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这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一句“著名歌词”。这首歌，和那首“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的《走向新时代》，被“思想的境界”之某网友列入“十大庸俗歌曲”名单。
13亿瞎子有了一个领路人，由此才能走向新时代、跨入21世纪，按说不能算是一件坏事。要说“庸”，也是13亿人之“庸”；要说“俗”，倒是有那么一点，不过，遍览中国历史，中国人不就是像瞎子一样，迷迷瞪瞪地被众多领路的人带到了现在这种“夜半深池”境地的吗？由此再言，何“俗”之有呀！
至于老人画圈，那是好事。我们知道，中央首长只有在同意什么事情的时候才画圈。画圈是同意，画圈是批准，画圈是恩准，画圈是钦定……画圈好啊，画圈意味着能干事情了，画圈意味着可以发财了，画圈意味着鸡犬升天了，画圈意味着为所欲为了……纵观“新中国”的历史，我们走过的阳关大道、羊肠小路，我们迈过的沟沟坎坎、坎坎坷坷，不都是由这些圈圈连接而成的吗？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由画圈开始，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先用画圈铺垫，我们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画圈者的成绩……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就是从这个圈儿迈向那个圈儿。
把两首歌的意境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壮观而绚丽的国画：一个领路人，一边画圈一边领着人们在绕着他自己画的那个圈儿……
其实，这两首歌一点也不庸俗。那两句著名歌词，是可以写入世界上最高深的政治学教科书的。这绝不是玩笑话。如果让你用两句话来说明中共的决策机制和领导机制的话，那么，即使任你看遍《诗经》、《离骚》，许你查尽唐诗、宋词，你又怎么能归纳出比这两句歌词更传神、更简洁、更概括、更能说明问题、更有说服力的句子来呢？
因此，由是观之，由是言之，时下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张良之《天安门文件》最直观、最简单的效果，与那两句著名歌词完全等价，即：翔实地、实证地、个案化地披露和描述了中共的决策机制和领导机制。如果硬要说歌词与文件的意义有什么不同，那么，只不过，那次南海边“画圈”的十年之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手已经颤抖了，圈已经画不圆了，所以，这一次，那位老人没有画圈，而是索性打了个X！“转型”为歌词，就是这样：
“1989年，那是一个夏天，有一位老人在北京的天安门打了一个X……”
“新中国”的国民都清楚：打X就是不行，打X就是不准，打X就是完了，打X就是“死啦、死啦地”。
也由是观之，也由是言之，改革二十年，开放二十年，文革结束二十年，我们的决策机制是否有所改变，我们的领导体制是否有所进步，我们的权利继承方式是否比“你办事、我放心”更让人放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否比“炮打司令部”式的“阳谋”更为程序化，我们的社会动员方法是否比“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更显得理性？……
如果说张良之《天安门文件》讲的还是89年的事的话，那么，99年又如何呢？99年，“新中国”五十年庆典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一个画圈的会。他们在讨论如何让一个没在军营出过早操、身着防弹衣的军委主席在数次交替地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时不致于出错……政治局常委最终形成决议：在东长安街上画圈，凡是画圈的地方，就喊一声“同志们好”，凡是画菱形的地方就嚷一嗓子：“同志们辛苦了”。于是，这一世界性难题迎刃而解。
如果你怀疑常委的智力或是我的记忆力，那你不妨去买一盘记录这次花费一千多亿人民币盛典的VCD瞧瞧。如果你不愿破费，那么，你就等着将来“王良”或是“李良”把那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国庆阅兵记号的记录”带出境外时再一饱眼福。
自然，由此种圈圈而衍绎出的种种有关“阅兵词“的版本，你在VCD或文件上是“睹”不到的：
“同志们辛苦得很呢！（用上海话）”“首长更狠！”
“同志们都晒黑喽！”“首长更黑！”
“同志们都累坏了！”“首长更坏！”
“同志们流了太多的汗哪！”“首长更‘流’！”
…………
这事儿，又何尝不能精炼成如下这句歌词呢：
“1999年，那是一个秋天，有一位老人在北京的长安街画了许多圈……”
当然，画圈的不只是老人，老人也不只是在公共场所画圈。现在所有寄生在这个体制中的领导干部，哪怕尊为“股级”，都乐此不疲地愿意在文件上画圈。习惯的画法，是在自己的名字处画上一个圈儿，再引伸出一条直线或曲线到文件空白处，写上自己不痛不痒、不明不白、不干不脆的批示。这圈我见得多了，只不过，高级别领导画的圈儿，比低级别领导画的圈儿，“那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在自己名字上的圈儿画得越顺畅、越圆滑、越潇洒，说明画圈儿的人所官至的级别越高、批示的文件越多、掌握的权力越大，因此“熟能生巧”的机会也就越多。在这里，圈儿就是地位，圈儿就是尊严，圈儿就是权力，圈儿就是一切。
又由是观之，又由是言之，阿Q当年因为本家老爷不许革命而招致杀头时，很为自己在临刑前没有画圆那个代表着死刑记号的圈圈而懊悔，就是多么令人同情、多么值得记取啊。好在，革命后来人在革命成功之后，把圈儿画得更圆，把圈儿画得更多，当然，什么吴妈、吴婶、吴大娘，什么吴嫂、吴姐、吴美眉，统统不在话下，摸上几把，睡上几觉，惬意得很……进而，为了避免阿Q式的憾事发生，还索性把死刑的记号由圈儿改为X。把最不幸事情的记号改用为最幸运事情的记号，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的胜利果实。阿Q式的遗憾不会再发生了，毕竟，打X不同于画圈，不用说双手颤抖，就是没有手，随便用脚丫子也能划啦两笔XX。革命了，成功啦，画圈儿容易了，打X更容易了，阿Q，你九泉之下或许可以放心地安息了、无憾地瞑目了？
79年、89年、99年，“春天的故事”有了，“夏天的故事”有了，“秋天的故事”也不缺了。可以预计，可以推论，如果“春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和“秋天的故事”统统不是“故”事，那么，我们就还会有一个“冬天的故事”：
“2009年，那是一个冬天，有一位老人在XXX（中国一城市地名）的XXX（该地的一个广场或一个街区，也许为复数）打了许多X……”
若此为真，屈指算来，两位老人，穷尽四十年，画了四个圈儿……难怪中国人有绕不完的圈儿，难怪中国人老是抱怨“走不出怪圈”。
这不是玩笑，处于如此严酷的氛围，我们怎么可能还有玩笑的闲心；这更不是幽默，这种不变的体制容不得任何幽默的细胞存在。由此体制，我们的宿命即是：不管是“那位”还是“那位”老人，在其贵为“核心”时，还有可能画圆一个或多个圈圈；可一旦“退”为“光杆儿”司令，手里的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打X似乎就是更为名正言顺的事了。并且，我们已经开始领教：此种体制发展下去，“那位”之后的“那位”老人就会由一个圈而多个圈，一个X而多个X。此可谓“长江后圈套前圈,一X更比一X强”。
哇塞！怎么可以想象！
绕圈，何时是尽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可怕；“前途是黯淡的，道路是曲折的”也还不错。
最可怕的就是“前途是黑暗的，道路是笔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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