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的宗教团体均成为国家宗教机关的一部分，并无任何的庙产了。尤其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均被列为斗争、改造对象，迫令大批还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剩下没有还俗的，则实行经济收买政策，即由政府逐年拨出专款，把庙宇及其人员统统供养起来，类似按月支薪，并在其中发展党团组织，培养起了众多的官方“和尚”、“尼姑”、“道士”、“神父”、“牧师”。
到了八十年代，中共宗教政策总算较为开明些了，但又荒唐地给全国各地的宗教庙宇都套了行政级别，比如把北京的雍和宫定为司局级单位，长老享受正局级干部待遇；道教的白云观也定为局级单位，与和平门的北京烤鸭店同一行政级别，等等。于是在全国宗教界人士中，出现了“局级道士”、“局级方丈”、“处级阿訇”、“处级牧师”、“科级神父”等奇观。
已故前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的行政级别最高，享受地方省部级、军队兵团级待遇，是为宗教界的高级干部，当代最大的“政治和尚”。
由于所有的庙宇、道观、教堂、清真寺的经济来源于政府定期拨款，而不是来自庙产收入及信众的奉献，宗教界人士除了颂经念佛做礼拜外，还能不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转自【人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