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年”谈到正义和善良

更新 2001-01-23 1:28 PM

中国的“中国新年”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来要吓大家一跳，是正式起源于1949年9月的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前，无论中国南北，都不称农历正月初一为“中国新年”，而是称之为“过年”或者“元旦”。《尔雅》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我考证，《尔雅》中说的“祀”，多半是后人的篡改，其应该称之为“纪”，或者说，这就是“纪祀”的分解，因为，古人有把一个词组中的两个单字通用的习惯。过年，当然是取的新旧时间岁月的交替连接的意思。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圜元的理念，这是从漫长的农业生产生活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每天早晨，雄鸡一鸣，太阳就从东边出来了，所以，古人特别爱惜“风”，认为太阳是它们叫出来的。元旦中说的“元”，还不是许慎在《说文》中诠释的“始、一、平”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的太阳、月亮、星辰周期性的环园运动的意思，古人有小元大元之分，一天是一小元或称时元，一月是一中元或称月元，一年是一大元或称岁元，旦，当然就是早与始的意思，所以，元旦就是指三元交会之时。这就是说，中国的过年既元旦，与中国特有的农耕习俗及其天文律历有直接关系。

夏代，中国许多地方开始进入了农耕组织化时代，农业不像游牧业，而是必须要准确计算时间。游牧族没有准确的历法，也就没有数学一类的知识，他们说一年，就是说今年的什么什么花儿开了一季，他们说一个人的岁数，就说这人已经看到过多少次花儿开或者青草绿，现在，许多游牧族都还有这样计算时间的习惯。而农耕族不能这样，他们必须事先计算好耕作时间，把农耕的各种准备提前到一个恰到好处
的时间里。我当过多年的农民，就知道时间节气对农业耕作有多么的重要，如果把种子准备早了，种子就要烂掉，如果准备迟了，要补种也来不及了。农业生产，除了对一年四季的时间要有精确计算外，还要对云雨加以十分的关注，研究一年中什么时间有什么样的降水量，是当时国家组织中的天官们的主要工作，而国家的领袖则大多同时是治水的工程师，这样，记时观水，观水计时，并从中总结出周期性质
的规律来，就成为了国家与民众生活的头等大事情了。《夏小正》虽然成书较晚，但是，其是夏代人民通过动植物运动变化现象对时间季节规律的总结，却又是可信的。

夏以前，中国许多地区还是半耕半牧的，所以，那时的历法还不像后来这样精确，多是十月太阳历法，一年中也多种一季，人们到了冬季，基本上就不干事情了，坐吃山空夏秋时期积留下的食物以待来年。人们越冬的物品中既有粮食，也有腌肉食，吃完腌肉食，大概就可以又上山打猎及其采摘耕作了。古人的感恩思想非常强烈，所以，岁末年初，吃□肉，人们感谢腌食品而祭祀腊肉，也就成为了一种送旧时间迎新季节的活动了。这样的习俗一直保持了下来，特别是在中国西南地区，人们纪祀“干巴”和“黄膘”（腌□肉食品）及其生吃干巴的活动至今都还存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与现在人们的感谢与保护自然及其“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相似的一面。

商代，由于人口增多，人地矛盾开始出现，相应的阶级社会形式也就产生了，于是，在岁末年初大家都还休闲的时候，各种村社会党组织者便借此机会联络自己家族或者部落成员的情感，以此准备来年的生产及其求取内和平与外御敌的联盟，也就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活动了。在这样的组织活动中，联系大家情感的最有效办法，或者说是最自然和最人性的办法，就是祭祀大家所共有的祖先，这样，在过年的时候，祭祀祖先与家人大团圆也就成为了过年的标志活动了。这样的祭祀活动，和现在人们和团体之间搞“谅解会议”及其“恳谈会议”，非常的相似。

原始社会，人们把大数等同于“三”，三是个带有抽象性质的数字，所以，中国古人说的“络”，往往是指经纬纵横的联合现象，连，则是指多种联合现象，或者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络”指平面世界，“连”指立体世界，这样，就有了“络二连三”的说法。所以，过年，实际上也是指方方面面的“连接与联合”的意思，就是图个在岁末了断旧日不快，寻求新年之中方方面面的和平共处与发展共进。

周代，中国国家组织结构已经非常完善，当时，说是九鼎天下的联合国家形式，其实是方国之间往往各行其是，所以，联合与联络，是连接天下大一统和平局面的重要政治文化手段，这样，过年就已经不仅仅是人民群众的民俗生活现象了，还是各方国之间联络情感进行团拜活动的日子，为的就是在岁末年初，大家求得各种谅解，以重新在来年有个和平共处与团结共进的好局面。这样的国家性质的过年，与现在世界上搞各种形式和性质的联盟形式及其搞“谅解备忘”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样的中国传统习俗一直沿袭了几千年，是中国所特有的大一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如此这般的“过年”中，又演化出了：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等具有人与自然及其动植物和谐的“天人合一”之日，及其大年十五闹元宵，也就是北方的二龙戏珠，南方的吃汤团等节日。这些节日个个都有深刻内涵。过年期间，初一不杀鸡且崇鸡，南方一些地区还有人们在大年三十晚上让出房子回山上对山歌，让鸡神回房子中去明示一年之机的习俗（在家中铺满柴灰等待自出痕纹），这表达和提示人们要感谢自然和动物，是自然和动物为大家提供了生存之地。初七之日是人日，这天不但不能够杀人，而且，还有在这天媳妇对公婆出气，下级戏虐上司，官民同游公园郊外等活动。人日，就是提示人们不要忘记了天下本一家的道理，而一年中所存在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都不过是人们的某种社会需要而已。而吃汤团与舞龙灯，则是提示万事万物都是呈现原始反终的周期性规律，且彼此对待和相互作用的，就像搓汤圆那样，人们要把一件事情办好办圆满，就必须一反一正的相互作用，或者像二龙戏珠那样，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和现在一些所谓现代化的人们完全没有相反相成的思维，且动不动就要消灭异己的言行是大不一样的。

1949年，中国解放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但要领导中国人民赶英超美，还要十分辛苦的教育中国人民群众去反封建反旧文化，于是，党便决定要破旧立新的与世界接轨，于是，就把“元旦”改在了耶酥临世的那天，也就是西元的每年的一月一日，然后，再把农历的正月初一改成为了“中国新年”，这样，中国新年也就“入世”了，成为了像11月七日苏联那样的国家性节日了。再然后，大家就知道了，连珠炮的运动一直搞到现在，“反封建”一直都是中国革命者们的首要任务！这些革命者们就像中国人民的爸爸一样在教育着中国人民要走苏联或者美国那样的现代化的正道！就像中国人民的爷爷一样的在教育着人民必须与中华民族的各种愚昧的旧传统决裂，于是乎，就进化到了今年这淡而无味的“中国新年”了。

在中国奋斗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们，他们之间虽然常常打架斗殴，但是，他们在解救中国人民要尽早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比一个更像人民的严父慈爷。

二

我是北方人，却又是在南方长大的，父亲和母亲的成分都高，按照以前革命运动中的说法，就是他们两口子皆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这个双料反革命的“狗崽子”反而比一般的同龄人感受到了更多的传统中国文化氛围。

我们小时候过年，吃完腊八饭以后，就开始进入暖融融的“盼过年”的日子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说的过年是从腊八饭以后就算起的。说实话，这□八饭一点都不好吃，那是纪念佛祖悟道大成的日子，父亲不是信佛之人，他却要强迫我们兄妹吃那乱七八糟的蔬菜煮成的稀粥，我们边强吞着难咽的□八饭，还要边听着他唠唠叨叨的讲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先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的训导，吃完
了腊八饭，还不能去玩，还得去无偿的扫几条大街，或者去帮助街邻中的老弱病残挑水劈柴。

过年了，父亲就把大家关进房子，写上一大堆我从不知道的名字的牌位，叫我们磕头，磕一个，就要讲一遍这位先人的光辉业绩，每年都磕得我浑天黑地和晕头转向。文革中，揭发批斗我父亲的时候，我控诉他的几条罪状之一，就有这条！那些人虽然是我祖先，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们，况且，他们都是些封建反动派，我们革命小将怎么能够向他们磕头呢！于是，我努力学习鲁迅，要在文化革命先驱的指引下，向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开战，这一战就战到了70年代，我懂事以后，才发现自己那些年活得简直就像个无人性的狼崽子。大概也正是因为父母为我种下了许多封建旧道德的缘故，所以，当后来许多人开始用资产阶级革命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我就已经基本醒悟到了这两种革命之间还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存在，那就是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平，说白了，就是“天人合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驿站，是培养每个人的人格的温床，什么主义，都当不了人性的正直善良更对社会生活重要，如果说正直心为“道场”，也就是知识之本，那么,善良则是知识运用的标准。这意思说白了，就是恶毒的人用刀杀人，善良的人用刀切菜；恶毒的人用手中的权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善良的人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人民大众服务。人性的正与邪，根本上是依靠一个民族的普通习俗习惯而蕴育起
来的。我们这代人不说别的，至少还知道礼义廉?O怎么回事，至少还知道尊老爱幼，我的父母是我一个人养老送的终，他们拖着在反封建的历次革命运动中触及皮肉和灵魂所留下的病体，最后是在我这个当年的革命小将的怀抱中断的气，大概正是因为是我抱着他们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站，所以，他们面目安宁平静，父亲长眠以后显得十分英俊，母亲则十分美丽。我想，咱们这代完了，将来都得死在养老院
中，死的时候，我也许会伸出一根手指直晃，护士就说：天人合一先生，你是希望天下大同和天人合一嘛，那一定会实现的！我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心中则恼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还有个独儿，怎么不见他来给老子送终哩。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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