩论。我只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问：登过吗？
答：我认为还没有。……因为目前相信照搬资本主义模式就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毕竟不多。我本人也不相信。有些人认为《导报》刊登了一些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文章，那是他们的问题。此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问题在很多方面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
问：如果一种言论比较极端，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但言者本人是个”问题“人物，登不登？
答：《导报》登载文章并不因人而异，而只看它是否有利于对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探索，言之有理，据实而论。
问：中国是否有一种通知，说不许登某某人的言论呢？
答：我没有接到过这种通知，……苏绍智的讲话不能称为”爆炸性“的讲话……”
潘慕平写的《本报总编辑钦本立访美素描》中，真实地记述了钦本立对这种“新闻良心”的追求：
在地处市中心的《华盛顿邮报》总部大楼，他会见了该公司董事长、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皇后”之称的凯瑟琳‧格雷厄姆。跨进电梯后，他却被对面墙上张贴的“办报七条原则”吸引住了。这七条原则是：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讲事实，讲能够被查明的事实；2.报纸应当讲有关美国和世界重要事务的、能够获取的全部事实；3.作为新闻传播者，报纸应恪守正人君子应有的正派；4.报纸应既适合于年轻人，也适合于老年人阅读；5.报纸应对读者和一般公众负责，而不对报纸所有者的私利负责；6.在追求事实时，报纸应准备作出物质上的牺牲，如果这样做是为公众利益所必需的；7.报纸不应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物和公众时应是公正、自由和审慎的。
凯瑟琳告诉他，这七条原则是她父亲尤金‧迈耶生前为《邮报》制定的，为了这些原则，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鼓噪一时的“水门事件”便有几番争斗……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钦本立向该校的一位国际新闻学教授如何理解新闻自由的问题，教授用手指了指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的一段话：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有关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编辑部，他也向高级编辑们询问了报纸如何保持独特性，保持客观、公正的作法。他特别欣赏《纽约时报》创业人阿道夫‧奥凯斯在一八九六年接管这家报纸时立下的格言：
“要无所畏惧，无所偏袒，公正无私地发表新闻，不管它牵涉到哪一个党派、集团和某一种利益。”
要无所畏惧，这是可能的。要无所偏袒，却是不可能的。钦本立或许也明白，在一个改革与顽固、守旧与进取的矛盾如此尖锐，而且这种尖锐随着发展所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而日益白热化的情况下，完全的“价值中立”是做不到的。不偏袒某一个派别是可以做到的，但要代表所有的人是做不到的，但关键也许在于，是跟着改革开放的大政治走，还是跟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形势走；是随着法律走，还是跟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这两者或许在总体上是不矛盾的，但碰到具体问题却总是有“疙瘩”。他深知自己的报纸是一家民办报纸，在政治形势的敏感性上，显然没法与官方的党报、政府报、部门报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需要多种声音、人民需要了解真相、改革的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更多的怀疑和探索的情况下，他只能紧紧抓住宪法这根准绳。他认定了改革、开放、现代化、民主化的大政治，因为，他，和他的同仁们，是与之共命运的。
确如人们所说，他跻身新闻界已有四十余年。但是，这四十余年的生命被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的这段日子从中腰斩为两段。
一九五七7年，正当他年富力强，身兼《文汇报》党组书记和第一副总编之时，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把他从这个新闻界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打下来，抛入冷宫。他没有想到，从此一去便是二十余个春秋。当命运再次向他招手时，他已经度过他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的“甲子”之年。
他和他过去的同行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但是，他们马上面临的却是“离休”的问题。压抑二十余年的“余热”，是一定要寻找喷射口贡献给社会的。于是，在一些命运相似的同仁们的鼓励下，在一批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他们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办起了这张《世界经济导报》。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已）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而耳已顺者，顺天命也。
钦本立和他的同伴们此时当然已经认定，人民对民主的向往、现代化的要求，已经汇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改革与开放的历史潮流，这正是他们的“天命”所系，他们必须顺应它。
《导报》的创办，得到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的支持，由他出任社长，钦本立任总编辑，于是，《导报》成了学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钦是该所党委书记）两家合办的报纸。报纸实行理事会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成员有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为了保证报纸的学术质量，他们还聘请了陈瀚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级顾问，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
起家的经费两万元，是从《文汇报》社借来的，印刷厂也是借用该报的。国家没有给一个钱，反尔要征收利税，与对待所有民办企业一样，所以，它是一家“民办”的报纸。
在创刊的头半年中，导报集中报道了当时中外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介绍了经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并报道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西方新经济学派、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一九八O年夏至一九八一年春，导报连续在京召开了有著名经济、政治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并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应符合中国国情》、《摸清摸透摸准国情 探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综述与议论。议论中指出，不仅要认识自然性国情，还要认识社会性国情，而且还需要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环境和外来影响等方面，去认识那些会使国情变化的潜在条件。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报道，是由胡耀邦发表的一篇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讲话引起的，关于这一重大主体的报道，因此占了一九八二年该报全年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这些自嘲为“夏伯阳的队伍”，派出一支支轻骑，分赴武汉、福州、广州、天津、北京、沈阳和大连，包括上海在内的八大城市。一个个省市党政领导的家门，被敲开了。
从经济特区、沿海发展战略到“翻两番”；从上海经济区到苏东改革经验，从长江到黄河，从乒乓球到知识分子，从封建宗法观念到二十一世纪视角……短短的几年间，这个新闻界新生的婴儿以它对成熟的渴求，几乎把整个世态匆匆扫了一遍。它或许也跟着狂热过，跟着天真过，但它对改革与开放事业的热情和真诚，使人们足以原谅这一切。因为它毕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想言，并卓有成效地推动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正是这些，使它成为了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家有个性的报纸。
《导报》的年轻记者抢新闻的作风，曾经给目睹过其工作过程的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驻京记者站那两间集体卧室减半公室的破房子里，半夜十二点被看作工作的黄金时节。被师长们每每告诫不能过多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方便面，常常是他们星期天的正餐。干累了，结伴儿骑车到天安门前兜一圈，算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消遣。
更令同行们羡慕的是，他们用相同笔触来写的相同内容的报道，不会经过编辑部挖心去肝的蹂躏，见诸报端往往能锦上添花。这大概就是许多人赞叹的编辑技艺吧！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宦乡第一次来到上海淮海中路的社址，与全体导报成员一见面便开了一个玩笑：“我平常总以为你们诸位大概都是三头六臂呢！现在看看，大家都还是平凡人。”
显然，除了神话，天下并没有三头六臂的人，却有制造“三头六臂”的体制。用笔者一位在深圳开大酒店的朋友的话说：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有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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