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知识分子之“吃香”，不仅可从报纸上给予他们的“英模”、“突击手”介绍的巨大篇幅看出，也可从社会各种“激励机制”的倾斜看出。在深情涌向他们的各种实惠中，有房地产销售商打出的“博士优惠”的广告；有人们日常闲谈“博士可生两胎”的玩笑；在医学“精子库”的瞄准对象中，自然也少不了成名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倾斜，更多地偏重科技知识分子。所以，也有人私下里把“清华”看作进政治局的台阶，把“北大”称作秦城监狱的门槛。正是此时，一位在科学院工作的朋友说：“我们像是被利用的妓女。”
此言虽“偏激”，但并非谬误。其实，在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度，在每个人都被当作实现某一国家目标的工具的社会里，所有行业和个人，都只有某种单一的技能或器官被使用。而作为人，他们的感情、意志、兴趣爱好往往是被扼杀的。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作人的活动对人本身的“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主要表现在人的经济活动对人的异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则更多的表现在人的政治活动对人的异化，而且是有政策、有目的、由国家系统推行的异化。
这种现象，在中共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尤为严重，所以才有以“齿轮和螺丝钉”为榜样的荒谬口号，才有对“个人主义”的穷追猛打。无论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作为“可靠同盟军”的农民，还是作为附在他们“皮”上的“毛”的知识分子，命运并无两样。只是对更多“使用大脑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处境更酷烈而已。
使用自己的大脑，本是人与动物分离，从自然界独立的标志；社会分化出使用大脑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行使的是“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活动于思想文化领域，作用于人的思维与心灵，成果体现为物质、精神与道德三方面的进步。但在中共建国的五十年里，“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一切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所有制体系到枪杆子，都支撑着这个原则，所以，知识分子的“价值功能”基本上不能发挥。
“认识功能”方面，在前三十年也不能充分发挥。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将众多的知识领域划为禁区，只剩下极其偏狭的一部分，为国家的政治欲望服务。如果说，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事件是其“知识功能”萎缩的标志的话；九十年代，在“联合国宽容年”呼吁书问题上，“王淦昌两次被‘利用’事件”，则是其“价值功能”消亡的缩影。
允许用自己头脑思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但这次命运转变的契机，同时也预示了它的局限。大家或许还记得，那时最响亮、至今也没有被认真反思的一些口号，如“知识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和“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这些论断中衍生出来的。人们以为，只有这样说，才算强调了知识的作用，才能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才把“毛”归入“皮”的一类。孰不知，这其实仍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工具的一种论调。
诚然，实施“改革开放”后，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知识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执政党中“白区板块”与“红区板块”的换位，还表现在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知识分子也逐渐可以行使“认识功能”。
但是，权力阶层的知识化并没有还“知识人”权利主体的地位。人与知识一样，仍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这不仅表现在八十年代对“人道主义”和“自由化”的批判，还表现在知识分子仍然被当作“统战”对象，中宣部仍然掌管着国家的社会科学；思想开放依“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思想界”逐级递减，以至完全封闭。近期发生的“法轮功”事件，其实是执政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搞思想文化专制，萎缩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破坏社会生态自然平衡的结果。
纵观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前三十年可谓“被政治囚禁”，后二十年主体上可谓“被经济绑架”，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是被战争所牺牲。
*陈小雅是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为自由撰稿人。
原载《亚洲周刊》，199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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